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大金融公司之一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此前退出了遭遇大幅亏损的信用卡业务,掌舵人沃伦巴菲特向投资者道歉并公开承认他“一手铸成了一次代价高昂的商业惨败”。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可能会认为这是巴菲特的无奈之举甚至是逢场作秀。在金融危机期间巴菲特投资的高盛最近也遭到了美国证交会和美国国会的调查和秋后算帐,很多新闻标题也是“巴菲特人财两空”。对此,不妨引用一下郎咸平的名言:你想到的都是错的。
其实,对于巴菲特来说,因错误而道歉并不新鲜,而是贯穿于数十年来其投资活动的始终,成为证券市场信托责任的践行者和维护者。在每年的年报和股东大会上,巴菲特都会一如既往地公开坦诚地检讨错误和教训。成绩不说跑不掉,错误不说改不掉。这其实是最简单的真理。中国有句老话叫“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失败永远无法成为走向成功的充分条件。失败的真正价值在于,人们从中可以获得难得的经验并在今后加以改进提高,或者吸取深刻的教训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成功学演讲家陈安之说,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检讨和改进才是成功之母。不少著名的“失败者”即使屡战屡败,仍然受到很多资本的器重原因就在于此。巴菲特“股神”地位的练成无疑也是得益于此。反观我们自身,中国人尤其喜欢报喜不报忧,因而常常陷在低级的错误中不能自拔。在1989年动乱之后,“以正面宣传为主”作为特定时期的维稳政治思维居然成了很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沿袭已久的经营思维。翻检上市公司年报,业绩好总是经营者团结奋斗、抢抓机遇的结果,业绩丑总是与市场竞争激烈、金融危机等不好的外部环境相关,对问题和困难、对至关重要的关联交易等内容常常是语焉不详应付了事犹抱琵琶半遮面,投资者很难从中获得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而且部分公司在内部信息披露上对大机构和中小投资者区别对待更是业内公开的秘密,这不是内幕交易又是什么?同样,翻开各地各类企业主办的形形式式的企业内部报刊,大肆宣扬的总是成功的业绩和先进事迹,对失败的经验教训往往是轻描淡写走走过场,目的是正面宣传企业形象,但恰恰从另一方面揭示了企业的问题。很多领导经常在各个场合强调要求真务实,要实事求是,要真抓实干,就是因为严重欠缺这些东西。缺啥补啥本来也正常,问题是我们没有反省的习惯,缺少及时纠错的机制,因而常常不知道缺啥,病急乱投医常常胡乱进补却咋补也补不了。我本人曾在一家所谓“中国500强”国企呆过多年,亲眼见证多少盲目跟风上马的项目一个一个死掉多少资金千方百计渗漏却从来未见过决策者为此负过什么责,总结过什么经验教训,改进过什么决策流程,失败往往不知其所以然,而成功则是因为偶然,比如,有一个红顶的国企帽子,有一个像胡雪岩那样熟谙商场官场潜规则的领导人及其公关团队,有一些浑水摸鱼的战略性机遇比如体制改革、上市圈钱等等,虽然企业资产急遽膨胀,但照样是拆东墙补西墙,照样是歌功颂德,照样是掩人耳目。在经过无数投资者多年真金白银的奉献和哺育之后,很多国企壮大起来了,但始终体态红肿大而不强,除了滥用垄断或优势地位与民争利而外,核心能力的成长反而是每况愈下,一不留神绝大多数央企已经在并不真正创造价值的房地产泡沫中涉足过深风险过大因而招致有关部门紧急勒令尽快退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贺绍奇《退出房市不如退出股市》一文中披露:与国企在房地产市场制造 “地王”大手笔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国企在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上却异常的“抠门”。2003年,中国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总额为56.7亿元,消化吸收经费为3.6亿元,两项费用的比例是1:0.06,而韩国、日本企业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比例则达到1:5到1:8。目前全国大中型国有企业中71%没有技术开发机构,2/3没有技术开发活动。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尚依赖进口;即便一些国企引进了技术,但是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能力也明显不足。这就是当前多数国企的真相,指望这样的国企去引领带动国民经济长远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简直是痴人说梦。在“国进民退”的喧嚣声中,在国企现金充裕容光焕发的假象背后,罕有国企对自身的问题主动作出正常的反省和及时的纠错,更谈不上对全体国民道歉了,倒是一些外部的良心尚存的学者研究人员操心忧虑干着急。这里虽然说的是国企,其实,在这样病态的急功近利文过饰非的文化氛围中,在不出问题则已一出就是大问题的营商环境下,很多民企又能好到哪里去?一些屡屡犯下低级错误但却执掌财政经济大权的政府官僚又能好到哪里去?在批评稀缺的年代,面对公众宝贵的的质疑和批评,有关方面往往很难虚心倾听认真改进,而常常是习惯性反击顽固坚持既得利益,也许为了面子顾不了里子,也许为了一己私利牺牲了公众利益,也许为了当前想不到长远。想想如果我们的房地产泡沫突然破灭,谁能够置身事外?也许少数有钱人可以卷款外逃,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将遭受怎样的深重灾难?想想巴菲特的道歉,不知我们有人脸红否?
不仅如此,巴菲特道歉的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巴菲特把考察公司管理层是否对股东保持坦诚态度视为最重要的投资原则之一。任何公司都会或多或少犯下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但经营管理层往往会由于担心自己的饭碗不保和职业声誉受影响等等而对股东多多少少隐瞒经营实情,但这样做对改善公司经营没有任何好处,因而最终也对经营管理人员自身职业生涯发展没有任何好处。巴菲特说,“误导他人的主管,最后也将误导自己”。为此,巴菲特对选择公司及其经理人有着独特的偏好。“投资人并不需要做对很多事情,重要的是要能不犯重大的过错”。“咸鱼很少能够大翻身”。巴菲特坦承自己“还没有学习到如何处理难以应付的企业问题。我们学会的只是去避开它们。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清除所有的障碍,而是在于我们专注地寻找可以跨越的障碍。”巴菲特几乎不碰复杂的公司,但金融危机期间入股复杂的高盛无疑对他是一项挑战。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华尔街投行面临全军覆没的险境下,以证券投资为终身职业的巴菲特如果不去力挽狂澜于既倒将何以自处?巴菲特敢于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出手抄底,既是一种审慎大胆的商业策略,又是一项敢于担当的救市义举,既在危难时刻为最后也是最大的华尔街投行高盛提供了急需的巨额现金,又获得了牛市期间无法获得的便宜筹码,利己利人利社会,也充分体现了他一贯的“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恐惧”的投资风格。当然,在金融危机哀鸿遍野之时,没有人能够预知市场什么时候见底,巴菲特也不会例外。为了规避和锁定风险,巴菲特购买的并非高盛的普通股,而是一种具有10%固定收益类似于债券的优先股和免费奉送的认股权证,除非高盛破产大家一起玩完,而巴菲特肯定十分清楚高盛作为华尔街投行最后的大佬不能死也不会死,美国政府终究还要利用它开展一些操纵世界经济命脉的游戏,因此巴菲特就不会是输家,至少可以获得超过美国股票市场平均水平的投资回报,而一旦市场见底回升,巴菲特的收益更是水涨船高。在美国证交会、国会高调调查高盛甚嚣尘上之时,巴菲特依然信心满满,除了已有的巨额账面浮赢保底外,可能并不一定就是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力挺高盛经理人,而通过有关方面努力清除高盛身上的脓疮毒瘤、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可能更符合巴菲特一贯的长期投资原则。因此,轻率断言“巴菲特人财两空”无疑是严重低估了巴菲特的智商。
众所周知,小布什在执政期间曾经要为富人减税,巴菲特等顶级富豪联手反对,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现坐吃山空不思进取的“富二代”现象,为美国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而这才是保持美国长久竞争力的真正源泉。而我们的北京银行上市出现的娃娃股东现象,其背后无非就是众多富人规避总有一天会出台的遗产税等等而提前行动。由上可见,经营能力的强大与弱小,思想境界的高远与低下,思维水平的深广与狭隘,人性的伟大与卑劣,已无需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