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我和其他九名辽大同学离开校园，一起来到了沈阳日报社编辑部报道。在此后的四年中，我一直在当时的“理论评论部”（后改名为政治生活部）从事“党的生活版”的编辑工作。如今，离开报社到企业工作已经22年了，但与沈阳日报的情缘却是那样的难以忘怀，以致于心中总是涌出这样一个字眼——“感恩”。因为我始终得益于当年的那段不寻常的职业经历，在那座灰色的三层小楼中所受到的职业精神、职业技能的教诲与磨砺，使我时常庆幸当初与沈阳日报的这段职场情缘。因此在我的人生中，沈报是我的第二个大学——学习如何做人做事的职业大学。
当年的报社经历尽管早已远去了，但许多记忆却是依然清晰：记得刚进报社的第一个星期是脱产学习，接受例行的职业传统教育。老记者白矛那段“两瓶酱油”的典故，让我们清醒地懂得职业道德、社会责任的重要，真实地感受到新闻职业“铁肩担正义、妙手著文章”的真正内涵；出身于新四军的老报人、时任报社总编辑的黑伽同志，关于报社同仁不以职务称谓、一律直呼其名的社规讲解。让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新人顿时感到了一种职业的神圣与自豪，即便是时隔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对当年报社内部独有的超凡脱俗般的清新，仍然难以释怀。在我离开报社的很多年之后，每当朋友间谈到世风日下、腐败现象何日消除的一些忧虑之时，我总是不免想起当年在沈报那段简单、纯朴、充实的日子。
在来报社工作以前，我从未与传媒打过交道，自己的文字也从未变成过印刷体。因此，开始的工作压力还是蛮大的。还记得我编辑第一篇稿件，几百字的文章几次都被部主任退了回来，当时的确非常没面子。在老同志的言传身教下，这种入门时的窘况不久就消除了，很快我就脱离了老师的帮衬，独立承担起了专版编辑的使命。记得当时‘党的生活“版出刊日期是每周三，我总是早早来到报社，怀着忐忑的心情到评报栏前寻找第四版，看黑伽总编的点评。这位视报纸如生命的老人，当年就住在报社院内，是每天沈报的第一读者。每天凌晨当印刷厂的轮转机印出第一张报纸后，工人就马上送到他家，他就开始了一天中的第一项工作。记得我和我的同事们每天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自己的稿件或版面得到了黑伽给予的“甚好”这一最高级评价。如果自己的版面上的文章、照片或版式，赢得了若干个“甚好”、“很好”、“好”、“较好”一类的赞许，这一天的心情都会充满了阳光。反之，如果看到了“一般”、“较差”一类的字眼，顿时就觉得心情沮丧、闷闷不乐的。当年报社这种特殊的激励方式，的确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也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敬业、什么是精神需求。
记得我到报社后的带岗老师、也是我的辽大校友张崇高，曾经这样谈到他在报社工作的切身体验。编辑部的工作对年轻人是极好的职业训练，在这里你能够在高强度的环境中，经受良好的职业技能学习和实践。一旦你将来有机会从事新闻以外的其他职业，你在语言、文字、人际交往、自信心等方面都会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从职业生涯发展的角度上说，这大概是这个职业对人生的最大价值。这个职业感悟，在我后来的企业生涯中体会得尤其深刻。我在离开报社来到企业的环境之后，主要从事的是信息服务的行当。我认为，企业的市场价值实现，主要依赖于通过语言和文字与客户沟通，通过了解客户的市场需求，构架自身的服务模式。具体说来，就是锁定一个特定的行业用户群，针对他们的行业信息定向传播的现实需求，通过办刊物、建网站、搞活动、组织虚拟俱乐部等途径，在为客户提供实际服务价值的过程中，实现客户利益及企业自身利益的双赢局面。显然在这些经营服务的流程中，当年在报社那段职业训练形成的专业能力，使我从中受益匪浅。
在报社工作期间养成的一些职业习惯，有些至今仍然保留着。比如在用文字狱客户沟通的时候，心目中的客户意识就特别强，如何用最简洁的语言、最通俗的方式让客户了解你的服务价值，绝不去玩专业、玩高雅，而是考虑如何最好地用客户容易取得共鸣的方式来完成与客户的有效沟通。这种意识的养成主要得益与当年在沈报时养成的良好职业习惯，要用最通俗的语言为百姓读者讲清楚高深的理论，这是一个称职的新闻工作者的看家本事。又比如读报，在报社时，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本报，因此后来到了企业也一直保留了这个习惯。随着网络的发展，各种报刊的电子版越来越多，许多报刊都改在网上看了。惟有《沈阳日报》仍是每天的必读，尽管有些内容在我这个曾经的职业编辑看来，不够尖锐，不够深刻地触及生活，甚至在针砭时弊方面的功能有了某种程度的弱化。但我还是难以割舍，还是奉为每天的必读，也许这就是那份难忘的情缘使然吧。总之，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不论获得了怎样的成就，都无法冲淡沈报这所特殊的大学给我留下的烙印，都难以化解我的感恩情怀。
作者附言：上个月，我刚刚参加了我的母校——辽宁大学的60周年华诞庆典，却又适逢我的第二大学——沈阳日报的60周年华诞。真是好事成双、喜事连连啊。说起我与“沈阳日报”的故事来，心中总是涌出许多的往事。限于征文的篇幅，我的确很难充分抒发对沈报所保有的一份特殊的情感。我在沈报编辑部的工作实际上仅有两年多的时间，此后我受报社领导的委派，参与了同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共同创办《经济效益报》的工作，直接受当时报社第一副总编刘明周同志的领导。
这期间我在沈报经受的专业技能训练得到了第一次实践的检验，这份《经济效益报》号称全国性经济专业报纸，实际上参与办报的人中，我是惟一的“专业人士”。那段实践对我的锻炼非常大，经济专业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在完成好本职的采编任务之余，我曾以经济专业视角为沈报“半月论宛”版写了一些理论文章，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公共关系初探”一文，还受到有关方面的注意，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全文转载。这件事情还荣幸地被列为沈报50年华诞大事记之一。时光荏苒，和我当年同进报社的几位同学，有的已经退到二线，到研究室工作了。尽管分别多年，但当年那些同事熟悉的面庞却还历历在目，有当年的对面桌——刘亚军，早已脱离了编辑部，现在报社经营部门主事；有当年专跑纪检口、在上访群众中享有“青天”美誉的李铁林；酷爱足球、报社评论大腕姜柯……这些美好的记忆，早已成为我心中的永恒。千言万语归一句：沈阳日报——我心中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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