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蜗居》:让资本救赎自我是天大的悖论
《蜗居》显示了一种诡异的反讽:海萍之所以无力购买房子,正是因为宋思明与各路房地产商巧妙策划并使房价上涨;而海藻却为了海萍去寻求这个“资本陷阱”的制造者之帮助。
作者:周志强 发布于:2009-12-11
《蜗居》成为了当下被人们讨论得最多的电视剧之一,同时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海萍发现丈夫借了高利贷,精神几乎崩溃,找到妹妹海藻,狠狠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在这个瞬间,我们看到海萍一家人因为购房,不仅仅“榨干”了所有亲人的有限资源,还经历了社会上各种资本的层层挤压;为了筹措姐姐购买“坟墓”(房子)的钱,海藻走投无路,只好去找官员宋思明;没想到宋思明轻巧地说,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这个“市领导秘书”以深刻的哲理启蒙海藻说,“感情最可贵!6万块钱算什么?”
在这一幕里,《蜗居》显示了一种诡异的反讽:海萍之所以无力购买房子,正是因为宋思明与各路房地产商巧妙策划并使房价上涨;而海藻却为了海萍去寻求这个“资本陷阱”的制造者之帮助。
《蜗居》想象出来的这个巧合,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吊诡的城市故事:一个女孩因为感觉现实生存艰难而热情投到造成这种艰难的人怀中;与之相应,宋思明以及房地产巨头造就了城市普通人的生存艰辛,却博得了来自这个阶层女孩的艳羡。
在这里,《蜗居》充分显示了,在现代社会中四处谋求利润的“资本”所具有的两种“伟大能力”:直接购买产品和劳动的能力(并调用各种社会资源,为这种购买提供便利);间接购买对它的服从和认同的能力(并通过控制各种文化资源,以道德、爱情、美学的名义,掩盖这个购买的实质)。
第一种购买,显示了资本的冷漠无情与自私自利;第二种购买,表达了资本的千变万化与机智温柔。一方面,资本可以毫不留情地与地方威权相结合,形成雄伟坚实难以对抗的品格;另一方面,资本总是潜伏到各种充满热情、温情和激情的话语之中,造就这个世界的温暖和安全感。
在《蜗居》中,我们同时感受到了资本的这样两种品格——海萍和海藻的命运,恰好分别对应了资本的自私与温暖这样两个层面的品格。海萍要买房子,狂热地计算自己的生活、毫不留情地抛弃了温柔浪漫的想象、以尖牙利齿的方式对待任何影响自己赚钱的行为……海藻则扮演姐姐苦难的解救者,并且在这种解救的过程中,被宋思明的深挚情感与夺人风采感染。
于是,《蜗居》的可怕乃在于,它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悖谬的现代城市生存逻辑:越是拥有资本或者资本的支配权,就越是可以具有性格的魅力和生动的感情;反之,越是被资本挤压,就越是丧失作为“人”的各种美。在这里,所谓“劳动者”黯然失色,而资本拥有者则光彩四溢。只有在具备巨大资本控制地位的条件下,宋思明才能有那种令人着迷的夜深孤独感,才能在夜色弥漫的江边一边流泪一边送海藻回家。
事实上,宋思明的悲哀、沮丧和孤独,是异常奢侈的,在他身上,资本显示的不仅仅是一种享乐欲望的实现能力,还是一种塑造“完美感情”和“神圣拯救感”的能力。与之相应,海藻和宋思明的深挚爱情,正是自私自利的资本那温柔面孔的有趣体现。
更加有趣的是,《蜗居》的故事却在制造一种“道德批判”的意识。通过一个女孩与一个贪官的“真情相爱”,把观众从对资本双重性格的反思困境中解脱出来。海藻的命运被讲述成了一个贪恋大城市生活,并缺乏把握自己生活的能力的故事。换句话说,《蜗居》用一种对城市生存方式的抽象批判,代替了对资本的专制与虚伪品格的现实反思。
在剧中,宋思明与地产商的鬼鬼祟祟在近镜头和柔光镜塑造中,显得从容镇定、毫无狡诈之色;而老阿婆幻想用自己面临拆迁的小房子赚取一套大房子的欲望,则被定格为狭隘、庸俗的得意洋洋。显然,《蜗居》时时刻刻提醒观众,大城市的生活,四处漂浮着不合理的欲望,并不能带来实际的人生价值的实现;质朴、单纯的生活,才是人生真谛。
于是,海萍买房子的过程,变成了一个逐渐丧失合理性的过程——仿佛我们逃脱资本控制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到一种简朴简单、不求物欲的状态中来。事实上,海萍的所谓“贪欲”,并不是她违背了道德的心灵律条,而是被卷入了资本的冰冷性情之中;与之相应,海藻的罪过,也不是“贪慕虚荣”那么简单,而是陷入了充满感情魅力的资本陷阱之中。
《蜗居》显示了今天资本汇聚而大型化之后,是如何通过各种“流氓化”的操控手段形成一种日常生活的困境的状况。一旦资本汇聚到一定的规模,就不再直接从事产业开发,而是通过资本的数字化运作,在不形成产值的条件下,直接博取利润。这正是目前中国房地产产业的典型行为。通过低价购买权力支持,大型资本逐渐脱离民生,成为一种自身自然增值的流氓资本。
在文化上,大型资本的流氓化则呈现出《蜗居》中的诡异景观:大型资本的狂热升值,正在裂变中国城市生存的贫富两极,并通过奢侈的温情,打造整个社会意识对资本魅力的顺从和憧憬。当人们唏嘘于宋思明的“帅”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这个“帅”包含了人们看待某种文化性情的艳羡眼光。
而在这个过程中,大型资本也让某些“国家权力”丧失了职业魅力。不难想见,宋思明之所以在工作一天后疲倦和空虚,正是国家权力被资本购买之后丧失了神圣性光彩之后的一种心理结果。也就是说,就连宋思明也是大型资本流氓化的一个廉价牺牲品。在《蜗居》中,许多观众似乎感到了一种沮丧:一切爱情和温暖,都是依附于金钱的。如果充分认识到,这种景观只不过是大型资本流氓化的一种暂时产物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唤起新的信念来对抗它。
(作者系南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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