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失败大使，成功校长（上）

翻阅日历

　　被毛泽东“钦点”进入文章标题的洋人，只有两个，一个是白求恩（《纪念白求恩》），另一个则就司徒雷登（《别了，司徒雷登》）。巧合的是，这两篇文章都进了中学教材，所以，两个人在中国都是如雷贯耳。
　　不同的是，白求恩是“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而司徒雷登的形象，就定格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代表人物”上。当司徒雷登在1949年离开中国的时候，还被毛泽东揶揄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人们不大知道的是，司徒雷登曾说过，他“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离开中国的司徒雷登，也依然眷恋着中国——在司徒雷登的最后13年岁月里，他常常提起在中国的两大遗憾：
　　一是1949年夏天没有“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从南京前往北平和中共接触，形成双方接触的既成事实，让中共和美国有进一步沟通的可能。
　　二是1949年之后再也没有回中国。据说他晚年中风后，还是积极进行康复锻炼，他想的是自己要尽快恢复健康，再回到中国去。在中国，有他父母、妻子的坟墓，此外，他也希望回到中国后，“可以更正一些事情”。
　　时至今日，当中美两国关系已经正常化30多年后，司徒雷登依旧在中国遭受着深深的误读。人们只看到司徒雷登3年的大使生涯，却忘记了他在中国的其余47年。
　　其实，《毛泽东选集》之外的司徒雷登，形象丰满，甚至还有些耀眼。追溯他在中国50年中的各个事件时，都会让人有些感动。

　　在***《在华五十年》里，司徒雷登开宗明义，把他在中国的经历作了精炼的概括：生于中国，在中国度过童年，在中国传教，研究中国文化，兴办燕京大学，最后还在1946年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

业余的外交官

　　1949年5月，司徒雷登和中共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见面，敲定司徒雷登北上谈判，商谈承认中共，缓和中美关系等问题。最终，犹疑的司徒雷登等来了国内的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双方失去了一次机会，让中美关系正常化迟到了20多年，也给司徒雷登带来了一个天大遗憾。
　　司徒雷登没想到的是，他在中国50年的漫长岁月中，只有最后3年的大使生涯被用来盖棺定论，而要命的是，他的外交官角色并不成功。

毛泽东和司徒雷登的交情
　　1945年，赫尔利辞去美国驻华大使，当时最可能的接任者是魏德曼。魏德曼在二战后期接替史迪威，出任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和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而且也一向持反共的观点。
　　了解到这一条消息后，周恩来紧急约见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说：“魏德曼将军与蒋介石关系极为密切。让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中国不仅无法实现联合政府，而且内战将是不可避免的。”
　　马歇尔问周恩来：“你以为谁是美国驻华大使最合适的人选？”
　　周恩来回答：“燕京大学校长约翰?莱顿?司图尔特博士，无论在学识上和人格上，还有在政治的中立方面，难道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周恩来所说的约翰?莱顿?司图尔特，正是司徒雷登。
　　可以说，在1949年之前，毛泽东和司徒雷登之间并不是形同水火。相反，他们之间还有过不少次融洽，最起码是互相尊重的往来。
　　抗日战争期间，司徒雷登从一些去过延安的美国人那里了解到共产党的情况，对共产党有一定的同情。当燕京大学教授德加?斯诺由黄华陪同去陕北访问的时候，他全力支持。当学生们前往各解放区的时候，他更是说：“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日战争的前途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中共实行民主，美国政府决定支持中共抗日，你们到那里后请代我问候毛泽东先生。”
　　对司徒雷登的善意，毛泽东也有所觉察。1940年司徒雷登因骑马受伤的时候，毛泽东特意发去了慰问电。
　　北京被日军占领后，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依旧掩护学生奔赴后方，并和日本人周旋。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司徒雷登就被日本宪兵作为“敌方人员”关入北平监狱，直到1945年才重获自由。
　　蒋介石在重庆召开抗战胜利晚会时，特意用飞机把司徒雷登接去参加。见到毛泽东也在现场，司徒雷登拉着记者过去和毛泽东认识。毛泽东满脸笑容：“噢，你就是司徒先生，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指延安）工作得很好……”当时，黄华、姚依林等一些才华横溢的燕大毕业生正在延安。
　　此后，毛泽东在重庆寓所设宴，专门宴请司徒雷登。席间，毛泽东频频向司徒雷登敬酒，感谢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还一一列出燕大学生在抗战中的表现，备加称赞。
　　可以说，1946年美国政府任命司徒为美国驻华大使，事实上被中共看成是外交的胜利。

马歇尔系统的风云人物？
　　1946年5月，从美国返回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在上海见到了蒋介石。对于司徒雷登的到来，蒋介石满脸的笑容：“老乡啊，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现在才来看我？看来你的气色和身体比去年在重庆时好多啦！”
　　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在那里度过了11年的童年生活，所以能和蒋介石用浙江话交谈。当然，身旁的宋美龄有些不乐意。据说，趁着外国人到来说上几句英语，是她的乐事之一。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觉察到什么，便用英语向她问长问短。终于，宋美龄和司徒雷登接上了话。
　　宋美龄问司徒雷登：“你和马歇尔熟不熟？”司徒雷登此前并没有见过马歇尔，所以，在宋美龄的建议下，司徒雷登和马歇尔见了面，并对马歇尔赞不绝口。
　　马歇尔当时是美国总统特使，负责调停国共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对他并不满意。认为“其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唯共党之要求是从，无敢或违。”在5月31日的日记中，蒋更是这样说：“若以马歇尔最近对余之态度而言，诚令人绝望。”
　　这一次会面，是蒋介石夫妇的精心之作。司徒雷登一向和蒋介石有往来，私交不错。蒋介石希望他能在马歇尔面前说一些好话，可能能产生一些正面的作用。
　　让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见面之后，对司徒雷登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加上周恩来的建议，他更是建议美国政府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而此前，蒋介石一直希望魏德迈出任大使。
　　７月，马歇尔通知司徒雷登，已向杜鲁门推荐他出任驻华大使。在马歇尔看来，“是因为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抑或是中国人之反应，他是一位占有独一无二位置的高度受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他一生50年在中国所作所为是西方世界最好的一个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 
　　但事实上，司徒雷登的大使身份最终并没有受到两党的“信任和仰慕”。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别了，司徒雷登》中，毛泽东对司徒雷登做过这样的评价：“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在这段评论中，毛泽东给司徒雷登又贴了一个标签：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事实上，司徒雷登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因为他特殊的身份，才被选为大使，而回国后，更是受到了美国国务院“禁言”的命令。
　　出任大使期间，由于想一碗水端平，司徒雷登和老朋友蒋介石的关系也一落千丈。1950年司徒雷登的75岁寿辰的时候，“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向蒋介石请示，是否以蒋的名义送鲜花表示祝贺，蒋介石冷漠地回复：不必了。

司徒雷登为何留下？
　　1949年4月，在解放军的进攻下，南京岌岌可危。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赶往司徒雷登的住处，转达了代总统李宗仁的话：“请大使先生尽快离开南京，移驻广州。”但司徒雷登却没有走，只是让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代办”的名义去了广州。有意思的是，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却随国民政府南下去了广州，只把参赞留在南京。
　　对司徒雷登的举动，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这么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其实毛泽东也清楚，司徒雷登的意图不仅仅是想捞一把，当时，美国、苏联之间的力量平衡与制约很微妙，司徒雷登在寻找中美接触的机会。
　　得到司徒雷登依然呆在南京的消息后，毛泽东指令周恩来调派天津外事处处长黄华赶赴南京，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目的很明显，一是为中央接收敌伪外交档案；二是迅速与司徒雷登谈判沟通。
　　看到这一举动，司徒雷登也很清楚，共产党在争取他。黄华原名王汝梅，30年代曾是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司徒雷登和黄华之间也熟悉，他在日记中写道：“据说黄华是因为我的关系，才被派到这里来的。”
　　1999年，黄华在接受南京电视台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采访时，更是直接披露了周恩来当时给他的任务：到南京要准备和司徒雷登接触。
　　到南京后，5月5日，黄华就接到傅泾波的电话，并见了面。谈话中，傅泾波替司徒雷登说明：“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接触，这点已获国务卿艾奇逊同意。”并对黄华说：“你来了，也应该去看看你的校长啊。”
　　对傅泾波的建议，黄华脱口而出：“好啊！”随后，黄华致电北平请示。
　　5月10日，毛泽东回电：“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见面时要“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毛泽东还指示“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5月13日，黄华以拜访老校长的名义和司徒雷登秘密接触，会谈中，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现在所运来的(援助物资)，是国会去年通过而未运的部分，所余无几，今后再无援助。”此外，司徒雷登还说：新的中国政府成立后，美国会考虑承认问题。但也有一点保留，那就是在此之前，美国还不会和旧政府脱离关系。

错失的机会
　　6月8日，司徒雷登派傅泾波找到黄华，询问是否可以在返回美国之前，去一趟北平，以直接了解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意见。当傅泾波问黄华是否可以和周恩来直接联系的时候，他明白，司徒雷登希望去北平拜会周恩来。
　　接到黄华的汇报后，中共表示愿意让司徒雷登来访，但也有顾虑，毕竟他是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这样的身份不方便到北平。于是，中共建议司徒雷登以私人身份前来北平。
　　不久，傅泾波对黄华提到：有没有可能让司徒雷登在6月24日他生日的时候，到燕京大学与燕大师生一起过生日。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他长期担任北平燕京大学校长，每年六月都返校过生日。
　　接着，司徒雷登给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意思。陆志韦很快回了信：“昨天(6月15日)上午我见到周先生。……毛泽东已宣称你有兴趣来燕京访问，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来)的。”
　　在日记中，司徒雷登也这样写：“毛泽东宣称，我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对中共的态度，司徒雷登非常高兴。但是，这一举动关系到美国、苏联、中国等各方力量，是一件大事。他必须报告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作最后决定。
　　傅泾波此前甚至都建议他不向国内汇报，直接上北京，造成美国和中共接触的事实，司徒雷登拒绝了，在他看来，这是对美国政府的欺骗，作为教徒，他不愿，也不敢这么做。但这一犹豫，最终形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遗憾。
　　美国的情况并不乐观，16位共和党议员和４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杜鲁门总统，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不要承认中共政权。
　　结果，司徒雷登等到了让人绝望的回复。美国政府认为北平之行“可能提高中共的威信”，造成美国即将承认新中国政权的错觉，并在国内引起反对派的攻击。同时，美国在亚洲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已经占领的日本。
　　因此，艾奇逊电复司徒雷登：“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8月日，明故宫机场，在南京军管会人员的监督下，73高龄的司徒雷登上飞机，黯然离开中国。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第３天，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美中关系白皮书》，把失败的责任推给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并对中共进行污蔑。8月14日起，毛泽东接二连三抨击白皮书。在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文中说，“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失败的象征。”
　　此时，中美接触的大门随之彻底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