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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上著名新闻评论家W.李普曼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精彩地论述过成见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观察。“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第六章）这是他众多名言中的一句。
成见与什么有关？当然与一个人所受的教育有关，因为教育的本质，就是在一个人亲眼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模样之前就被告知了它是什么模样。于是人们在“麻木不仁和漫不经心”（同上）中就习惯了先想象后观察、先定义后理解。
这个现象在大陆中国人当中恐怕更为普遍，因为历经几十年大规模意识形态“洗礼”，完全没有荒唐成见的人几乎绝迹了；还因为当今普遍的浮躁造成了更典型的“麻木不仁和漫不经心”；更因为至今仍在推行的意识形态式的教育中，从未包括使人意识到自己会被成见所影响这个最重要的教育。
于是中国人关于这场战争的议论也就带有了更多的成见，既深又浅。深，是说成见之深，几乎能感到“文革”遗风劲吹；浅，是说学术之浅，处处可见无知者无畏。我也是“大陆中国人”这个身份概念中的一员，被成见所蛊惑的历史几乎从出生开始。所幸后十年有所觉悟，用每日读书完成二次洗脑，如今虽间或有些“后遗症”发作，但至少自知是“后遗症”了。
本文意在表达一点关于这场战争的成见的“反成见”。按照J.哈贝玛斯的“交往理性”理论，真理当存在于各种不同“成见”的“交集”当中。
反成见之一：主战者并不是美国
每当谈论国际政治问题，人们总习惯于认为“民族国家”是其中的行为主体。于是关于这场战争的一个不言自明的成见就是：这是“美国”在打击“伊拉克”，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一场战争。其实，国家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就好象是诗人S.巴特勒那个出名的说法：母鸡无非是一个鸡蛋用来生产另一个鸡蛋的工具。用社会生物学的观点看，国家其实只是一个躯壳，文明种属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灵魂，正是不同的文明种属借助不同国家的躯壳延续、发展和扩张。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的行为完全是其统治者所属文明种属的意志体现。设想一个东方国家，一旦其统治者完全接受了西方文明，这个东方国家的行为就会与一个西方国家一样。近代以来的日本就是一例。
今天的美国是自中世纪以来不断发展、扩张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一个寄生物。这个文明种属从最早的英格兰，到后来的大不列颠，直到今天的美利坚和英美联盟，寄生国的名字多有不同，但真正内在的文明种属的意志（或称文明基因）一直是同一个东西。文明基因的传承并不由国家完成，而是由一群人、一群具有同一思想、理念的党人来完成。我在近期发表的《英美右翼党人的党天下》一文中，曾极简要地概述了这个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英美右翼党人集团”。自13世纪初这个党人集团开始篡取世俗权力以来，它就一直以简单的“权力／权利”理念坚定不移地实践着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展至今已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为优越的文明种属。
当前的这场战争是这个党人集团几百年霸权征战历史的继续，是一场带有终结性的、决定性的战争。战争的原动力源于这个集团，最后的光荣和胜利也属于这个集团，与美国、英国等这些所寄生的国家并无直接关系。
反成见之二：战争的对象并不是萨达姆，也不是石油
在世人关于这场战争的成见图景中，总把小布什和萨达姆这两个国家元首放在一起，好象是一群看客在观战一场斗鸡，两只鸡无论谁胜谁败，看客们都是不花钱白看戏。
如果看客们意识到，自己其实与两只鸡中那只必败无疑的鸡并无不同，而同时又意识到一个无形之手操控着那只必胜无疑的鸡，其观战的心情恐怕就要复杂多了。
长久以来，看客们已经很习惯于一种被称为“民主”的东西了，他们几乎毫不怀疑整个世界正朝着越来越“民主”、越来越“文明”、越来越远离暴力的方向在“进步”；他们也几乎毫不怀疑某些集团所掌握的越来越强大的世俗权力正是为了捍卫“民主”、争取“自由”、解放“人民”才不得不存在的，而战争也正是为了消灭战争才不得不发动的。
这种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生生不息、屡败屡试的“民主原教旨主义”原本天真地以为美国是人类民主事业最终的寄生物，捍卫美国就是捍卫民主，热爱美国就是热爱民主，美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未来，美国的变革就是人类的方向。
“民主原教旨主义”的迷信历史几乎与美国的繁荣历史一样长久。而显然，随着强权的再次崛起、随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再次从历史的迷雾中显露出从未消亡的巨大身影，短短二百年的“人民主权”、“人人平等”将被再次终结，也许是最后的终结。
与其说这场战争是一场针对萨达姆的军事战争，不如说是一场针对“民主”的政治战争。在联合国安全协商机制瓦解、大国间政治制衡机制失灵、“世界人民”反战呼声最终归于沉寂的灰飞烟灭之中，强权对民主的战争已经以强权的胜利宣告结束了。
反成见之三：布莱尔和英国人的角色并不是“走狗”
每当我看到说布莱尔是布什的走狗，英国是美国的帮凶之类的评论，既为布莱尔个人为事业忍辱负重的精神所折服，也为“英美右翼党人”远比“司马昭之心”高明得多的政治手段和权力理性所折服。
从肤浅的国家理论上看，英国的确已经是一个二流国家了；在某种更为肤浅的政治数学计算中，中国甚至也可算作“超级大国”。但这种小学生应用题式的算法在真正的世界强权较量中可以说没什么意义。盎格鲁－萨克逊人篡夺世俗权力的历史源远流长，其理论高度和实践经验远在其它文明种属之上。甚至不妨认为，这是一种类似于“攻关秘籍”的东西，是一种Tacit Knowledge，并无意与其它文明种属分享。
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整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就是英国人的世界。英国人既是现代暴力权力的发明者，也是现代知识权力的发明者。今天的世界之所以看起来比过往历史要“文明”一些、“进步”一些，并不是篡取者放弃权力争夺、让权于人民的结果，而是篡权者用大量知识权力形式取代暴力权力形式的结果，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权力理性。这个变化始于17世纪初的F.培根，英国人正是从培根的Knowledge Is Power的思想中悟出了这个后来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深奥道理。
不懂培根就不懂“知识就是权力”，将“Knowledge Is Power”翻译成“知识就是力量”的中国人，把培根画像贴在学校墙上督促孩子们做作业。不懂斯宾诺莎也就不懂“有了权力才有权利”，把Might Is Right翻译成“强权即公理”的中国人会以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公理”。
“英美右翼党人”正在逐步接近他们的千年梦想，他们已经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暴力权力－－美英联军的战争机器，他们也已经掌握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知识权力－－用英语表达的人类知识体系。屈服于其知识权力者将被归为“盟友”，敢于挑战其威权地位者难免要面对其暴力权力。几百年来，“英美右翼党人”征服过各种自外于其威权体系的权力中心，此次海湾战争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插曲；毕竟，比起历史上天主教皇、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等强权人物来，萨达姆只是个小人物。
反成见之四：与欧洲的对抗并不是英美的政治失败
翻开历史，盎格鲁－萨克逊人最早的战场只在欧洲，与欧洲各列强之间的血腥争斗构成了盎格鲁－萨克逊人、英国新教徒、直到今天的“英美右翼党人”这条历史主线的主要内容。英国新教徒崛起成为世界强权，是在击败海上霸主西班牙、种族灭绝爱尔兰、打垮法德等欧陆强权……这样一系列欧洲战争中逐步实现的。即使是在东西方文明对抗、三大文明冲突等全球视野的新格局中，欧洲列强之间也从未真正达成过面对共同敌人的内部和解；一些策略性的临时结盟，总会在共同敌人被击败之后迅速解体。毕竟，真正对“英美右翼党人”最知根知底、最口服心不服、最怀有卧薪尝胆之心者，只可能是一衣带水的欧洲老乡亲们；而其它远方文明所见识的英国新教徒已经是一手持火枪、一手持圣经的翩翩少年了，并没见过它穿开裆裤的儿时丑陋。
围绕这次海湾战争的发动，法德俄与英美的政治分裂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说中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理解框架只囿于冷战以后十几年的格局变化，法国人的理解框架至少会始自拿破仑被英国人毒杀以来的英法恩仇，甚至会始自罗马帝国时代的古高卢、1066年的“诺曼征服”。这是一种只在英法两个文明中心之间发生的历史情结，纠缠在宗教、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等无数的细节当中，非外人所能完全理解，但这个独特的历史情结却无疑是整个人类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之一。
日裔美国人F.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之所以能有哗众取宠之效，就在于它有助于掩盖住、抹杀掉那些真正的历史动力。就像用A.斯密以来的“经济学”掩盖、抹杀经济活动的政治本质、用似是而非的“人民主权”理论掩盖、抹杀政治活动的霸权本质一样，“历史终结论”把“英美右翼党人”的篡权称霸历史伪装改写成了一部争取“民主”、“自由”，并率先实现了终极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近代史上的一切恃强凌弱、血腥屠杀、种族灭绝恶行也就在这部“新历史决定论”式的宏大乐曲中渐行渐远，最终一笔勾销了。
由于西方文明已成为全球“文明种属生态圈”中的主导文明，于是西方文明中的霸主也就自然成为全球的霸主。可以预见，一旦西方文明作为整体在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的对阵中取得最后胜利，如同电影《狮子王》中所描述的全球等级体系最终形成，西方文明内部酝积了两千年之久的霸主之争终究会浮出水面。毕竟君临天下的权力地位太过于诱人了，中国古贤韩非曾有言：“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韩非子》爱臣之四），迷信“民主”的人们怎么会天真到以为人可以改变追求权力的本性呢？政治学就是权力学，就像经济学不可能将雷锋假定为典型的“经济人”一样，政治学也不可能将J.华盛顿假定为典型的“政治人”。无论从英法德俄西意哪一个西方文明种属的历史和文化中都不可能解读出真正意义的“民主”、“自由”和“和平”，恰恰相反，所有世界列强都深知它们今日高高在上的地位是靠暴力打出来的，而不是靠“民主”说出来的。新的世界大战仍在不远的前方等待着人类，而欧洲的政治分裂当是大战的前奏。
反成见之五：这场战争并不是现代战争
说这场战争是现代战争并不错，就其新技术和新战法的运用而言。而说这场战争并不是现代战争也不错，就其历史回声之深远而言。
小布什要打萨达姆，与所谓的全球反恐并无直接关联，甚至与伊拉克的石油的关系都不直接。为什么非要打伊拉克，宁肯与联合国和世界人民为敌也要打到底，宁肯花费2000亿美元巨资也要打到底，宁肯赔上总统、首相的个人政治生命也要打到底？
被“自由伊拉克”、“解放伊拉克人民”、“让世界更加安全、和平”这些纯粹胡言乱语所迷惑的人自然不在少数，但即使是洞悉了其中的利益驱动、明白今天这个世界上根本没好人的智者也对战争发动者的真实心理多有不懂。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只有真正明白主战者到底是谁、他们的真实历史是怎样过来的、他们的真实世界图景是怎样的、他们的千年梦想到底是什么，才能够真正理解这场战争。而多数人都被肤浅而又顽固的成见所误导了。
开战以来，西方一些报刊陆续提到了《新约全书》启示录第16章的内容，小布什总统也在讲话中多次表露这场战争的宗教意义。当我读到这些消息时，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到底还是说出来了！
重新回顾基督教的整个历史以及英国新教的历史超出了本文篇幅所容许的限度。最简略的叙述就是：今天“英美右翼党人”一个里程碑式的先行者就是16世纪英国都铎王朝的大国王亨利八世，他是第一个为了最高世俗权力和权力的继承不惜抗拒上帝旨意的英国国王，在1534年被罗马教皇逐出教会之后，他令国会通过“最高权力法”，自命成为英国新教教会大主教。这个改写整个基督教历史的重大叛逆行动能否得到上帝的首肯、英国人从此死后是下地狱还是得救赎？自亨利八世之后这个心灵追问就成了英国新教徒一个挥之不去的集体情结。1588年英西大海战胜利的英国人宁肯相信是上帝呼风击溃了“无敌舰队”，自此“God With Us”、“God Save the Queen”，“God Bless America”一直就是英美新教徒的日常梦呓。几百年来，由于上帝始终没有明确地显灵，没有让新教徒完全放心“God on our side”，同时却因美利坚的崛起造成了世俗权力愈演愈烈的滥用，新教徒的“集体潜意识”中的这个未解情结实际上是越积越重、越来越急于得到确凿无误的证明了。
9－11之后，这个情结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小布什在10天之后的全国讲话中将这个心迹显露无遗：“Freedom and fear， justice and cruelty， have always been at war， and we know that God is not neutral between them，”，“In all that lies before us， may God grant us wisdom， and may he watch ove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9－11事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这个伴随新教徒五百年之久的心灵折磨终于到了必须有一个彻底了结的历史时刻了。
在《新约全书》中代表一切邪恶的“巴比伦大城”于是成为了几乎是唯一可以替新教徒了结这个历史情结的战争对象。启示录第14章到第16章详细描述了七个天使如何替神降临七个最后的惩罚，使上帝对人类邪恶的愤怒全部发尽，而“巴比伦大城”将在这次最后的发威中被倾倒、分割和毁灭。
双布将作为英美新教徒五百年来最伟大的领袖，率领新“十字军”并以天使的身份，替上帝完成这个两千多年的宿愿。一旦战争如其所愿地取得胜利、邪恶之城被摧毁，那么“上帝与新教徒同在”、新教徒可以天使的身份替上帝行使世俗权力这一点就算是得到了最后的历史确认。自此以后，英美新教徒将真正迎来取代上帝、为所欲为的新时代！
从双布两人类同的基督教教派信仰来判断，这个伟大的宗教使命才是两人密谈中的真正共识。与这个千年伟业相比，还有什么代价不能付出的呢？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孔子最精辟的政治理论，作为结束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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