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

晨澍

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

一

30年代，在延安的毛泽东曾说，满族不过是中国东北的一个小民族，但却在数十年间迅速崛起，成功的入主中原，并且统治中国268年，期间原由，值得深思。到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郭沫若先生又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讨论明清易代这段历史，关于李自成败北的原因，郭沫若经过分析，认为是李自成进北京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迅速腐化，犯了一系列的错误造成的。毛泽东自然从中吸取到教训，毛泽东从西柏坡起身入北京的时候，也反复说，自己“进京赶考”，不是李自成进北京，李自成“赶考”失败了，共产党人要从中吸取教训。（满清入关的1644年到1944年正好是300年。300年后的情景又重复着当年的历史，两个三足鼎立的局势何其相似！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巧合。）

今年又到甲申年，甲申之难的历史过去360年了，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总是令人震撼不已，明遗民归庄痛心疾首的说“千古伤心事，甲申之惊变”，满清入关统治中国，整个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甚至影响到今天东亚的政治格局。满清入关，表面看上去似乎是很偶然的，甚至中原的老百姓还没反应过来，满洲兵已经挟裹着屠刀架到他们的脖子上了；紧接着就是剃发易服令，成千上万的人头落地。等他们明白过来，满洲人已经稳当的把清帝国树立起来的了，此后农民军和南明诸藩王组织起来的汉族地主武装都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了。偶然性并不能掩盖其中的深层原因，其实，这中间又包含着某些必然因素。

先从明王朝的历史分析起，总体看，明王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比较弱的一个王朝。中国的历史从宋代起，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宋太祖鉴于唐朝藩镇割据导致五代十国混乱征战的教训，从一上台，就着力削弱藩镇和地方的军事势力，加强文官的权力，导致有宋一代，一直在周围少数民族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的武力威胁之下苟延残喘，最后被蒙古人彻底革了命。明王朝沿袭这一做法，地方分三司，但地方设立藩属，加强地方藩王对军事的参与。明太祖空前强化君主专制、加强精神奴化的统治使得中国的封建史迅速进入垂暮之年。中国的封建史本身就是君主专制不断强化的过程，举个有形的小例子可见君主集权的过程：汉、唐之时，君臣之间，臣下可以平等的坐着奏事；到宋时，臣下只能站着奏事；到明清，臣下就只有跪着奏事了。封建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家天下，不断从历代的统治者那里吸取统治经验，务必保证自己的统治长远，虽然没有万世的江山，但封建皇帝却都有秦始皇的想法：把自家的江山始皇帝、二皇帝、三世、四世、百世、千世、万世的传下去。明太祖也不例外，明太祖把过去那些威胁封建王朝统治的那些因素诸如权臣、女祸、强藩、宦官、吏治腐败都考虑进去了，并想尽办法加以防备。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宋以来的封建统治不断强化内部统治的同时，虽然把国内的老百姓治住了，老百姓没能力造他的反，但外来的“夷狄”，他可管不了，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代价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个帝国的没落与愚昧，为什么要加强精神奴化、拼命愚民呢？因为愚昧的老百姓容易统治，过去，封建皇帝的职责是“代天牧民”，就是说，老百姓就象猪羊一样被放牧，而皇帝就是牧人。

再回头说明朝的问题，明王朝自定都南京之后，虽然把蒙古贵族赶到长城以外，但并没有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力量，蒙古贵族在漠北的广大区域以内一直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有明一代，都是明王朝在北方的重要威胁。永乐帝迁都燕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巩固北方的疆土。明一代，除成祖永乐皇帝武功赫赫之外，其余的朱家皇帝在军事上大都没有什么建树。明王朝一直把帝国的精锐部队集中在辽东沿长城之宣府、大同、西到嘉峪关一线，先后设置九个重要的军镇，也就是所谓的“九边重镇”，主要目的就是防备蒙古贵族各部落的南下侵扰。明王朝中后期的统治日益衰弱，为巩固北方的边疆，对抗蒙古贵族的屡次寇边侵扰，甚至一度把经济都拖垮了，“土木之变”连英宗也给捉了去。但另一方面，蒙古贵族自退出中原之后，内部分裂，矛盾层出，一直没建立起统一的武装力量与帝国体制，明王朝因之分而制之，又每年支出数百万银两、钱物来“安抚”，才勉强维持局面，两方相安。这种局面持续到16世纪前后，因为满洲人的崛起而开始改变。

二

满洲人是女真人的后裔，女真人建立的金国被蒙古帝国灭亡之后，东北的满洲部落一直处于分散状态，明王朝在东北设立辽东都司、奴尔干都司和多处军镇、卫所，进行军事管理。奴尔哈赤在起兵叛明之前，不过是明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小小的部落头人，因父祖被明兵误杀而怀恨，以所谓“七大恨”为名，起兵叛明。当时，正是中国的万历皇帝当政之时，万历皇帝是有名的消极怠工皇帝，20年不理朝政，又贪财好货，把政局弄的乌烟瘴气，为满洲的崛起提供了大大的便利。总体说来，满洲入关是经过以三次重要的战争为标志的三个时期来完成的。

一是萨尔浒之战时期，这是由奴尔哈赤完成的，奴尔哈赤对满洲的重要贡献就是统一满洲各个部落、组建八旗制度，成功的指挥萨尔浒之战，挡住明王朝在东北原有军事力量的围剿，随后进入辽东，为满洲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一般人并没注意到这一时期的蒙古各部落和朝鲜，其实，明清交战这一时期，并不简单是明王朝和后金双方之前的攻伐，而是多方政治力量的角逐，奴尔哈赤起兵叛明之后，明王朝着力加强同蒙古各部落和朝鲜的关系，从三面形成对满洲的包围态势。蒙古各部落是明王朝和后金在政治上争夺的重点对象，蒙古各部落在明一代，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明王朝对蒙古各部，主要是加强“银两”外交，多多给钱，另一方面，也在政治上加强联络；奴尔哈赤对蒙古各部落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联姻和攻伐并用、远交近攻，一方面，对归降的蒙古部落大加笼络、进行联姻，（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满清王朝的始终，到乾隆中期，漠南蒙古王公大半成了满清皇室的姻眷。）对倒向明王朝一边的蒙古部落则采取武力剿灭的政策。至于朝鲜，这一时期一直是明王朝的忠实伙伴，一方面是“传统友谊”的原因，有明一代，朝鲜累世与明朝通好，朝鲜“壬辰卫国战争”明朝廷还出兵相助朝鲜，赶走来犯的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另一方面是文化认同导致的文化心理的接近，朝鲜立国三千年来，在文化上一直是把中国当成效法的模式，文化、典籍、服饰、发式都是和中国相似的。这在奴尔哈赤致蒙古部落的信中可以显现的更明白，奴尔哈赤拉拢蒙古部落的王公说，明国人和朝鲜人都是蓄发戴网巾的，文化、语言、服饰也很相似，他们联合是自然的，而满洲和蒙古人都是剃发束辫子的（蒙古民族也剃发，顶上留发呈方行，多梳双辫，分垂于两耳之旁。），文化、风俗、语言、服饰也多相似，所以，他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图有仇之明”。奴尔哈赤在世时，蒙古部落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归降了后金，为满洲的进一步扩张准备了相当的势力。明王朝这一时期在东北战事问题上的失误非常严重，一杀熊廷弼，二杀袁崇焕，熊廷弼守辽东时，正是明王朝最腐败混乱的时候，天启帝昏庸已甚，终日热衷搞木匠活计，魏忠贤专权，把国家弄地混乱不堪。熊廷弼守辽东，制敌有方，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逐步压缩后金的势力，却最终成了明王朝腐败政治的牺牲品，被阉宦杀害。（一百多年后，满洲皇帝看到熊廷弼守辽的奏疏，感慨的说，如果熊廷弼的方案能得到实施，满洲决不能入关。）杀袁崇焕更把局势搞的雪上加霜，袁崇焕死得悲惨已甚，被凌迟处死，几百年后，人们翻开“清太宗实录”才得以澄清这场千古奇冤。

二是松锦之战时期，袁崇焕宁远之役把奴尔哈赤赶了回去，奴尔哈赤吃了败仗，又被打伤，“大愤恚而死”。奴尔哈赤死后，其子黑勃达烈继立，是为皇太极。皇太极是真正为满洲入关奠定基础的中坚人物，皇太极在位时，满洲的军事力量逐步膨胀，最终达到可以和明王朝一决雌雄、争天下的态势。皇太极充分认识到争取盟国尤其是蒙古各部落的重要性，皇太极对臣下说，攻占明国就象砍伐大树一样，要先把树枝慢慢砍完，再砍树干，“则大树自仆”。皇太极因此继续他爹老奴同志的策略，对蒙古各部落联姻、攻伐并用，最终把漠南蒙古各部落尽数纳入满洲贵族的势力范围之内，还把招降明王朝的叛将降兵组建成汉八旗，又出兵朝鲜，迫使朝鲜订立城下之盟，输纳钱粮、出兵出役。这下子，明王朝用来牵制满洲的侧翼力量全部失去，成了孤家寡人，更糟糕的是，内部还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明王朝真正是内忧外患！有明一代，一直把北方的游牧民族视为帝国的劲敌，不惜花费巨大的民力、财力修筑长城多年，明王朝中后期的武备松弛，倭寇之患，原来不过是一小撮海盗而非正式军队，就把东南沿海骚扰的鸡犬不宁。何况这回内外交困的局势？崇祯帝在晚明诸帝中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不过沉疴已久，终究回天乏术。李自成在陕西起兵之后，曾和明王朝鏖战数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陕西三边总督洪成畴协巡抚孙传庭最终把李自成大败在关中的潼关原，李自成率18骑入逃洛南山区，明廷君臣以为内患已定，召洪成畴奔赴辽东督战，没想到李自成逃到四川又造反，李自成早年曾听一个算命的江湖先生说他有帝王命云云，一直深信不疑，所以被明廷招安而复叛，终究不忘他的皇帝梦。满洲崛起之后，明王朝一直把帝国最精锐的部队集中在山海关沿长城到宣府、大同一线，对付关外的蒙古、满洲，兼护卫京师，无力对付内部的农民军，洪成畴奔赴辽东督战之后，李自成又开始卷土重来。

松锦之战是明清易代中最重要的一次大决战，关键是争夺宁远、锦州两城，宁锦两城对明清双方都是存亡攸关之所在，明廷监守之，可以阻挡清军的南下，进而恢复辽东；满洲据有，就可以把势力推进到沿长城、山海关一线，一入关就可破京师，明王朝就亟亟可危了。所以战争一开始，明廷就集结沿长城一线的大部分精锐部队并主力部队关宁劲旅、边兵奔赴松山、锦州，战事危机之时，皇太极甚至从沈阳出发，昼夜兼程、急驰六日赶到松山，崇祯帝也把辽东战事的最终解决寄托在这场决战上面。这场战争对于明王朝实在是败不起，结果偏又败了，在战略上的失误主要是明廷的责任。崇祯帝急于解决辽东战事，其人又急燥、多疑，刚愎自用，往往不知兵而靡兵，下令洪成畴速战，以解锦州之围，洪成畴只好放弃以守为战的策略，把粮草和主力部队分开，主力部队先行，粮草囤后方，率军六万驰锦州解围。皇太极的援军赶到，切断明军的粮道和后路，把明军分割包围，明军军心动摇，突围又遭伏兵，被追打的溃不成军。而洪成畴在指挥上也有失误，没有注意到清军的背后包抄，从而导致腹背受敌。清兵破松、锦，三日搜杀，备极酷毒、妇孺不免，洪成畴被俘，后归降；吴三桂挟部众突围，被伏兵击散，只身逃入宁远，关外土地城池丧失殆尽。松锦之战的结果，不但丧师失地，更重要的是明王朝的精锐部队，边兵、关宁劲旅13万被摧毁，明王朝失去维护统治的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可谓亡无日矣！松锦之战对明王朝的打击是致命的，可谓把老本陪进去了。松锦之战后，一直到南明小朝廷的逐个覆灭，抵抗的汉族地主阶级和南方的抗清力量一直都没有组建起一支统一的强有力的武装力量。明王朝的统治得以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这支经过长期累积组建起来的武装力量。有明一代，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是帝国的劲敌，只有保证军事上的抗衡能力，王朝的统治才能得以维持，明廷在军事上的多次胜利并不能彻底解决边患，游牧骑兵逃回到漠北的广大土地上经过休整，完全可卷土重来，而明廷军队的任何一次重大失误都可能导致帝国的覆灭。这已经是崇祯十五（1642）年，离明王朝的灭亡只有两年了。

崇祯十五年，内地又是什么情景呢？李自成攻取湖北重镇襄阳，北上取开封，张献忠在川、鄂连陷城池，明王朝的统治亟亟可危矣！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明王朝的统治如此衰弱，还长期腹背受敌、两面作战，不能先集中力量解决完一头再解决另一头吗？因为万历的昏庸而导致满洲的崛起已经是既定的事实，那么到崇祯执政之时，事情是否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以明王朝当时的形势，根本就负担不起这种两面夹击的危险处境，为什么却一直硬撑着两面出击？那么暂时放下那一头呢？农民军是地主阶级政权的死对头，所以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信任而言，明廷以前数次招降农民军，农民军也一度表示受招抚，但彼此却心知肚明，农民军知道这是缓兵之计，只要明廷准备妥当了，他们不免被剿灭，所以依旧在背地里准备，尽管他们表面受招抚，而明廷又没能力真正削夺他们的势力，所以这个似乎不可行。唯一可行的就是暂时和满洲贵族议和，以便腾出手来对付农民起义军，这本来是可行的，但却一直没有成功过。 原因大致为，一是明廷君臣上下一直有着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再加上女真人组建的后金政权在奴尔哈赤起兵以前，只不过是明帝国统辖下的“属夷”，明廷君臣和社会各阶层都觉得和满洲议和会不仅大伤体面，简直是丧权辱国。当时的史家议论道 “今之逆奴不独异于汉唐，亦与蒙古异，惟宋之于金人其局势略相似……（奴尔哈赤）奴尔干都司一小酋长，王杲伏诛之后，孤豚腐鼠，为宁远家奴隶，一旦称汗称帝，俨然以南北朝待我……”云云，可见这种居高临下的心理情绪；再加上民族意识的隔阂与传统的“华夷之辨”的区分，使得议和不易被接受，所以，终崇祯一朝，举凡议和的奏疏往往遭到朝臣们的纷纷弹劾，被指责成“讲款误国”“通虏辱国”云云，民间也议论纷纷。明王朝在围剿农民军的难题上弄的焦头烂额，崇祯帝也数次考虑和满洲议和，终因群臣谏阻而未果。

晨澍

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中原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议和在历史是多有前例的，即使汉唐盛世之初，因为开国之初，立足未稳，也曾和匈奴、突厥议和；但明王朝是继承宋王朝的汉族政权，处处把宋的教训当作自己的反面教材，加上金元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的历史教训，使得明廷上下始终把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视为帝国的劲敌，而心怀猜忌，处处加以防备，况且明王朝是以“驱除胡虏”的身份起家的，这种民族意识就更加强烈。因此认为新崛起的（后金）清王朝是继承金元的衣钵，而满洲民族又是女真族的后裔，自宋以来，中原汉族因为饱受南下的女真铁骑的蹂躏，对女真人怀有特殊的反感，故此认定清必是取明而代之的劲敌，故议和修兵只能使起坐大，通商互市只能资助敌国，所以即使明王朝内外交困、危如累卵，还不肯议和，即使松锦之战后，明廷反对议和的朝臣仍认为“城下之盟，春秋耻之”。 三、松锦之战后，明王朝差不多是输干赌本了，实在不得已，才决定议和，又不敢公开进行，崇祯帝授权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与清议和，不想内情泄密，举朝哗然，朝臣纷纷上书弹劾，崇祯帝把陈新甲当替罪羊下狱、处死，议和破裂。明廷君臣一直愚蠢而顽固的认为私下议和必定就是“通虏辱国”、“通番卖国”，却不想这仅是一种权变手段。皇太极见议和不成，又发动“壬午之役”纵兵入关，连破八十余城，大掠而还。明王朝失去最后一次挽回的希望，迅速走向自己的末日。

明清易代之后，清初的一部分明遗民才认识到，当时没有与清议和的失策。实际上，这是当时的明王朝在政治策略上最大的失策，明王朝当时已非常腐朽、虚弱，实在没有其他的自强途径，惟有这一点可以暂缓局势，待集中力量平定农民起义军之后，可以慢慢整饬内务、武备，再恢复辽东也未尝不可。再从清方来看，皇太极也从辽金元入主中原的历史中获得教训，认为满洲人一旦入据中原，“数世之后，借成汉俗”自己的民族有被彻底汉化而淹没的危险，所以对入据中原当时还不甚积极；另一方面，议和之后，清方每年可以从明帝国那里获得大量的经济财物，也就是明帝国把过去每年赏赐给蒙古各部落的百万两金银转而送给满洲。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总是对经济财物有兴趣，也比较务实，不象明王朝那样主要从政治威望方面着眼，维持天朝上国的面子，所以，清方对议和一直还是比较积极的。明清议和终因明廷君臣的失误而无果，明王朝的政局就一直处在不断恶化的境地，为了剿灭农民军和对付关外的满洲贵族，就得不断的加派粮饷、征兵征役、搜刮百姓，这样只会把更多困苦已极的老百姓逼上梁山，加入农民军的行列，形成不断的恶性循环。松锦之战之时，明廷屡次催战的原因，有一个就是户部奏称粮饷即将不继，可见明廷已经非常空虚，支持不起长期的战争。这样，明王朝就一直处在腹背受敌的危险处境，直至灭亡。

三

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变换的一年，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国，二月渡黄河，入山西、克太原，三月攻取燕京，崇祯帝自缢身死。崇祯不算是个好皇帝，但确实是个称职的皇帝，自登基以来17年，勤勤恳恳、“宵衣旰食”，虽是为他祖宗的基业，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点为天下黎民苍生计的意思，却终因回天乏术而身死国灭。崇祯帝自缢前曾留书于衣禁上书“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等语，其心可悯！凭心而论，崇祯帝比之前代的万历、天启，是要好的多，无奈他运气不佳，接手到的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烂摊子，再加上他本人的猜忌多疑、刚愎自用，以及连年的旱灾、蝗灾、兵灾，可谓天灾人祸、交加相向，以致身死国灭“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可悲！可叹！甲申之变一时震惊天下，各地的士人官绅和老百姓都惊呆了，他们也知道明王朝危如累卵，但却不曾想会覆灭的这么快！关外的满洲贵族也是始料不及，但他们很快就反应过来，认为这是抢夺天下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范文程告诉多尔衮说李自成必然要失败，他分析说李自成“逼陨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人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而破也。”

而这时的李自成部又是什么情状？李自成的农民军一入北京，就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以为天下已定，下来的任务就是准备开国登基、论功行赏、封王建制，好好的享受了。结果是文恬武嬉，不成体统，对关外虎视眈眈的清军全然茫无所知，而清军却对他们的情况清清楚楚。综括起来，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误大致有这么些：其一是政治名分上不顺，招致自己腹背受敌。崇祯帝自然算不上明君，但终究是王朝正统和国家的象征，李自成或许以“武王伐纣”为类比，认为自己师出有名，可实际上，崇祯不是纣王，并不荒淫好色，也不算失德，况且极为勤政、颇收民望。崇祯帝之死，天下震动，士人官绅多有痛哭涕泣、如丧考妣者，有的甚至还“杀身成仁”、“殉主”“殉国”，因之把李自成的农民军视为仇寇，念念不忘所谓“君父之仇”，满洲贵族正好利用这个空子，打出“为尔君父报仇”的幌子，一下子把汉族地主阶级招揽了过去，所以，满洲贵族取天下之后，狡辩说，他们的天下是取自“贼寇”之手，而非明朝，反自夸功德，说自己是吊民伐罪，因而灭寇有功云云。二是并没有成功的重建汉族地主阶级的封建秩序，在北京拷掠官绅、追赃逼饷、备极酷毒，又纵兵扰民、祸害百姓、丧失人心，把自己弄成众矢之的！在一旁观望的地主阶级本想来投奔，这回也不来了，认准李自成部终究是“流寇”难成大器，如此丧失人心、势穷力孤，不亡而何？

三是没有有效招抚吴三桂。松锦之战后，明兵在关外只有宁远一座孤城，宁远总兵就是吴三桂。明王朝垂亡之季，崇祯下令吴三桂撤兵入关，进京勤王，吴三桂兵至永平，北京已破，崇祯自缢，便返回山海关，囤兵关下，注意情势变化。吴三桂这个时候是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吴三桂投降满洲还是投靠农民军，对双方都非常重要，一则，明王朝的精锐部队关宁劲旅、边兵此时剩余的部分大都统于三桂之手；再则，山海关险要之地，为兵家必争，李自成拥有山海关，可以暂时抵挡满洲一阵子，在整饬内务、恢复汉族地主阶级的封建秩序之后，集中兵力，或许还可以赶走满洲贵族；而满洲贵族一旦拥有山海关，不但通往中原的关险已破、可以长驱直入，再加上吴三桂的精兵，简直如虎添翼，李自成就只有逃走的份儿了。但李自成这时候根本没把这天大的事情放在心上，还忙着接受部下和明廷降官的劝进表，筹划自己当皇帝的事。只派明廷的降将去招抚吴三桂，吴三桂经过考虑，也决定归降李自成，并准备进京朝见新君，结果走到半道上，听说家已被抄、父亲吴襄被囚、爱妾陈圆圆被掳，顿时大怒，返回山海关，袭击降李的原明朝总兵唐通部众，占领关城，但还没降清。说到追赃逼饷的问题，又得说到刘宗敏，农民军当时是仓促进京，全然一派乌合之众，部众整天拷掠明廷官绅来敲诈钱财，甚至纵兵扰民、祸害百姓，刘宗敏追赃逼饷追逼到三桂父吴襄头上，连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也抢了去，吴三桂怎么能不生气？据说吴三桂闻说爱妾被掳，勃然大怒，拨剑斫案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或非虚语。而李自成又制止不住刘宗敏，以为同是响马出身的拜把子兄弟，还指望着他继续替自己出力呢！ 李自成听说吴三桂不从，决定亲自前去征讨，而事前又没有充分的认识，以为天下已定，收服吴三桂不过是猴毛一撮，刘宗敏甚至说什么“山海关弹丸之地，用靴尖倒踢耳”。实际上，这场仗不用打就知道胜负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关内地驰骋惯了，可关内的明兵大都是些吃不饱饭、扛不住刀枪的花子兵，陕西巡抚孙传庭败后，李自成再就没遇到过什么劲敌；再加上明王朝危如累卵，人心浮动，官兵也不肯为明廷卖命，所以一上阵就望风而遁或者开关迎降。但关外的清军却兵强马壮，八旗兵和明王朝的边兵、劲旅打了三十多年的仗，这时都是经过浴血奋战锻炼出来的精锐铁骑，再加蒙古八旗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汉军，吴三桂的军队也是关宁劲旅和边兵剩下来的精锐力量，双方合兵，李自成那有胜数可言？一战即溃。再从政治角度而言，满清在关外建国，到这时候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已经有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与角逐能力，此次入关与农民军争天下，已是集合全部的精锐力量，有备而来；而李自成的“大顺国”才刚开场，手忙脚乱，而此前又对清军茫无所知，仓促上阵，焉能不败？

山海关之战后，李自成败退回北京，旋即一路向西逃窜，清廷下令吴三桂绕城而西，继续追击，清军入北京，多尔衮顺势把皇太极之子福临怀抱拥立，正式在北京树立起清帝国统治全国的旗帜。这其中，满洲贵族又从吴三桂那里赚了一大笔，吴三桂在降清之前，并没准备把全中国的统治权都献给满洲贵族，双方原来订立的盟约是：满洲贵族帮助吴三桂剿灭农民军，明廷和汉族地主阶级以割让土地和每年输出大量钱物、财帛为报答，在北京扶持明太子登位，继续明王朝的统治。结果，满洲贵族一入关，就不认帐了。满洲贵族当时的野心是整个北方的统治权，而非部分土地和有限的钱物、财帛，吴三桂至此也没办法，这时再想翻脸，大概也是两面受制、自取灭亡，双方的军事实力没法相抗衡，又加农民军的反扑，清廷又加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吴三桂得到好处，也不好开口，只好老实替满洲贵族卖命去了。这段历史在很长时间内鲜为人知，清廷当然要对自己的老底严加封藏，后来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之时所发布的“反满檄文”中明确提到这一点，“正欲择立嗣君，继承大统，封藩割地，以谢满酋，不意狡虏逆天背盟，趁我内虚，雄据燕都。”另外，吴三桂起兵时，在致康熙帝玄烨的信中也提到这一点“桂念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奋战逐北，直指潼关，李贼破胆而遁。桂因神京无主，返兵而西，那九颜王子，顿背前盟，将顺治皇帝怀抱拥立，斯时欲理论曲直，惟恐贵国之师扼其前，李贼之兵蹑其后，是功未成而身先死，知者不为也。锡以通侯，封以王爵，岂得已而受命呼？那九颜王子，贪心无厌，驱兵南入，以至灭我社稷……”吴三桂说他当时没翻脸，是“惟恐贵国之师扼其前，李贼之兵蹑其后，是功未成而身先死，知者不为也。”或许是，不过他后来又杀永历帝父子就不知道是何居心了。但满洲当时背盟却是实有的。 当时的情景是，山海关战后，吴三桂和李自成谈判了一阵子，吴三桂向李自成索取太子，（明太子在李自成军中随行）并传令到京，准备迎接太子即位，原明廷的官员和老百姓都信以为真，去城外迎接，结果，傲然而来的是“胡服辫发、虬髯多须，虏中称为九王子”的多尔衮，而非明太子，众人才知道上当了！原来吴三桂被多尔衮下令去追击李自成，不许进北京，多尔衮率领的满洲贵族和清兵一进京，就急忙把皇太极之子福临扶上皇帝的位子，树立起清帝国的旗帜。等吴三桂把李自成部追击到潼关返京之后，才发现上当了。清人的图谋是，吴三桂一入北京，故明太子即位，主客形势一定，自己就不好下手了，所以不许吴三桂进城，只让他绕城而西，继续去追击李自成。至于那个明太子朱慈琅，被清人收买内奸，硬诬陷成是假冒、继而处死，吴三桂可谓火中取栗。

吴三桂兵败身死之后，其“反满檄文”和“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纪略”一样成为满清政府严加查封的对象，敢私下收藏的都要掉脑袋。两百年后，才从日本找到，诺大的中国，一篇文章都藏不下，满清政府的文字狱之彻底、干净，文网之严厉、酷毒由此可见！（关于吴三桂和多尔衮定盟的书信可以参看“清世宗实录”，不过清实录是在满清政府监控之下编纂的，所以对自己大加粉饰、褒美是难免的，这其中难免失真，有些内容似不可信。满清政府肆意篡改古书和伪造历史的举动是极为恶劣的，这样编纂出来的史书，满清的皇帝那里有不远迈前代的道理？实际上，有清一代，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谏，为史应直书”的优良传统被破坏殆尽，这是应该受到严厉谴责的！）

清廷“定鼎燕京”之后，当时还没有占据全中国的野心，多尔衮下令剃发，有人认这使得“南人闻风警畏，非一统之策也” 多尔衮说“何言一统？但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耳。”可见满洲贵族这时对于能否一统天下还没把握，等待局势变化。清军占领南京之后，满洲贵族才有了统一天下的决心，这从“剃发易服”令的推行就可以看出来。“定鼎燕京”之后下达的剃发令遭到汉人的激烈反对，连吴三桂也极力要求罢除剃发令，当时吴三桂自西至京，见百姓皆剃发，垂泣曰：“清人轻中国矣，前得高丽，亦欲剃发，丽人以死争之曰，我国衣冠相传数千年，若欲去发宁去头耳！清人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属国耶？我来迟，误尔等矣。”而后向多尔衮劝请，当时吴三桂还手握重兵，再加上开关迎降有功，满洲贵族还是给一点面子的，剃发令因此一度停止实施。这个时候，清廷还担心自己立足未稳，害怕丧失人心、激成兵变、民变，所以暂时罢剃。多尔衮发一纸诏书敷衍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一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自此之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清军占领南京之后，民族征服者的狰狞面目就露出来了！这回，多尔衮也不管汉人愿不愿意了，反正是“人为鱼肉，我为刀俎”“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 结果自然是激起各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清廷的惟一手段就是遣军四处疯狂屠杀。清王朝的辫子就此在血泊中固定下来了。

多尔衮断然“定鼎燕京”在政治策略上不能不说是个果断、精明的决策，北京自元、明以来，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首都，在北京树立的政权容易在政治名义和心理上被认同，可谓居高临下。从中国历史看，在南方建立的政权，不是短命的，就是偏安一隅、苟延残喘的腐败小朝廷，盖江南山温水软，民风柔弱，往往主好雕虫而轻于武备，以至于文恬武嬉，不成体统，临到覆灭才发出“几曾识干戈”的哀叹。南明的弘光小朝廷就是个例子，在大官僚卵翼之下拼凑起来的弘光小朝廷，自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做着“借虏平寇”的美梦，幻想依靠清军的力量消灭农民军，自己坐收渔人之利，然后再割让土地、输纳钱币、财帛，偏安江左，一切照前朝的旧历，却不悟唇亡齿寒的道理。清军入潼关、破西安，李自成大势已去、溃败南逃，清军一路南下，南明的军队除史可法在扬州抵抗外，几乎都是望风而逃，清军南下之时，弘光小朝廷内部一直在党争、内讧不休，最终被清军一网打尽。弘光小朝廷灭亡之后，南方的汉族地主阶级这才认识到：在北京建立的满清帝国不仅是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死对头，也是南明小朝廷的死对头，这才决意抗清，但为时已晚，毕竟大势已去，汉族地主阶级拥戴藩王组建的南明政权终因武装力量薄弱、兵力分散而一个接一个的覆灭了。福建的隆武政权支持不过一年零三个月，还和在浙江监国的鲁王政权因为名分之争而势成水火；只有偏安西南的永历政权支撑了十六年，却也大都是在无休止的党争、内讧之中被清军追击的终日奔逃，从广东逃到广西，从广西逃到贵州，在贵州的时候，由于晋王李定国在西南“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的辉煌战果，再加上延平王郑成功出兵东南，侧翼牵制清军的力量，使得抗清事业一时大有起色，甚至在北京的满洲贵族也一度惶恐不安。不过由于复杂的内部斗争，形势很快陷入低潮，永历帝又从贵州移至云南，再从云南逃入缅甸，最终被吴三桂革了命。“海上天子”鲁王朱以海病死之后，在台湾的郑成功余部一直持续到1683年，算是最终终结了南明史。（关于南明的历史，有顾诚先生的力作《南明史》可供参考。）

四

下面是对满清历史问题的一点探讨，关于明清易代的这段历史，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这里有几个理论误区需要探讨： 一是吴三桂请清兵的问题，由于满清政府封藏史实的缘故，这段历史长期得不到澄清，长期以来，老百姓多以为清兵是吴三桂请来的，把罪责多推在吴三桂身上。实际上，清兵是请也来，不请也来，李自成入北京之后，清兵早就迫不急待的跑到山海关外等着进关了，如果当时李自成有点见识，成功招降吴三桂，或许局势还有挽回的可能，不幸的是，双方的内讧，反倒给满洲贵族占尽了便宜。吴三桂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后来形势的发展或许早已超出他当初降清时的初衷；吴三桂降清虽然理有未通，也算是情有可原，主要责任或许还在李自成。

二是李自成、张献忠的问题，李自成、张献忠过去被明王朝、满清政府一致认为是“流贼”，解放后的人气又出奇的旺盛，一度被当成反封建的模范人物而大加褒扬。但如果从汉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来分析，李自成、张献忠似乎不值得怎么称赞，不反对张、李起来改朝换代，但张、李造反的不是时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应该集中力量攘除满洲贵族的侵略图谋，而不是趁机造反，拖明王朝的后腿。明王朝不管怎么衰弱，但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毕竟还是民族的代表与国家的象征。况且，明廷已经多次招抚李自成、张献忠，如果说张、李是为“被压迫人民”而又起来造反，大概有些牵强，更多的，还是为自己的皇帝梦。再者，李自成、张献忠把明王朝推翻之后，他们自己并没有能力重建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反倒让满洲贵族称机占尽便宜。满洲贵族入关之后，为推行民族压迫的“剃发易服”令而进行残酷的野蛮杀戮，屠城灭种、杀人盈野，弄得成千上万的人头落地，李自成、张献忠到底是“救”的百姓多还是害的百姓多？

晨澍

三是关于满清入关问题，虽然满族今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但不能由此就肯定、美化满洲贵族的侵略战争，汉民族也不能为尊重少数民族兄弟的感情而贬低、矮化自己，民族平等当然也包括汉族在内。况且，以今天的现实来对待当时的历史，是不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的。因此，对于明清易代的过程中，那些为反抗民族压迫和民族奴役而战斗的抗清志士是要给予充分肯定的！满洲贵族所推行的最恶劣的民族压迫政策就是其臭名昭著“剃发易服”令，为从衣冠装束到精神观念上标明、树立起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不惜对广大的汉族民众痛下血手，强迫汉族人民在几天之内改变自己数千年来形成的代表着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衣冠服饰与发式习惯，严重伤害了汉民族的尊严，并因此而引发了长期的、大规模的民族冲突与民族战争，在满、汉民族中间种下很深的民族仇恨，影响了清一代的历史，也对后世造成恶劣的影响！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人可以当皇帝，少数民族也可以君临天下，但尊重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与风俗习惯是基本的道德，满清贵族所推行的这种赤裸裸的民族压迫政策是极其恶劣的！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多尔衮为满洲贵族的“剃发易服” 令狡辩，胡说什么“君父一体”、“君臣犹如父子，父子一体……岂可违逆？”云云，多尔衮难道不知道自己的祖先在起兵叛明之前，世世代代都是明帝国的臣属，并且以得到明廷的封赠、赏赐为荣耀，这难道不是“君父一体”？明王朝难道强迫过女真人蓄发戴网巾、穿宽幅大袖的汉服？

再者，满洲入关树立清帝国，对中国历史而言，不是进步而是退步，这也必须澄清。中国的封建制度进入15世纪前后，已经开始步入暮年阶段，其腐朽性、落后性与反动性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社会积淀起来的各种沉疴日重一日，艰难生长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受到腐败政治的摧残、传统观念的压迫与封建经济的排挤，成长极为缓慢。这与欧洲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西方，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全面冲击中世纪的封建势力及其意识形态“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印刷术成为新教的工具，罗盘针打开了世界航海的大门……”采用新的方式进行生产的新兴资产阶级以其日益充实的经济势力不断排挤、侵占封建贵族的领地；欧洲各地日益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腐朽的封建势力、夺取政权；欧洲的殖民者和商人奔走于世界各地掠夺财富、建立贸易、寻求市场，并且开始扣击中国古老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明王朝的统治固然腐朽，但这种腐朽当中也孕育着新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形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腐朽也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必然与需要。但这种变革过程却阴差阳错的被满洲入关所打断。 （举个例子说，明神宗当政之时，曾多次派税吏、监工去地方上的工场、矿山搜刮钱财，历史学家一直把这当成是万历贪财好货的罪证，实际上，这其中真正反映的历史实质是封建政治对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压制与排挤，私人经济的发展、壮大已经使得封建统治者感到，新兴的私人资本势力成为封建国家的威胁，所以要通过政治权力来削弱、打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实力。与此相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以李贽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的尖锐批判，与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正是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对经济关系最本质的反映！再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与中国相对应的，欧洲国家正开始文艺复兴，这也说明，此时的中国与西方世界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满洲入关的结果，就是原本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萌芽，在清军南下的铁蹄下无奈地枯萎了。） 满洲在入关以前，长期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到16世纪前后，才过度到军事奴隶制社会，八旗制度是典型的军事奴隶制度，有点象古希腊的荷马时代。中国社会古老的封建制度相对于新兴的满洲民族来说，还是比较新鲜、进步的社会制度，再加上满洲贵族对于汉族地主阶级和汉民族的猜疑心理与防范意识，着力强化已经非常腐朽的君主专制政体，极端强化各种形式的精神愚民。这样，原有的腐朽的专制主义制度不仅没有得到松动，反而得到病态、畸形的巩固，从而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后世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现在！

至于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腐朽已极的古老封建帝国寿终正寝之前最后一次微弱的回光复照，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绝对不是什么“盛世”，而是“未世”是严重的历史倒退。一方面，从明中叶开始的缓慢生长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了，封建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之后一直保守、缓慢的持续着；同时，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被强化到极限。在貌似平静的封建社会内部，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不断堆积，最终导致乾隆末期的中国社会大溃败！但这段历史由于近年来各类“辫子戏”的误导，再加上余秋雨、二月河之流的文人不负责任的肆意鼓噪，以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颠倒黑白、涂抹历史的不良企图，已经被弄的面目全非，在民众中造成严重的误解与误导。（余秋雨的文章“一个王朝的背影”可以参考，至于二月河的满洲皇帝系列已经被逐个搬上荧屏了，大家都知道。）

五、满清王朝对中国历史不是没有贡献，满清王朝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开拓与巩固是有贡献的。虽然在当时看来，主观目的是为了满洲贵族、或者更进一步说是满洲皇室的家天下，但从客观效果看，是有利于今天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的。但另一方面，满清王朝又以极端的君主专制和精神愚民把中国社会推到亡国灭种的边缘，把中国弄成奄奄待毙的垂绝之人，以至于横遭列强凌辱，犹如一个虚弱已极的病夫守着一堆财宝，怎么守得住？但没有满清王朝，历史又会怎么样呢？可惜历史没有假设。一个病夫守着一堆财宝和一个武士拥有一把宝剑，那个更有价值？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和日本正是这种情形！满清王朝，一个世纪以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人给予的是怒涛排壑般的愤怒声讨；六十多年前的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又给予不同的态度，但都从300年前那场血与火的历史中吸取到教训与经验却是真的。

日本人是从中收益最多的，满洲人以中国东北的一个小民族而成功的征服了中国，大大刺激了日本的野心与贪欲。日本人觉得，当年人数很少的满洲人能办到的事，他们也能办到，因为征服中国并不难，满洲人就是个榜样。日本从明治维新，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以后，就开始认真研究满洲征服中国的过程，从中吸取经验。众所周知的“田中奏折”就是日本从中吸取经验而得到的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计划书。“田中奏折”说的很明确“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而要征服满蒙，必须从东北下手。所以巩固在朝鲜半岛的统治之后，日本就开始对中国下手，不惜花费兵力、物力、财力，和俄国熊奋力争夺中国东北，最终把溥仪同志领导的“满洲国”树立起来，当年满洲、蒙古、朝鲜所拥有的地盘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日本准备停当了，就挑起“七七事变” 开始了全面侵华、占据中国的过程。一切都不出日本人所料，他们的计划进行的很顺利。

“南京大屠杀”也是从满洲人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学来的，满洲人的经验告诉他们，中国必须经过残酷的杀戮方能征服，要征服中国，必须大规模的杀人立威，摧毁中国人抗战的决心和信心，要把中国人杀到心惊胆战才行，不然日本人征服亚洲许多地方，为何只选择在中国人身上试刀？为何只对中国人进行这样残酷的大屠杀？更重要的，如果得手的话，这种屠杀并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反而被美化成“圣武”，奴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的残酷杀戮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太祖”“太宗”和“成宗义皇帝”，接受中国人的赞美与膜拜，中国人“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就是这样的。所以日本人放手屠杀起来放心的很，正如余秋雨赞颂满洲皇帝，说他们到中原来是超越“民族正统论”“姓氏正统论”云云一样，日本人到中国来也是超越“民族正统论”和“姓氏正统论”的。可惜余秋雨没赶上好年代，可惜！不然余秋雨可以充满睿智的跑过去喊：“你们怕什么，放心的干吧！杀吧！你们是来取代我们民族的腐朽王朝，超越民族正统论的。”或许满洲人在杀人放火、伤天害理的同时，心里还是发虚的，这毕竟不是他们的家园，他们这么造罪，要是遭受天谴的，但经过余秋雨这么一说，心里肯定塌实多了，可惜当时没有这么有远见、有器识的学者。

日本人也从康熙帝玄烨那里学到不少东西，这位满洲皇帝招抚士人、收揽人心的手段是非常高明的，日本人大肆宣扬的“日中亲善”和招抚、诱降汉奸组建汪伪政府的计俩不正是玄烨所宣扬的“满汉一家、不分彼此”和所采用的“平汉人之策，当以汉制汉”的手段的翻版吗？日本人帮助溥仪组建“满洲国”并用各种手段进行拉拢的办法和当年满洲贵族以联姻的方式拉拢蒙古王公共同对付明廷和中原汉人的办法何其相似！一样是区别对待、分而制之，不过是在另一个层次上而已，并没有任何实质的不同！历史来了一个完整的轮回！

将介石也从300年前那场动乱的历史中吸取到经验教训，那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不然，正如李自成的农民军乘机革明王朝、崇祯帝的命一样，没等日本人来革国民党和他将介石的命，共产党就要先革去他们的命！委实是危险的，所以“攘外必先安内”是重要的。“西安事变”之前，将介石从南京飞到西安，告戒正在西北“剿匪”的张学良，把这段历史的教训说的非常清楚。国内的老百姓都在痛骂将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误国云云，可将介石心里有他的算盘。毛泽东也是，因为他也明白：如果不和将介石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话，日本人也会象满洲人当年消灭农民军和明王朝那样，把他们逐个捉去。

但历史的选择这回发生改变了，成就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充当农民军角色的共产党，这也部分的解释了共产党后来极力为李自成农民军翻案的原因。当然， 1944年的甲申年毕竟不是300年前1644年的甲申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歼灭盘踞在那里的侵华精锐部队70万日本关东军；美国彻底歼灭日本的海上力量并在日本本土投放两颗原子弹；日本因为全面侵略亚洲而导致战线太长、战场太多而顾此失彼等等。如果不是上述这些因素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国际环境，日本集中全部力量攻占中国，恐怕，一切步满洲的后尘。

六、关于满清王朝的总体评价，现在的主流媒体全然是在生硬拔高。其实，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腐朽已极的古老封建帝国寿终正寝之前最后一次微弱的回光复照，今持此论的人往往把清初的人口、耕地、财富和以前做对比，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这不过是小农经济的恢复性发展，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产力的革命性提高，小农经济之下的这种畸形的人口膨胀与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适应的，况且，满清时代造成的这种畸形的人口膨胀正是阻碍今日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严重的桎梏；且小农经济形态简单，只要社会秩序稍趋安定，其恢复、发展也是比较容易的，并不完全是满清皇帝的英明、圣武。再者，自宋以来，给中原王朝造成严重威胁的蒙古、女真部落，在满清时代以政治联姻的方式牢固的结合起来，其中也不乏游牧贵族联合起来对付汉族地主阶级的意思；此前，明王朝为对付游牧贵族的侵扰，花费帝国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防御，甚至一度把经济都拖垮了。而满清时代，由于实行有效的政治联姻和军事管理，沿长城一线的边患解除，使得清政府能够把大部分精力、财力用于经济发展，这也是清初小农经济经济恢复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满清王朝所推行的极端的君主专制和精神奴化的愚民政策是非常恶劣的，对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形成严重的障碍与毒害，其种种流毒至今都未有效的消除。

对于满清的评价中，认为清王朝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有重要贡献的观点比较普遍。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也是继承历史传统的原因，中国的版图在汉武帝时代就已形成雏形，后来因历代的强弱而有盈缩，至唐达到全盛，清王朝不过是因袭前代的传统，加以巩固而已，怎么能把巩固中国疆土的功劳全然划给清王朝？明王朝初期，也创建过赫赫武功，屡次深入漠北，沉重打击游牧贵族的侵扰，安定北方广阔的疆土，把明王朝的政令传达到内外蒙古、天山南北；在东北设立奴尔干都司，把明王朝军事管辖的范围延伸到黑龙江以北、内外兴安岭；在西藏设立各类军政机构和僧官职度进行有效管辖。当然，明王朝后来衰弱了，对边疆的巩固也放松了，但这是每个封建王朝都有的盛衰常例。清王朝在因袭历史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由此就象某些清帝那样，把功劳全然划给清王朝和他自己，则是不对的。从总体上说来，清王朝是要被否定的，清王朝留给中国人民一个极端落后、愚昧、腐朽、贫困、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其恶劣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结语

今年又逢甲申年，离“甲申之变”已经有整整三百六十年了，正好是一个周天数字。从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开始，中国历史揭开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腐朽、专制的统治序幕；那么，从这个甲申年开始，中国历史又将走向何方？ 或许，一页新的历史正要翻开…… 我们都拭目以待。 谨以此文纪念三百六十年前那些死于国难的人，为正义、尊严和信仰而献身的人，以及陷于兵灾而死难的普通百姓。他们把鲜血和生命贡献给了这片土地，而这片土地，是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栖息的家园！

张少炎 夏历甲申年正月二十五 西历2004年2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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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哥

好文章!!!分析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