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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斗的智慧 文、《身边的管理学》一书作者商振 公元263年，魏国分三路进攻蜀汉。魏将邓艾抄小路攻入蜀中，后主刘禅派诸葛亮之子诸葛瞻阻击邓艾，没想到却战死在绵竹。这道防御没有后，魏军直指成都，而姜维率领的蜀军主力还在剑阁驻守。刘禅连忙召开大臣们开会商议，意见无非两条：降或者逃。光禄大夫谯周力主降魏，刘禅采纳降魏的建议，反缚自己双手，出城投降邓艾，并根据邓艾的命令，下令蜀军全部投降。蜀亡后，刘禅移居魏国都城洛阳。一天司马昭与刘禅喝酒，特地为刘禅演奏蜀地的音乐，刘禅的随从听了都很难过，刘禅却仍然喜笑颜开；后来又有一天，司马昭问刘禅：“颇思蜀否？” 刘禅回答说：“此间乐，不思蜀。” “乐不思蜀”，千百年来阿斗一直因此被人斥为“扶不起”。不思进取、贪图享乐，阿斗简直成了怯懦、没有进取心的代名词。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研读这段历史，做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扶不起的阿斗”刘禅能领导蜀国41年，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虽最后成了亡国之君，却能够得享天年，这很不简单。也许，阿斗并不是扶不起的。 在说刘禅投降这事之前，先来看看当时的所处环境。当时，曹魏占据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东吴占据着除四川，以及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之外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蜀汉政权只保有区区的四川，以及云贵的部分地区。这也就是说，曹魏占据了全国十之七八的地盘，剩余部分东吴也占据了十之七八。从实力对比上看，打是打不过了。而当魏军直指成都时又是什么情况呢？逃的路线无非是弃成都而进南中，或者投靠孙吴。但南中地区，也就是四川南部及云、贵部分地区，那里情况复杂，且少数民族聚集，不见得就能立得住脚。去投靠孙吴，先不说人家会不会收留自己，就是孙吴自己也不见得能自保，去了不也跟没去一样。因此，投降未尝不是当时的最佳选择。 确实投降之后蜀国即亡，但老百姓却能减少灾难，更何况蜀国本就逃不开灭亡的命运。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诸葛亮自己说的，他在《后出师表》中，曾清醒地指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除去魏、吴的咄咄相逼，蜀汉政权还面临着少数民族的顽强抵抗，以及四川土著势力的顽强抵抗。诸葛亮这样的“超人”都无力回天，所谓“七出祁山”也只是避免“坐而待亡”的权益之策。 在这样的环境下，阿斗的选择不见得就完全是不可取的。刘禅宁愿背负骂名也要投降，乃“全国为上之策”。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国家人民去留之际，刘禅把注重国人现实利益，并没有与对方做“无畏抵抗”，虽然留下了千古骂名，却让蜀国人民免受战争之苦，说得搞笑一点，这算不算“舍小家为大家”呢？再者蜀魏之争，只能算是“人民内部战争”，又不是“抵御外敌侵略”，因此没有必要上纲上线的“民族大义”。 刘禅虽然是亡国之君，但不见得他就一无是处，亡国不见得就是他之罪，更非他所愿，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愿意自己亡国。虽然刘禅最终选择了“自缚投降”，在那样的情形下换做是我们我们又能如何？号召人民奋力抵抗？有抵抗的余地吗？痛骂魏国“帝国主义侵略”？有用吗？即便是战死、英雄般倒下又有何用？除开给中国历史留下“光辉一笔”之外，能够解决当时百姓即将为鱼肉的问题吗？能够对蜀国起到哪怕是一点有“建设性”的意义吗？ 中国几千年历史朝代更迭，所谓“逐鹿中原”，大都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舍得一身剐很容易，但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拍自己的大腿，别拍别人的。可又有多少所谓“正人君子”，打着“仁义道德”的幌子，卖着“百姓”的命，保的却是自己的荣华富贵。虽然自己会在历史上显得那样“没有气节”，但刘禅却给了蜀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民生”，难道这不是一国君主应该为之奋斗的首要目标吗？在危难关头，舍弃自己而使国家人民得以保全。如此决策，与为了自己一己私利，就不断地鼓动老百姓为自己卖命的人来比不知要强多少。为这一点上，刘禅比南唐后主李煜强多了。 当北宋大军杀来之时，李煜先是数次派使者请求退兵却未果。宋太祖开出条件：只要李煜自降就不大兴伐兵。李煜态度坚决，发动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战争。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号召百姓捐钱抗战，而事实上他自己尚有百万银子的私房钱，说是“保卫祖国”，其实是保卫自己的享受。南唐军民的拼死抵抗终于没能阻止宋太祖统一的步伐，金陵城终究还是破了。此时，李煜的“民族气节”全无，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以历史上规格最高的投降----肉袒（裸露上身），出城向宋军跪倒乞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从李煜这首《破阵子》可以看出，山河失去了，我不在乎；家国破了，我也不心疼，只是身边的美人啊，让我惦念。感情那么多南唐臣民奋死保卫的不是家国，而是他李煜的美人。 再来说说“乐不思蜀”。首先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刘禅是否真的是“纨垮子弟”？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只有清楚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更深入了解特定语言和行为的意义。 刘禅曾提出“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的治国方案，意图先修养生息，积蓄力量后从长计议再北伐。这一政策从由于诸葛亮一意北伐后，蜀国因过耗国力、劳民伤财致使国家衰落的结果来看是正确的，这说明从能力的角度讲，刘禅不是真的那样平庸；刘禅在位期，还亲自处理除了对外战争领域之外的国内军政事务，这说明刘禅还是很勤政的；因谨遵父命：“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而“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放权给诸葛亮处理军政大事，这一点说明刘禅是个仁义忠孝之人；魏延造反，却表奏杨仪造反。后主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曰：“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问题，刘禅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官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刘禅有这样一句评价：“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南朝史学家裴松之评价“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就是诸葛亮自己也曾评价刘禅：“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什么是循理？说白了还是挺明白事的。一个明白事的人，会否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会否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可刘禅偏偏说了那句足以让他遗臭万年的“此间乐，不思蜀。” 刘禅投降后，举家迁往洛阳，被封为安乐公。此时的他，虽然是亡国之君，但不仅仅影响着自己的性命，包括家人及蜀地百姓幸福也都要看司马昭如何看待他。司马昭对自己的评价，直接影响到晋国对蜀地百姓政策的宽松与否。所以刘禅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才能，不仅是为瞒天过海养晦自保，更是为了“给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这个方针应该讲是成功了，刘禅赢得了司马昭的那句：“我无忧矣！”。 说起来，当年越王勾践不是也采取了此种策略的吗？公元前492年，吴王夫差攻破越都，勾践被迫屈膝投降，率妻和大臣范蠡亲去吴国做人质。到了吴国后，夫差有意羞辱他，囚于石室。要他住在阖间坟前的一个小石屋里守坟喂马，有时骑马出门还故意要他牵马在国人面前走过。勾践自称贱臣，对吴王执礼极恭，“服犊鼻、著樵头；夫人衣无缘之裳、施左关之襦。”胜过夫差手下的仆役。最“疯狂”的是夫差生病，勾践前去问候，还掀开马桶盖观察夫差刚拉的大便，体贴夫差的病情，所谓“问疾尝粪”。3年后，夫差认为勾践已真心臣服，决定放勾践夫妇和范蠡回国，才会有了后面的故事。 为什么勾践“尝粪”都可以，而刘禅只是说了句话就“万夫所指”呢？在于勾践最后成功复国了，而刘禅没有，原来历史真的是“以成败论英雄”。忽然有个很好玩的猜想，如果勾践最后没有成功，如果刘禅最终统一了三国，历史又会如何评论？可惜，如果只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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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6-4 9:28:57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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