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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纳德通过是对自身管理经验的总结认为,“领导者是由环境、组织、下属以及他们自身的资质共同造就的。” 领导者必须具备的5个素质和特点:
1、活力和忍耐力。首先,旺盛的精力和忍耐力可以使人不断地汲取知识和经验,这种不断地学习对于领导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其次,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本身就富有魅力和说服力,有时,活力本身就令人信服;第三,领导者常常要顶着压力毫不间断地工作,不能体力不支。
2、决断力。决断力是所有领导力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领导者要能够当机立断,这种素质取决于领导者的脾性或者决定的意愿。
3、说服力。是一种让人信服的能力和气质。说服力常常需要运用其他才能,比如公众演讲技巧,肢体语言的运用等。
4、责任感。巴纳德把责任感看成是一种情感状态,这种状态使得个人在不能完成他从道义上应该做到,或者在做了他不应该做得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感到深深的自责。巴纳德认为,领导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领导者的行为应该具有稳定性,下属对这品质尤为看重。变化无常或者不负责任的人是无法成为合格的领导人的。
5、智力水平。巴纳德认为相比前面的能力而言,智力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前面相关素质才是更重要的。
在这5种素质之外,巴纳德还提到其他的一些领导者素质,这就是:“诚实”,“勇气”,还有“主动性”。
当看到巴纳德的这些总结后,我们想起了中国古代兵法中对将领的要求:
《太公兵法》中提出对将领的要求:勇、智、仁、信、忠。
《孙子兵法》中提出对将领的要求:智、信、仁、勇、严。
《孙膑兵法》中提出对将领的要求:义、仁、德、信、智。
从这些兵法中我们看出对将领、对领导者的要求从古到今都是差不多的,其主要的素质和特点都大体相符。只是各自的排列顺序不一样,也体现了这些作者处于不同的环境所造成的:姜子牙辅佐的是国君,因此“忠”必须被摆到重要的位置,否者再有才能,国君也不可能用,这类似于现在选人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孙武更专注于战争中将领的业务能力提升,似乎有点像现在的“职业经理人”,因此他重点强调是将领的智慧,他把“智”排在第一位,努力为那时候的“职业经理人”忽悠,聪明的脑袋是爹妈给的,是天才,是别人取代不了的。而孙膑似乎更为理智,他把“义、仁、德”放在前面,体现了他带兵的特点,用“义”来统一队伍的思想,形成士兵的一致,同时也靠“仁、德”来形成队伍的思想,提升队伍的整体水平,他与巴纳德的思想一致,把将领的“智”放在最后一项,是相比其它素质重要性排在后面。
从这些兵法对将领的要求中,我们可以看出:“1、活力和忍耐力”可以对应“勇”;“2、决断力”可以对应“严”;“3、说服力”可以对应“仁、义”;“4、责任感”可以对应“信、忠”;“5、智力水平”可以对应“智”。当然,有些对应的较好,有些也不完全对应得上。
巴纳德的其他素质,“诚实”,“勇气”和“主动性”,“诚实”可以对应“德、仁、信”;“勇气”可以直接对应“勇”;而“主动性”则不好对应,也许与义有关,如:义气、义无反顾等。
在这种对比中,我们觉得巴纳德的“决断力”和“主动性”似乎对应起来不是特别合适。
领导者的活力是带领队伍的基础,没有活力,队伍一团死水,没有战斗力,无法完成既定的目标;而决断力体现了领导的正确决策,带领队伍走向何方,如果“南辕北辙”,再好的队伍也会失败;而说服力是一种技能,不能打动员工,不能凝聚员工的力量,员工怎么会跟着你走呢?责任感是一种表率,是取得员工信任的基础,没有信任就不会有团结一致,就不会有全力以赴,这样的队伍很难发挥出最大的效果,在竞争中也难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在前面这些团结队伍,正确决策的基础上,再靠领导者的智力,带领队伍走向成功!
巴纳德的总结与孙膑的总结似乎更为一致,先还是如何团结员工,形成队伍,靠自身活力、靠榜样的力量、靠责任、靠道义、靠品德来团结员工,打造一支高素质的队伍,最后再靠领导者的智力去达到目标,取得胜利。
与此不同的是孙子的观点,孙子的观点是,你给我什么样的队伍,我都可以给你带好,所以他的治军中,“严”是必须的,他不愿意给下属讲太多的道理,并且在管理部队时不是用高尚的道义和品德来打动员工,而是用造“势”的方法,让员工处于“不得已”的形势,员工自然就团结一致了;有时甚至用欺骗和“愚民”的手段,来保持士兵的统一行动,因此我们觉得孙子更多的像一个“职业经理人”,没什么大道理,给我什么人,我给你训练成队伍,还都能完成任务,孙子训练宫女的故事就是最好的写照。
回到现代社会,未来的管理类似于“欺骗”和“愚民”的手段肯定是无法再用了,组织员工的团结也决不能靠吓唬、靠造势得来,如“置之死地而后生”等。巴纳德对领导者素质要求的总结应该是现代文明发展和未来组织领导的根本要求,领导者不一定需要高深的智力,而要榜样加责任,以德来带领队伍,这才能形成真正的组织团结,形成组织整体的力量。
如果我们更多的热衷于《孙子兵法》的带队伍模式,可能是很难适应现代文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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