作为温州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大大小小的打火机企业,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份额的80%。不幸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完全打乱了原有的秩序。 文|本刊记者 贺大卓 出处|英才杂志1月刊 黄发静一脸愁苦,指摘、抱怨充斥着他的话语,此人是浙江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的老板。这个拥有500人的公司,每年为全球提供1000万只金属打火机。而作为温州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大大小小的打火机企业,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份额的80%。 他们都挣了很多钱,而这原本也是一种多赢的格局,有人买打火机、企业赚钱、员工得利、政府收税、社会价值链提升。不幸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猛烈寒流,完全打乱了原有的秩序。 这股寒流也席卷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严重地挫伤了一个又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企业。 每年6月28日,本是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开会的日子。“以往都有几百人,热热闹闹的。2008年来了不到100人,整个会场空荡荡的,简直有点儿寒酸。2009年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黄发静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这个协会的副会长,鼎盛时期,温州的打火机厂有3000多家。“去年还有500家,现在最多只有100家能开工。” “现在企业根本没有利润。每天睁开眼睛,就得准备几万块钱。”黄发静叹息道。很多人已经离场了,“一年多时间,倒了80%,有些人是对这个行业没有信心了,所以选择关门。” 很多人都在讲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包括政府,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对《英才》记者称,该局将企业的转型升级作为以后工作的重点。 不过,黄发静的老朋友、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单靠企业自身的能力很难完成转型升级。“转型谈何容易,很多企业都是作坊式的,要转型升级,得有大笔的资金。钱又从哪里来呢?”这是周德文的说法,而在黄发静眼里,钱似乎是次要的。 “不少人已经赚足钱了,企业的日子这么艰难,政府如果不对我们有实质性的扶持,谁还有动力发展?”他端坐在沙发上,身体尽量挺直,本就没有笑容的脸,显得愈发严肃。
企业家的信心正在丧失? “保护企业家的利益和保护员工的利益同等重要。企业家的信心正在丧失。” 黄发静并没有把过多的“责任”推给金融危机:“我觉得很多企业倒闭都是非正常的,并不是金融危机引发的,就算没有金融危机,他们也会倒。”在黄发静眼里,这些原因有原材料价格波动、能源价格提高、劳动力成本提高,而这些确实和金融危机没多大瓜葛。 “尤其是劳动力成本。”黄发静情绪激动。在过去30年间,企业员工的利益,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充分的保障。 之前,作为“弱势群体”,他们总是随时面临着被解雇的可能。毕竟,中国拥有太多的劳动力,而像打火机厂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的准入门槛非常低。因此,众多的企业老板有了更广泛的选择。劳动力成本之低,也成为众多国际制造商进军中国的重要原因。 而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这种不平衡的劳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不过,似乎存在着诸多不合理成分:“比如说,节日加班要支付三倍的工资,而全世界最高也就是三倍;还有养老保险,重要的事实是员工不愿意参保。” 除了人力成本提高,黄发静认为,新《劳动合同法》执行之后,企业完全丧失了自主权。“旺季我需要1000员工,而淡季我只需要500,现在要解除劳动关系必须是员工有问题,企业的手脚都绑了。” “劳动密集型企业,哪个不加班加点的?一旦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处理不好,员工把企业告了,企业就吃不了兜着走啦。”黄发静说。他一再强调,自己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讲出来,而“讲问题的人是真正想执行的人”。 他的员工大都是老员工,很多人跟随他10年以上,他们之间关系处得不错,没有发生员工状告企业的事。但他听说在别的企业,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没处理好,员工一纸诉状将企业告了,最后企业受到了有关部门的惩处,还罚了一大笔钱。 这样一来,似乎“企业成了弱势,员工成了强势”,“员工说走就走,连招呼都不打,造成的损失谁负责?”不少老板遭遇过员工不辞而别的尴尬。 “企业的日子本来就很难,一下子又有了这么大的压力。万一工厂倒闭,工人最终还是失业,这种连锁反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黄发静不无担忧地说。 黄发静曾做过一个估算:一个中等规模的打火机厂,至少能吸纳200名员工。温州打火机企业从2007年的500家,下降到2008年的不足100家,这也就意味着,至少有8万名工人不得不自谋出路。 “我建议新《劳动合同法》做部分修改。第一,立法定位要清楚,不要把《劳动合同法》定位在倾斜法的角度,既然是合同法,基本的要点是平等;第二,要妥善修改其中一些福利性的东西,过于高的福利还不现实。” “保护企业家的利益和保护员工的利益同等重要。企业家的信心正在丧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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