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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阶层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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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9-6 15:23:2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在社会生活中找一个与自己性情相近的角色不大容易,而一旦找着了,就意味着你不用表演就能体现自己的人格。”———能够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才是最经济的人生。

中间阶层的生活

中间阶层叫得好听,其实大多数都是打工仔,薪俸是其主要甚至是惟一的经济来源。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其生意就是好好为老板打工,为老板服好务,以免老板一不高兴,“人才流动”,而落入新贫一族。关于中国中间阶层的生意,没有什么好谈的,倒是对于其生活,有一些有趣的话题,颇值得一叙。

曾经有一个国内的中间阶层到本阶级的大本营美国旅行,回来后以又酸又甜的笔触描摹美国中间阶层的生活:“住在郊区,有一幢(分期付款)两间至四间卧室的房子,两三个孩子,一只狗,两部汽车(一部日本的、一部美国的,分期付款)。门前是修剪整齐的草坪。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拿薪水后马上开出15张以上的支票付账(房子、车、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有线电视费、分期付款的大件商品、5件信用卡的账单、孩子牙医的账单、医疗和人寿保险,或许还有看心理分析医生的账单,等等)。平时看电视脱口秀,周末借两盘录像带,边看边喝可口可乐、吃爆米花,每年圣诞节扎圣诞树,妻子和丈夫都在发胖。”

零点调查公司的袁岳,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短期进修。若干年前,袁岳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眼中的(或许是他心目中的)美国中间阶层和中国中间阶层。“在美国,一个中产阶层年收入要5万美元以上,要3年换一部新车,有分期付款的房子,且已付完其中的30%。中国的中产阶层,月收入在人民币5000元-15000元左右;他们的现实奋斗目标常常是‘10年后能买一辆8万元左右的国产汽车’或‘拥有带产权的中高档公寓’;他们会在室内装修或买家具上花5000元-20000元左右;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证及其他娱乐俱乐部制消费是他们中一项较新的热门投资;在北京约400个中高档夜生活场所,他们每次会花1000元买一瓶人头马XO洋酒,他们常常为一次卡拉OK或保龄球聚会花费1500元以上;很少去看电影;对银行服务重视不够,身边常带大笔现金;另外还要拥有In te r-n e t网址,不然就是土中间阶层;要有国内直拨电话。

零点公司参与的一项调查,中国大中城市26%的人认为自己处于中上等生活水平。”时间虽然没过几年,但袁岳对中国中间阶层的描述显然已经落伍,房子、车子虽然依旧是

他们不懈的追求,但标准早已不是8万元左右的国产汽车,而且没有谁愿意将拥有一辆汽车的时间放在10年之后。现在中国中间阶层连10多万元的桑塔纳都不愿要,“讲实用吧,买辆桑塔纳,开回去邻居还以为新搬来一户人家是开出租的;讲品位吧,买辆凯迪拉克,还没开回去就知道从此自己就穷得只能当有车瘪三了。”最形象地描写出中国中间阶层的两难处境。 做一个合格的中间阶层不容易。保罗•福塞尔在其著名的《格调》一书中描绘美国中间阶层生活说:“他们对于别人如何看他们感到恐惧,并且一心希望将每件事都做得无可挑剔。”中国的中间阶层一样整日胆战心惊,惟恐一不小心,就滑落到了阶级的圈子之外,在别人眼里变得不“中产”起来。 如今,据说北京的上层中产都住在亚运村的水印长滩、棕榈泉、CEO尊邸、紫玉山庄,或者机场路沿线的高档别墅区,如莱蒙湖、名都园、华中园别墅、裕京花园别墅、丽京花园别墅、龙苑别墅等等,房价以美元计,每平方米大多在1500美元以上,最高档的是位于建国门内的贡院6号,每平方米4万元,但买得起贡院6号的人,就不应是中间阶层,而应是富豪阶层了;次级中产或者说是中中间阶层,都住在恒华国际公寓、万泉新新家园、罗马花园、欧陆经典、现代城之类的地方,或者诸如康城之类的TOW NH OUSE里,房价每平方米大体在人民币8000元以上,其中,朝阳区的CBD、亚运村,海淀区的中关村、西城区的金融街等等,是北京中间阶层中中层较为集中的几个地方,据说现在“STUD IO”又在开始向中中间阶层招手———你没有必要弄清它的意思,也弄不清楚它的意思,它就是一个符号,是中间阶层中中层感兴趣的,也是专为中中层中间阶层打造,并为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掏大把的银子准备的一个玩意儿。另外,有传说马甸桥旁边的冠城园是职业中中间阶层的集中之地与梦想之地。下中产则散布于京城各处,有连片居住的,如华威桥附近的美景东方、东景苑、京沈高速路旁边的万科青青家园、南三环旁边的珠江骏景及南三环旁边的芳城园、芳星园等等,包括属于经济适用房居住小区的回龙观、天通苑、长安新城、今日家园等也有部分下中产或中中产居住,除回龙观、天通苑、长安新城等经济适用房外,一般房价在每平方米5000元以上,另外一些主要是下中产,则混迹于民间,单从居住上不易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区别。 从用车上,上中产偏爱的是进口汽车或者国产汽车如奥迪A6、帕萨特B5,价格一般在30万元以上,中中产则多选择国产车中的广本、别克、宝来、桑塔纳2000等等,价格一般在16万元以上至30万元之间,其中,南方中产更偏爱上海大众和广州本田的系列车型。国产车中的老三样桑、捷、富则是下中产和部分中中产不二的选择,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也有选择奥拓、夏利、吉利、羚羊等车型的。 忧心忡忡的中间阶层 事实上,中国中间阶层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整天生活在歌舞升平之中。放眼望去,我们周围充满了忧心忡忡的中间阶层,有时候他们甚至比社会贫民阶层更显得手足无措。 “菩提本非树,时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一些社会贫民阶层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心态的原因;患“得”患“失”的心态,却使一些中间阶层,尤其是下层中间阶层每天生活在焦急彷徨之中。这也是那本莫名其妙的小书《谁动了我的奶酪》,能够在下层中间阶层和部分中层中间阶层分子中风行一时的原因。因为中间阶层的特点就是大多数都是打工族,大多数都靠薪俸为生,所以,老板的印象和老板的心情就成了一些中间阶层生死攸关的事情。幸福全然维系于老板的一念之间,香甜的奶酪随时都有可能被别人端走。中间阶层们不得不像书中那只叫做“唧唧”的小老鼠一样,成天把鞋子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以便在眼前的奶酪被老板拿走的时候,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冲向下一堆奶酪。

属于全世界中间阶层的那首“国际歌”是这样的:变化总是在发生,他们总是不断地拿走你的奶酪。预见变化随时做好奶酪被拿走的准备追踪变化经常闻一闻你的奶酪,以便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开始变质。尽快适应变化越早放弃旧的奶酪,你就会越早享用到新的奶酪。改变随着奶酪的变化而变化。享受变化!尝试去冒险,去享受新奶酪的美味!做好迅速变化的准备不断地去享受变化记住:他们仍会不断地拿走你的奶酪。当中间阶层分子们成天在念着“谁动了我的奶酪”的时候,他们同时也成天在想着“我能动谁的奶酪”。这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情,同时又多么无奈!下层中产一旦失去他们的工作,失去他们的薪资收入,一切的风花雪月顿时就会成为泡影,他们很快就会沦入贫民阶层,成为新贫一族。“因为曾经拥有,才知道失去的可贵”。这种结局,比一直就待在贫民堆里要可怕百倍。不幸的是,从1999年以来的互联网业,从2002年以来的证券行业,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这种由中产而瞬间新贫的案例。从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包括部分社会上层人士,也在为买不起房子、子女教育费用太重、养老没有着落、有病看不起之类的事情发愁,至于那些社会地位及经济地位均远不及他们的群体,不用说,难以言表的心事更多。

中间阶层的焦虑,不但来自自身社会地位的不稳定,同时也来自其内部的“阶级”斗争,2001年以来发生在证券市场的那场众所周知的“海龟”派与“土鳖”派之间的争吵与争斗,就是中间阶层内讧的一个典型案例。中间阶层也分层,也有上中层、中中层、中下层的区别,内部呈现着一种金字塔式的分布,上小下大。也有各自来历和从事行业的不同,互相瞧不起,互相排斥,甚至互相拆台。尤其是在新中中产、新下中产间,随着这几年IT业和资本市场的火爆,充斥着太多的知识暴发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缺乏涵养的情况下,随着腰包的突然胀鼓,一时竟不知所措,思维、行动都失去常态。近年来发生在中国新知识分子同一阶级、同一阶层,不同阶级、不同阶层间的矛盾斗争可谓波澜起伏,人们已见怪不怪了。一些知识新中产人前风光,谁知道他们人后“把酒问青天”的苦楚。

另一方面,因为贫富分化的加剧,中国的中间阶层还要忍受着来自社会阶层下层人群经常性的斜睨眼光,承担着许多本来与之无关的误会与责任,这使他们的心灵饱受煎熬。一位先生这样写道:“他们往往与轿车、名表、名酒、化妆品、时装、保龄球、高尔夫球、酒吧、精品屋、舞厅、美容院、白领杂志为伴,甚至刻意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区别。百姓喝青岛啤酒,他们就喝XO;百姓逛百货店,他们就进精品屋;百姓听卡带,他们就听CD……(他们)貌似高雅,实则庸俗,毫无激情,而且放弃与社会之间的任何对抗,热衷于玩弄所谓‘时尚竞赛’之类的新式游戏。”你看,这就是一些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新中间阶层的形象。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这些新的阶层正和原有的阶层混居在一起。很可能就在一套公寓里,父亲正为国营工厂那一点菲薄的工资不敷日用而发愁,刚从外资企业下班归来的小儿子却春风得意,暗暗憧憬着将来攒钱买一辆轿车;从这人家的窗口望出去,民工们的简易棚房更是和高墙围住的豪华楼宇遥遥相对。”这是一位叫做王晓明的先生写在《天涯》上的话,也是我们目睹的现实。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想在中国安安静静地做一个中间阶层,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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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04-9-6 15:24:12 | 只看该作者

中间阶层的出路 当美林公司预言说未来10年中国中间阶层将增长至3.5亿人时,立刻就有人提出:未来10年,谁能、哪个行业能、哪种职业能给中国提供3.5亿个中间阶层的岗位?这个问题一经提出,乐观的预言家几乎同时陷入了沉默。 青年经济学家易宪容提出,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不在于民众的知识教育水平、个人能力以及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制度。好的制度可以使穷人变富,坏的制度下,即使是富人也会变穷。易先生举两例为证。 一个来自安徽省霍邱县冯井镇。冯井镇是一个穷乡村,但从这个穷乡村出来的1100多农民却牢牢控制了北京中关村CPU市场60%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中资产积累多的农民已经达到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这些文化水平低、知识少、资金缺乏的农民,经营高科技产品肯定不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他们走入一个好的环境、一个激励竞争的市场中,这就让他们的积极性与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一旦个人的潜能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时,何事不可为呢?” 另一个例子来自河北省卢龙县城关公社四街第四生产队。这个队有62户农民,“由于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把集体的财产被分成2.4万元现金和价值2.5万元的机器设备,而姚青山等32户农民分得这些机器设备。得到现金的30户农民分钱后各自散去,而分得机器设备的农民在姚青山的带领下办起了永平纸箱厂。10年后,这个当初的小纸箱厂发展到了总资产达2000多万元的企业集团,成了卢龙县最大规模的企业。面对着企业的发展,卢龙县政府开始向该企业伸手,试图将该企业纳入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由此企业与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冲突。1992年6月,卢龙县政府突然派出县审计局进入该企业集团进行审计,并宣布停止该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遭到以姚青山为首的32户农民强烈抵制。32户农民极力主张,该企业是由他们合伙出资建成,政府没有出一分钱,未经全体股东同意,任何人都无权决定处置企业的财产。这下可恼怒了政府,一方面县检察院以莫须有的罪名批准逮捕姚青山,另一方面县法院作出该企业‘破产’的裁定,县政府随即组成多个部门参加‘破产清算小组’,将该企业的产成品、部分机器设备等廉价变卖。不下几个月,这个曾经是当地经济支柱的企业,很快就灰飞烟灭。姚青山被打入牢房,其他农民的生活又回到其困苦的过去。” 易宪容认为,看一个制度是有利于中产阶层的形成,还是滞碍中产阶层的形成,要看这种制度安排是扩张民众的生活权利的空间,还是抑制民众生活权利的空间,甚至于剥夺民众个人生活权利的空间。如果是前者,个人的禀赋仅是个人发展的一个方面,并不是个人发展的全部,重要的是这种机制能够激励民众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激励民众努力而为。如果是后者,当个人的生活权利空间被剥夺、个人的财富被掠夺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一定会停滞不前,甚至于停止。如果连社会经济发展都停止了,中产阶层如何能够形成?易先生认为,这将是中国中产阶层社会形成的最大障碍与困难。 除了政府制度上予以保证外,加速增长中间阶层和现有中间阶层,加强其社会安全性的有效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增加个人经济尤其是个人的财经修养,学习更多的经营投资和理财知识。从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的知识修养水平与其收入是呈正比的,过去那种脑体倒挂,“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现象已经难以见到,现在,投资知识与个人修养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9-6 15:26:2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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