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的告诉我,她的一位闺中密友最近挺郁闷的。姑且把这位朋友的朋友叫做a吧。她的郁闷来自于和自己的老妈发生了意见不合。不合的原因是因为a找了个男朋友,虽然两个人感情挺好,难舍难离的,却招来了老妈的一肚子不高兴,惹上了一脑门子司。小a没事就听老妈唠叨: “丫头呀,你怎么找男朋友越来越没眼光了?妈就希望你能嫁个:个头高的,长得俊的,博士生,北京户口的。你瞧瞧你这回找这个,没一样让我老人家满意的。哎——” 这四条,可以说是一个普通北京老太太的招婿标准吧。有道是,无规矩不成方圆,凡事有个标准总是好事。有人曾经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办事,规矩像弹簧,因人而异,看人下菜碟,还说是从小日本舶来的管理方法——柔性管理。老太太希望自己亲女儿嫁得好,无可厚非,而且定个硬性指标,也总比袖里乾坤来得光明,还具有可操作性。 估计看到这里,该有人骂了:北京这个老太太搞歧视!顺便又该骂上北京姑娘,北京人了。我觉得,在骂人之前,最好先长长脑子再说为好。 其实娶妻嫁女,古来有之。那时候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是毕竟是女儿终生大事,因此,但凡有点身份地位、不着急把女儿嫁出去的人家,总还是有招婿标准,得挑挑拣拣一番。虽然是因朝而异,与时俱进,不过还是可以看出有脉络可循。 比如说,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老岳父吕公,把女儿嫁给当时看起来完全是个混混儿的刘邦,吕老夫人责备道:“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予,何自妄许与刘季(刘邦)?”吕老头说:“此非儿女子所知也。”由此看来,当时的择婿标准还是要找个贵人。在秦汉之际,贵人的含义一般是指有贵族身份、根红苗正的人家,相当于现在的高干吧?而且,那时的贵族身份往往是世袭的。因此,一旦拥有这种身份,往往就能得到社会的尊重。 而后汉三国时期,有个著名的故事是刘备招亲,当时的孙尚香的招婿标准是非英雄不嫁。能这么喊出来,可见当时的社会正处乱世,贵族也是朝不保夕,已经是不重出身看表现了。所谓乱世出英雄嘛。 等到了唐朝,大家又回到富贵之梦了。白居易的那句“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说明当时的社会择婿标准取向还是希望能得到君王的垂青。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短平快地直接让女儿过上富裕生活。 元明时期的招婿标准可以从著名的《牡丹亭》得到一点启示。崔莺莺老妈的招婿标准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当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自然喊出谁要能救命就把女儿嫁给他。可是等到危机解除,马上毁约,恢复常态。虽然张生和崔莺莺已经私定终生,还要求张生必须中了状元才可以来娶。这说明,当时一个功名身份是何等之重要哇。 等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又是社会变动大的时代,招婿标准又重看个人本事了。“他女人嫁还不是冲家当给的,而是冲他有能耐给的。有些人明白世故人情,养活姑娘要说婆家,宁给有能耐的姑爷,亦不给有产业的。有产业的人家有儿女都是溺爱,别看他家有产业,还不一定守得住哪!只要姑爷他有能耐,比姑娘大几岁都不在乎,姑娘过了门,绝不能跟男人挨饿。”(《江湖丛谈》连阔如著) 而到了解放后建国初期,招婿指标又变化了。当时有部评戏的戏词就说:“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真是有本领,我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回家来他能给我作先生。”并且,在当时,家庭出身又绝对是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再好的男孩,如果闹个大款爸爸外国妈,在一般人眼中看来,也绝对不是招婿好对象。 从这些记载看,我有一个推论:在社会阶层相对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人们的招婿标准侧重于固定指标,比如出身(贵族),家产;而处在社会阶层间变动大的情况下,人们侧重于“可持续发展”类指标,比如本领(英雄、状元、能耐)。这种指标体系的波动,说明了招婿问题绝对不是现在小资们崇尚的纯粹爱情,而是深刻反应着社会状况。这么说,最高兴的应该是经济学者,他们会说,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在招婿问题上得到了深刻验证。 回到前面说的那个北京老太太提出的条件。分析一下,发现这四条标准又可以分为三类标准: 1、 外形类标准:身高、相貌 2、 能力类标准:博士、硕士(有人可能会觉得学历、能力并不正相关,可是,除了学历之外,又有哪个指标可以方便度量并让人信任呢) 3、 身份类标准:比如北京市户口。 我相信,如果那个男人满足这些条件的话,绝对是不愁娶不着老婆的,且不愁找不着情人的。前些日子,看到有人嚷嚷“谁平均了我的性伴侣”,估计是这三类指标有所缺失。 我觉得,那位北京老太太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了的。换句话说,这些指标正是要想在当前社会中混开了的重要生存条件。 现在,找工作多难呀!好像除了保险公司,没有几个公司大规模招人。而且,现在高学历的有的是,不少企业、事业明明需要的人中专知识水平就够了,没准儿在市场上一看,找个硕士回来。“学士不如狗,硕士满街走,博士还能抖一抖!”看看,还是博士生有保障吧? 再说外形类指标,据说,第一印象对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影响程度及其巨大。现在社会属于快餐时代,谁有工夫去慢慢品味某个人到底如何呀?因此,外形指标对一个人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 再有就是身份类指标。这个指标我觉得是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在中国传统中,我才疏学浅,还没有发现有特别重视户口问题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虽然户口的重要性已经有所减退,可是教育问题、就业问题、保障问题等等都和户口息息相关。最近有个案子,是车祸撞死了人,进行赔偿。结果呢,拥有城市户口的死者家属得到20多万的赔偿,而拥有农村户口的死者家属只得到6万元左右的赔偿——连死的价码都不一样! 每个母亲都是爱孩子的。正是这种母爱,使得母亲对女儿的招婿标准最为理性,最“实事求是”。也许,可以把这称作是一种歧视,可是歧视存在的土壤是社会中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设置。美丽的花朵如果没有土壤,也难得绽放。在现实面前,一切对“歧视”的空泛的道德批评都是不现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