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约彭定康（Chris Patten）午餐，最现成的理由自然是香港回归10周年。起先他提议去伦敦市中心的一家中餐馆，最后改主意说，还是去他在伦敦西南部的巴恩斯（Barnes）家中小坐，再到临近一家法国餐馆用餐。他改吃法国菜，可能是图近，再则他不是那种小鸡肚肠一见法兰西就念叨滑铁卢斗气的英国佬。与保守党内阁中不少对欧洲很感冒的同僚比，这位前港督是出了名的崇欧派。
坐火车到巴恩斯小站，拐入车站路。前行不远处，便是彭定康居所。世界各地凡以车站路命名的地方，多半受人车合流的噪声污染。但巴恩斯却例外，幽静如乡村。周边花草林木茂密，头顶上方，遮蔽了些天空，滤走不少最难得的英国阳光，洒下清凉。泰晤士河在此一拐，如立一道水幕，顺手将市区主干道的轰鸣车流轻轻挡在外边，巴恩斯由此成了伦敦最适合人居的一方雅地。1997年6月30日那个滂沱雨夜，彭定康携家人告别香港返英后，即搬入此地安家。2005年，已远离政坛的彭定康获册封为英国上议院终身议员，正式封号就以他家的所在地命名，也就是现在的巴恩斯男爵。
这是栋有百多年历史的维多利亚时代三层小楼。我按门铃，彭定康开门揖客，让进客厅小坐。几年不见，他体态有些发福。楼梯过道上，挂有中国字画，还有他三千金的肖像。客厅是个书世界。彭定康说，刚从雅典回来，马上又要去印度。近一半的时间在旅途中。我们一同起身，往法国餐馆去。边拐几条窄巷子边聊天，只听彭定康朝前方喊了声“darling’。巷子那头，走来他的太太Lavender, 中文名是林颖彤。她刚从超市回来，双手提了五六个塑料马甲袋物，显得很沉。她放缓步子，与老公打完招呼，又朝客人歉意一笑，说：“我两只手上全是东西，就不与你握手了。” 而后就径直回家。
（二）
中国人似乎最讲究纪念或庆祝仪式。近年来，西方人也有染上这一癖好之嫌。今年六、七月间，纪念香港10年回归的午餐会晚会讲座，持续了好几周。香槟烛影拱手哈啰间，彭定康却是令人注目的缺席者。他除了在出任校长的牛津大学设了鸡尾酒会，答谢众友人外，不见踪影。
依照本报规矩，公众人物被邀“与FT共进午餐”，做访谈，是主随客便，由客人选餐馆，FT最后埋单。这家法国餐馆叫Soony’s ，里面食客不多。几位着装时尚的中产女子，正很闲适地说话，透出一丝午后的慵懒。坐定后，彭定康对操着浓重法国鼻音的女伺应生说，他知道点什么，只要份套餐。而后问我，是否来杯葡萄酒。为省时间，我也从简，要份套餐。他点鸡，我则点鱼。
我问他，香港回归10周年之夜，碰巧看BBC，正重播当年主权移交的电视实况，还是请他做的开场白。他抬了抬酒杯说：“离开香港这10年，我从没有勇气去看那个晚上的电视录像。这次BBC邀我，最后我应承下来，也是我十年来第一次看到当天的电视场景。” 彭定康曾开玩笑说，大英帝国寿终正寝的确切时间，是他由香港回到希斯罗机场，排长队等侯出租车回家的那一瞬间。
等菜的间隙。我问，你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10年满意吗？彭定康嚼着面包说：“十年下来，香港最重要的东西，比如法治与一个自由社会应有的东西，都保住了。但香港还缺少一样东西，也就是自己选择政府的权利。香港是自由的，但是尚不民主。”
两人的头盘，点的都是猪肉冻杏桃胡椒粒。任港督五年，港人称他“肥彭”。他大概是“绰号”最多的西方政治人物。他自嘲说：“这算是昵称吧。其实，那时叫我“肥彭”，名不副实。十年下来，现在你再看看，才货真价实。” 言语间，他一头永远蓬乱的灰发，一跳一跳。他的分头与刘海是很出名的。97前后，中南海对“肥彭”是动过肝火的。这位曾任英国保守党主席的职业政治家，一反历任港督的文官传统与柔软外交身段，选择在港英殖民统治撤退的最后一刻，推行民主政制，非但开罪了北京，也惹毛了不少英国外交元老。在中国官方报章上，他的绰号也开始升级，由政治娼妓而千古罪人。
时隔十年，对当年所作作为的看法有无修正？
“我想，北京知道，我对香港问题的看法并无改变。与北京对其他一些棘手问题的处理相比，香港的政改进程显得缓慢，是不幸的。北京还干预了一些香港事务，包括法律上的。但总体而言，香港是成功的例子。现在港人的民主要求横跨各种政治力量，他们只是想弄清楚香港发展的未来走向。这也是前香港政务司陈方安生眼下表达的意思…我从来认为，香港对中国太有价值，北京一定会谨慎小心，不会伤害香港。”
我问，香港一有问题，外界矛头常直指北京。但香港特区政府花太多时间揣摩北京心思，有自治权但不会用，是否也得打五十大板？彭定康想了想说：“其实，对香港问题，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很好的咨询。对特区政府来说，如果清晨一醒来，就猜想北京在想什么、会做什么，这是不理智的。老是揣测北京，其实也是在低估北京的智慧。还有，就是香港商界人士对北京的态度。一有事情，就往北京跑，还一味呼应他们自己臆想中的北京强硬路线。这很荒诞！”
香港五年间，难道没有遗憾? 我问。 “是的。直到现在，我仍感到失望的是，当年我与鲁平先生（负责香港事务的中国最高官员）没能建立更好、更富建设性的关系。他人很好，也很有智慧。我们之间没能处得更好，不该是命中注定吧？” 当年，正是鲁平责骂彭定康为“千古罪人”的。
（三）
酒杯已空。我问，是否再要一杯白葡萄。他点点头，继续聊。
一年多前，彭定康出版自传，题为“不一般的外交家”（《Not Quite A Diplomat》，记述了他港督之后的一段政治生涯——出任欧盟对外关系高级专员，也就是欧盟最高外交主管。如书名所言，他抛弃外交辞令，坦率臧否当今国际政坛头面人物，破了政界规矩，也自断重回政坛的念头。不过，出任欧盟要职，却迫使北京很快为他“政治平反”。
“北京一得知我出掌欧盟外交事务，有位相当高层的中国官员马上找到我说，你现在已经不再是刺耳的噪音，而是和谐之音。不多久我就出访了北京。当北京知道我并不反对中国，他们表示出成熟的政治智慧与礼节。” 说到此，63岁的彭定康有些怀旧：“有一次在北京会见江泽民主席。他说，彭定康先生，你长得有点像莎士比亚呀。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我回应说，江主席可多读一些莎士比亚的历史剧， 因为它们会让你懂得社会稳定的价值。”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外交，与白猫黑猫论同样讲求实际。2002年，昔日《人民日报》社论上千夫所指的肥彭，应中国共产党最高学府——中央党校之邀发表演讲。据说，这是西方政治家第一次受此等礼遇，让他当了一回彭定康同志。
前后算起，彭定康与中国已经打了15年交道。近几年，中国经济崛起之时，西方是否正在调整对中国的态度？
“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确进步很大。不过，西方领导人访华时，常常有种倾向，也就是拼命夸大中国的成就。这或许意味着，北京对西方人的一些奉承话还听得很入耳。一些西方的商界领袖还觉得，如果对中国的领导人说一些他们希望听到的话，或与中国一位副总理吃上一顿饭，做生意的机会就从此打开。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现在，中国人做生意与其他人一样，生意就是生意。”
正餐上桌。他点了白酱奶油烤鸡鲍菇意大利烩饭。我是煎鲑鱼柳配山果花蕾。彭定康穿底子粉色的细格衬衣，外面套咖啡色羊毛衫，不系领带。他在衣冠楚楚且拘谨的英国保守党内，穿着上属随意派。我将话题转到印度。这几年，他出任英国印度商界领袖论坛英方主席，去德里很勤。我问，他与中国印度现在都沾上了边。如果下注，更看好那个国家？
“聪敏人自然会把钱同时投在两个国家。中国的发展势头比印度快一些。中国的经济成就，世人都可看到。在制造业与基础设施上，中国比印度领先很多。中国已为四亿人脱贫。但仍有大约5亿人每天生活水准不到1美元。有数据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美国。当然，印度也存在很多毛病。必须承认，它虽有强烈的改革意愿，但只是弱势改革。而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如何应对政治上的变革。而这个大问题，印度早已经解决。若中国能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对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有好处。没有人想看到中国出轨翻船。”
但是，不少中国官员或学者，只把印度看作是个失败的民主与低效率经济？
“ 当印度的生产力向私营业大规模转移时，其经济基本面就会出现转变。中国的私营业要想在跨国水平上取得与印度相同的规模，就要困难许多。中国国有企业向私营业的转型是滞后的，其中有政治因素，包括任命政府官员出任高层的职业经理人，拖了后腿。” 彭定康说。
（四）
彭定康大概属于英国政界那类独有的“两栖动物”。远看是政治家的骨架，近察则有知识分子或学者的血脉。他30岁而立之年就当上英国保守党研究部主任的要职，迄今仍改不了出谋划策的本能。“如果我给中国的中央政治局写报告的话，首要是两大问题，社会不平等与环境问题。” 彭定康要了杯咖啡。这年头，能够完全确定不是“中国制造”的货品已不多，咖啡大概是其中之一。我问他，“中国制造”已走了出去，且走的很远。全世界都在消费中国。但中国与中国人对西方仍是疑虑重重？
彭定康手握着叉，玳瑁的老光镜一半架在鼻粱上，停了好几秒，吐出几个字：“是历史吧！”。年轻时他在牛津读近代史，四十年后退出政坛。击败克林顿，出任母校牛津大学终身校长。“第一，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在西方大国手中遭受众多屈辱。第二，很多中国官员会说，你们在世界许多地方的殖民统治，延续了一百多年，为何没在那个时候介绍和推行民主呢？我不得不说，这是有说服力的观点。”
彭定康嗜好不多，但喜欢园艺。苏州拙政园是他心目中地位最高的皇家园林。在法国的度假屋，自己有个菜园子。我提及正在大英博物馆展出的《秦始皇兵马俑展》。他说，还没来得及看。以前去过西安，看过“真家伙”。我说，近来英国有媒体说，这个展览是以两千多年前统一中国的秦赢政来暗示21世纪中国的强国雄心？你如何看？“这种说法显然说过头了。二十一世纪是属于个人的。科学技术既能行善，也能为恶。在我看来，将21世纪冠在某个国家的名下，就像19世纪是英国与德国的，20世界是属于美国的，是不明智的。”
彭定康用毕咖啡，已近午后三点。临走，他问我是否知道，最近中国一些学者花很多精力，试图推翻人类祖先来自非洲的最新科学发现。“这让我感到很惊讶。许多中国人总觉得中华文明独一无二，中国人种是独一无二的。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文明的存在。” 出餐馆门，同行几分钟，彭定康给我指了路，道别。 两天后，我给彭定康去电邮，不再谈国际大事，只问他最喜欢的中国菜？他回信说，是中国的清蒸鱼。简单、味美、不花哨，是他美食的最高境界。
香港10年后，他已只是一个政治权力场的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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