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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电视台200多临时工记者遭“集体清退”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05日 17:30 21世纪人才报
本报记者 姚海鹰 武汉报道
有人说,记者是为满足公众知情权而存在的。作为记者,如果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都只能是漠视,那是何等悲哀!但对于湖北电视台被清退的200多名“弱势”记者来说,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最后通牒
8月31日正逢周末,可刚从外地采访回来的王中京,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外租的房子里睡个懒觉。他9点刚过就耷拉着脑袋来到了电视台栏目组,懒心懒意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因为,第二天就到了他离开电视台的最后期限。
在8月30日和8月31日这两天,和王中京一样收拾东西纷纷离开湖北电视台彩电中心大楼的记者就有200多名,他们分属湖北电视台的公共频道、教育频道、体育频道、影视频道、文艺中心和新闻中心、社教中心等部门,但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湖北电视台的临时工记者。
“制片人说这是台里压下来的政治任务,要我给他面子。”王中京神情沮丧,前一天晚上他所在栏目组的制片人和他通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
“电视台的领导已下了最后通谍:9月1日,所有临时工无一例外全部离开电视台,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留下!”在新闻中心做摄像记者的周强透露说。
记者以《21世纪人才报》记者的身份,向湖北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徐立新求证,徐主任证实了电视台领导已向各部门下达“最后通牒“的说法。
“我的部门上周就已经走了16个记者了。”他显得很无奈:“台里的精神就是到9月1日止,所有临时工记者都要清退掉,一个不能留,否则就撤部门主任的职。”
在湖北电视台,社教中心是较大的一个部门,此次清退临时记者的任务也最重。该中心的王正中主任已有几天没睡好觉了,他告诉记者:“已走了47个,还有一些年龄大资格老的需要做一点工作,但无论怎样都得走,这是电视台党组的决定,是铁的纪律!”
他一边说一边打电话找那些顽固的老资格记者沟通,说话时极力压抑着自己的火气。
清退理由
此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清退记者的起因,湖北电视台高层没有在任何正式场合对外公开说明,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
社教中心主任王正中告诉记者说,原因就是电视台近几年屡出交通事故:“出事的记者与电视台纠缠不清,台领导为此大伤脑筋。”
记者调查得知,就在7月底,教育频道一名叫李海帆的记者在深夜下班乘“摩的”回家的路上,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家属因不同意电视台的抚恤方案,四处上告,闹得沸沸扬扬。
更让电视台高层头疼的交通事故,发生在原“双休版”节目部。2000年,在一次乘坐电视台采访车与某位领导夜出的途中,一名叫郭海燕的年轻女记者身受重伤。因为她的临时工记者身份,电视台给的医疗等费用“太难尽人意”。郭海燕不服,交涉无果后,就上演了一出亲自到唐源涛台长家堵门的闹剧,最终电视台只能以“工伤”处置。虽已几年过去,“双休版”节目部也早已撤消,但郭海燕的事始终悬而未解,成为了湖北电视台高层的一大心病。
“这几年大小交通事故接连不断,为了避免类似纠纷的再次发生,电视台的高层就下定决心清除所有临时工记者,以绝后患。”新闻中心徐立新主任告诉记者。
很显然,这个清退理由并非那么冠冕堂皇,完全站不住脚。依次类推,在中国当今以招聘制为主的用工制度下,所有员工都可能因用人单位“避免类似纠纷”的理由而被清退!但这的确就是湖北电视台清退记者的惟一理由。
在湖北电视台的高层看来,只要清退了这200多名临时工记者,就能完全避免因交通事故等纠纷为他们带来的种种麻烦。
9月1日,湖北电视台办公室秘书科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清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电视台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
现实伤痛
今年38岁的杨宾,是2001年初被社教中心的栏目制片人从襄樊一家县级电视台当作骨干力量挖过来的。当时,社教中心负责人曾许诺几年后要帮其转正定级。
可事到如今,几年前还是踌躇满志的杨宾现在却一片迷茫的神情:“最糟的是我把爱人也都带到台里来了,现在是落得‘夫妻双双把家还’。”
与杨宾一样,这些记者从四面八方带着激情来,现在却要带着被清退的失望和伤害离去。
这次被集体清退的记者大都是各栏目的业务骨干,有的已为湖北台贡献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青春。
“每天都要透支着体力拼命干活赶做节目,熬通宵是常事,台里没有给过任何报酬和福利,我们一直都是靠拿稿费过日子。”有记者感慨:“相对于台里那些有正式职工身份的人来说,我们这些打工记者,其实不过是一群拥有记者称号的‘弱势群体’。”
无论曾经是何等的劳苦功高,但只要是“临时工”都被纳入了这次一刀切的清退政策。
“清退是无条件走人,年轻的也许还好一点,年纪大的真的很难面对!”有记者哽咽着说。
当记者向他们了解电视台是否为他们办理社会劳动、医疗保险的情况时,记者的情绪都变得非常激动:“几百号人连劳动合同都没有签过,哪里还谈办保险。”
9月4日,上海市劳保局劳动监察总队徐汇大队办公室主任向记者介绍:任何用人单位在用人时必须与被聘用者签定用工劳动合同,办理备案手续。国家劳动法强制规定,所有用人单位都要为聘用者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包括失业,养老,医疗三类。
“记者从事的职业属于一种高级别的技术工种,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劳动力。”徐针对记者反映的情况说:“仅以一般工资水平来估算的话,湖北电视台要补齐所有临时工记者的法定社会保险,大概至少要100万元左右。”
据记者了解,被清退的几百名记者都没有得到电视台的任何补偿。
这次大规模的清退行动,所导致的另一个严重后果也是显而易见,一个电视台突然清退这么多主力记者,对节目质量的影响是致命的。
遭此次清退行动的洗劫后,各栏目主创人员基本流失,据记者刚刚获知的消息:社教中心下属的《致富之道》栏目,当前已成空城,仅余两人留守,播出节目告急!
“如今说赶就赶!栏目制片人没法开展工作!不要说节目的质量,就是节目的数量近期也根本无法保证。”一位制片人向记者诉苦:“没想到电视台这么大手笔,一两百名干事的一线记者就一下子全赶光了。”
(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涉及的临时工姓名为化名)
编后
作为一个媒体人,看到同行的遭遇只有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那就是:“痛心”。体验媒体人的生活,在抛开“无冕之王”等等之类的光环之后,其实媒体人接受得更多的是一种酸楚。
这种酸楚的事实是,媒体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媒体人的离婚率在职业排名中位居第二;媒体人是遭遇人身威胁最严重的职业……
在享受酸楚的媒体人中,有一种人更是在夹缝中生存,那就是媒体里的临时工。正如敬一丹所说,媒体临时工往往是一个媒体最前线的员工,他们干的是最危险,最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他们享受的却是最不能接受的现实:稿费打折,生活无保障,人身不安全。
这一点,从湖北电视台清退临时工的事件可见一斑。
想起来,其实媒体人是多么的悲哀。我们天天在为别人维权而呼喊,但是自己的权利却得不到维护。在自己想要“呐喊”几声的时候,还不敢用真名出现。
本报从本期起,推出系列报道,关注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这些记者编辑们的生存状态,让更多的人理解和支持媒体人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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