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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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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6-20 15: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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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为什么“只是”经理人?】
记者:一直以来,您给自己的定位都是职业经理人,但实质上大家更倾向于把您当成一个企业家来看。
王石: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绝对不矛盾,不能说职业经理人就不是企业家,我们能说通用前CEO韦尔奇不是企业家吗?那是企业大家,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是从部署战略规划的角度上讲,那么我当然是企业家,万科是我一手创建起来的,而且我早已不管具体的事务,万科现在有一个职业经理人队伍在掌管着,我仅负责在公司重大决策上的监控来决策一些事情。
把自己和团队捆在一起
记者:那您为什么愿意把自己归为职业经理人呢?
王石: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有区别的地方就是这两者之间,一个是所有者,一个是管理者。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一个管理者,是个职业经理人。
记者:当初您放弃了做一个所有者的权利,很多人认为您很高尚。
王石:这纯粹是我个人的一种选择,和道德高低没有关系,我自己选择了做一个经营者。经营者当然只是领取报酬,像我,一年的工资不过也就几十万。很多人认为这不可思议,认为太低了,感觉我至少应该挣三四百万吧,现在房地产业不是有年薪700万的总经理吗?王石再少总应该有300万吧!还有人说王石这个人高尚,他不是为了钱。我认为这两点都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董事长,而且是长时间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只是1999年以后才把总经理辞掉的。如果我高尚的话,我能要求下面都高尚吗?也就是说如果我用高尚来经营企业的话,那企业就形不成核心竞争力了。你不能把一种高尚的行为作为一种核心竞争力,因为资本的运转有它的规律。
而前一种看法就不是关于高尚了,认为应该提工资对不对?但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不认为我的工资低,这和高尚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个所有者,我不是亿万富翁,我是一个打工者,我属于一个职业经理阶层,我的工资水平不能和整个团队分离开,它应该是一个整体。
从经营的角度来看,整个万科的工资体系,也就是工资的成本是不低的。你不能自己跳出来来看待一件事。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那无所谓,50万和300万对利润3个亿到4个亿的企业来讲,其差别不很大。尽管作为个人来讲差别是10倍,但从企业成本来讲差别是非常小的。问题是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我要500万的话,下面人至少也得300万吧,不可能我500万他40万,这样没法合作。而且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国际工业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能相比,所以我认为我现在的工资,包括整个万科的工资体系不是低,而是中等偏上。
招进人才也会失去竞争力
记者:就是说你对目前的收入很满意?
王石:你是想问我还想不想提工资吧?实不相瞒,我想,而且我还真想我工资后面再加个零,就是说不是50万,而是500万。但是怎样达到呢?那就靠进一步增大万科的盈利能力,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进一步在有了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使销售不断地提高。当你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你的工资就上去了。所以只要万科有希望,有发展前景,我的工资一定会继续往上涨。实际上这还是核心竞争力的问题,因为企业市场的变化是一种波浪式的前进,如果你在高峰时制订你的工资标准,那低谷时怎么办?我们知道人的心理,工资加上去没有怨言,加到某种程度往下降就有一定的困难。
而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综合的,各个层面的。你要考虑和政府应该是什么关系、和你的团队是什么关系,怎么鼓励他们的积极性。很多人不理解万科,把万科比作黄埔军校,我们知道这是个既褒义又贬义的形容。褒义就是万科培养了不少的人才,贬义则是很多的人才流失了,要不然为什么说你是一个学校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社会的确是很浮躁的,年轻人创业很浮躁,行业当中变化起伏也很大,很多企业为了招揽人才又不惜重金。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万科原先的骨干,经不住这种诱惑,离开了万科。作为万科来讲,不能说为了保留人才而保留人才。人才的重要,一定要在合理范围之内。如果不在合理范围之内,结果就会失去你企业的竞争力。一个企业应该是长期、连续性的发展,也就是说你的工资是可以逐步提高的,但这个提高不是随着你的工龄的增加,而是随着企业整体运作效率的提高而提高,这样的发展才是稳定的。
【为何王石休假,万科依然成长?】
记者:大家都知道您非常喜欢户外运动,像登山、滑翔之类,这与我们平时见到的那些忙忙碌碌的企业家截然相反,您是怎样做到分身有术的?
王石:实际上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问题,如果有人说王石潇洒是因为他有时间,很多企业家不潇洒是因为他没有时间,我觉得这种说法好像有点似是而非,并没有说到点子上。我运动是因为我喜欢,我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创业、成功的目的是什么?你不能为成功而成功,为创业而创业。尤其对一个成功企业家来讲,一定要非常的明确,这种创业是为你创造了更多的生活空间,你可以去享受。这种生活态度我不仅对于自己,就是对于企业我也同样提倡。在万科,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健康丰富人生,就是提倡大家不仅要努力工作,生活也要很丰富,要参加户外活动,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因为只有身体的健康,身心才能健康,你人都病了,心情自然不可能很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管理企业的道理。
没有时间休假的管理者是失败的
王石:但很可惜目前是你所说的现象占了上风——“我不是不想去,我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有时间没时间都是相对而言。你一定要等到有时间了才去锻炼,这本身就不对。工作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去登山、去攀岩,这些活动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正因为有了这种生活,我才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我才非常热爱我的工作。也正因为这些活动,使我身体很好,能够保持一种比较轻松的工作状态。这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不是说因为你有时间了,才想起去锻炼。现在我们中国企业家的成功状态还处在一个高尔夫球、卡拉OK的阶段,做这些事就有时间,他会说因为那是应酬,但打高尔夫不也是运动吗?所以说没有时间是不成立的,关键在于你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记者:很多成功人士似乎更愿意将工作与休闲揉和起来,这样既放松了又没有把工作扔掉。
王石:那是不是太累?这还是一个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问题。此外,从技术层面上讲,还有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确实有很多工作要做,他想离开但离不开,离开一个星期这个企业就乱了。如果是这样就要检讨一下了,你搞企业,除非你是夫妻店,否则现代企业一定是制度化的,一定是职业经理化的,包括你的休息也都应该是制度化。如果你连休假都没有时间,说明你在管理上有问题。
在乱中取胜的年代先行制度化
记者:说到制度问题,当今很多国内大企业都在向制度化靠拢,但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就像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一样,需要很长的一段过渡时间。而在这一点上您好像又是先知先觉,万科规范的企业制度化在社会上早有传闻,您当时是怎样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王石:所谓的制度在我们当时来讲还是一种经营理念的问题。因为市场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有很多灰色地带,而在企业发展当中,钱应该怎样赚?守法不守法?当时无论是市场还是企业都没有什么规范可言,甚至到底什么是规范大家也不清楚。而此时的万科像很多的新型企业一样,也是一个不规范的发展形态。到了1988年,万科决定要进行股份化改造,而那时我们就面临着要不要选择、要不要规范的问题。
因为搞股份制无非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你为了筹集资金而改造;另一种就是真正的进行股份化改造。我想我们既然搞股份制改造,我们就要规范,就要守法。可当时哪有什么规范的经验可借鉴?国内没有规范的制度,因此我们就决定参照国际上已有的一个公众募集资金的股份化改造来进行。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公司管理层很大的反对,他们认为其他的新型企业都不规范,我们独自来做规范的事情,无疑是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等于是坐以待毙。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按照规范,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但你不做人家做了,别人赚钱了,你怎么办?
当时公司管理层这种观点是占上风的,但我坚持自己的看法,一定要规范。我的理由讲得很清楚: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对将来有好处的事情。即使我们现在吃亏,将来我们会处于主动地位。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讲规范,而万科是走在前面的,就是说你不但能适应社会,而且会有很多企业向你学习,这是我当时的观点,而且我们也这样做了。
记者:当时有那么多人反对,您为什么还能坚持?
王石:我想因为我的本质好吧(笑)!当然,管理层的本质也不错,大家主要是担心。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万科在一些关系的处理上比较淡漠,拿不到好地等等。我们不是都走过来了吗?你拿不到地,就必须到市场去找机会,你就要想办法规划好,想办法营销好,慢慢就磨炼出了你的市场能力。反过来讲如果说我不规范,我就会搞关系,拿地很便宜,地点也很好,我怎么都能赚钱,如果是这样的话,万科可能早完了。不知你发现了没有,慢慢的随着市场的逐步深化,很多原来需要照顾的企业,最后都生存不下去了。
为什么我们第一代企业领导人一旦退休,或者突然发生意外的时候,这个企业就垮了,原因就在这里,它没有制度化。 □
责任编辑:王缨
王石:我为什么热心于纳税?
记者:对大部分人而言把握市场只是理性上的认识,一旦遇到大势市场的时候很少有人不被诱惑。
王石:这里面就有一个经营理念的问题,你的道德标准,你的职业操守,你的社会责任感等等,实际上都包含在里面。拿缴税问题来说,国家现在开始要抓税,抓所谓的首富、抓大腕。有没有发现,原来很活跃的首富,现在都不怎么活跃了。我们在这里既然谈到理念,就不得不对企业做一个正确的判断:一个企业,你的发展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如果你想要形成核心竞争力,要在行业中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就一定要清楚,你的社会价值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就是向政府缴税。万科在这点上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
【与总理大谈缴税的企业家】
记者:这就像当年大家都在疯狂做超额利润的房地产而万科不做一样,好像您这次又站到了极少数人的那一边。
王石:我相信在这个时候能坐在你面前敢说税的企业家并不多。一个企业把握它的经营原则是缴税,我们是缴税大户,而且是连续在缴。这里不妨讲一个故事:1997年朱总理到深圳视察,深圳市委安排六家企业向朱总理作汇报,当时作汇报的就两类企业:一类是出口企业,一类是房地产企业,万科是其中的一家。那时是1997年年底,据我所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来看主要担心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我们的人民币不贬值,到底受不受影响?第二个是如何扩大内需。当时北京的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刺激住宅消费,才能扩大内需。基于这两点考虑,深圳市安排三家出口企业、三家房地产企业来和朱总理座谈。
当时市里安排我的发言是两个内容:一个是万科的科学管理,另一个是万科的品牌化建设。我回去考虑了一下,觉得这两个题目是可以反映万科一些情况,但是总理不一定感兴趣。因为你是一个特区的中型企业,一个中型的既得利益者,特区改革开放优先者,别人不能做的你却能做,又是新兴企业,你的经验是不是全国性的还不好说。我当时就想:我要汇报纳税的情况,就是1992年到1997年万科向国家缴税的变化,谈谈我对分税政策的看法。
用税理清政企关系
记者:总理当时很感兴趣?
王石:当然,毫无疑问(笑)!朱总理说:你谈缴税,那分税制度之前是什么样,分税制度之后又有什么变化?我说:虽然分税之后企业缴税缴多了,但是我愿多缴,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分税制在中国的改革当中是一个里程碑。
我说:我们设想一下,在分税之前,中央和地方是什么关系?是承包关系,就是你今年给我缴多少税,完了之后就算是你的,就是说在过去国家是不承认有地方利益的。而分税制第一次承认了地方利益,并且从法律、行政、税务上明确了中央和地方利益是不同的。我们试想,在这之前,如果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还没明确的话,如何明确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又如何界定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呢?所以我认为分税的意义正在于此。过去因为中央和地方是承包关系,地方政府和企业也是承包的关系,这个承包是随时可以换的,三年之后就不知道是谁了,所以三年之内就尽量掏空了,反而现在分税制非常清楚。要说为什么我缴税缴多了?很简单,过去承包我一年就缴500万,无论赚3000万还是赚3个亿我都只缴500万。现在就不是了。属于中央税种的,该缴多少缴多少;属于地方税种的,地方为了鼓励你,它可以给你返还,但是它是非常清楚的。中央、地方、企业关系明确了,当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也就明确了。我当时就向总理明确表示我愿意多缴税,而且我把我一年缴了多少税也如实作了汇报,得到了总理的赞赏。
【缴税,民企的责任】
记者:谈起这些我能感觉到您心中的自豪,我想您可能是第一个主动谈税的企业家。
王石:到今天也是。我始终认为这涉及到一个企业和企业家应该怎么认识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到了最后,更多的资源是在民营企业,在个人之间运转,那么国家的税收靠谁?自然而然要靠民营企业。如果你把资源占有去了,盈利了,却不愿意缴税,那这个社会发展会有问题。再者,对企业而言,在市场转型的时候,你多缴点少缴点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你不能因为别人看不出来,就失去了你的责任感。等到社会处于一种有序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因为你已经习惯不缴税,让你缴税你就会非常难受,被迫缴税和主动缴税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讲这些东西是想说:对企业经营来讲,核心竞争力不仅仅是你有一个什么产品,不仅仅是你在适当的时候融到了资,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在各个方面你都要形成你的核心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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