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数据人生智慧

阳关三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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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慧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集中反映，任何以个人命名的人生智慧，都
不可能脱离民族整体心理结构和精神力量。叙述具有民族文化意义的中国人
生智慧，自然不会脱离中华民族的历史，而一切历史尽管是人们创造的历史，
却永远不曾脱离它所依赖的自然条件。
孕育中华文明的温床，是今日中国版图上那一望无垠的黄土地。相对于
往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活动的巴比伦人，在尼罗河畔活动的埃及
人，在恒河与印度河流域活动的古印度人，古代的中国人并非那么贴近黄河
与长江。不过，中华文明的整体性又十分明显，尤其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系
统，集中于黄河穿越的黄土地上，将这样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华文明概括
为黄土文明，比过去习惯所说的黄河文明，更符合实际。
历史地理学家已经证明，黄土地的山来是自然风力运动的结果，亿万年
的西北季风将亚洲内陆的表土“吹”到今日甘肃、陕西、山西等省一带，受
秦岭山脉的阻挡，风力减弱，尘土落下，积成厚厚的黄土层。黄河从黄土高
原奔流而下，又将黄土以泥沙形式输送至中下游地区，于是，相对于世界各
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有一个最为宽广的地域。
我们可以举出埃及文明区，实际在尼罗河第一瀑布（今阿斯旺附近）下
游，其中被称作“下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带面积约 2.4 万平方公里，加
上被称为“上埃及”的 1000 多公里长的狭窄河谷平原，宜于发展农业的地域
不超过 4 万平方公里，其周围或为浩瀚无际的撒哈拉沙漠，或为古代人望洋
兴叹的地中海，为此这不足 4 万平方公里的沃土被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称为“尼罗河的赠礼”。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宜于农耕的区域限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谷的几
万平方公里冲击平原，其东的扎格罗斯山脉与伊朗高原，其西的叙利亚沙漠
限制了这一文明区域的拓展。如果加上今日叙利亚、黎巴嫩沿海的“肥沃新
月带”，较埃及文明区稍大，但格局终究有限。
印度文明源起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和莫恒达罗周围 10 余万平方公里
的地区，以后又扩展至恒河流域与德干高原，但是喜马拉雅山与帕米尔高原
长期限制了印度人北上的欲望。
希腊文化滋生于被崇山峻岭包围的沿海小平原上，土壤贫瘠导致面积数
百至数千平方公里的城邦小国林立，除了泛海殖民，再无统一拓展的条件。
玛雅文化与阿兹特克文化囿于中美洲山地和丛林，领域较开阔的印加文
化也很少越出安第斯高原，集中于今秘鲁西部山地①。
与世界诸文明古国相比，中华文明在这不低于 100 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
原与黄河冲击平原年诞生，实际有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作为华夏系列文
化的先民，在这林茂草肥的土地上渔猎农耕，使得中华文明一开始便具有丰
富多彩的特征。如若再加上长江流域、辽河流域、西南山区、西北草原、内
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等古文明区域，中华文明的覆盖区域至少在 900 万平方
公里之上。博大精深的中国智慧，正是滋生于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广阔空间
中。
不过在黄土地上从事农耕又十分艰难，且不必说毒虫猛兽与杂树野草的

干扰，仅黄土高原上的旱情与黄河畔的洪水泛滥，便使华夏文化系列的先民
们大伤脑筋。于是中国人最早普遍种植的植物不是如埃及人、巴比伦人所种
的小麦，而是根系发达的耐旱作物——粟，俗称“小米”；在黄河岸边年复
一年的垒筑防洪堤坝，竟使黄河河床不断加高，成为高出地面许多的“地上
河”。克服水旱等自然灾害与防止其他部族的袭击，迫使华夏文化系列的先
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当然，在远古时代，这种团结的力量只能来自于氏
族的血缘根基。由氏族首领率领其血缘群体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经济活动，
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也使得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得以在对氏族祖先的依
恋情感中产生。
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首先在对黄帝的心理认同中表现出来。黄帝的实在
意义在学术界尚有争议，或为人，或为神，或为一种象证；不过，作为华夏
文化系列各族人的祖先，却是数千年来不曾改变的信仰。黄帝的概念依《史
记·五斋本纪》而言，“姓公孙，名日轩辕”。之所以称“黄帝”，又与黄
土地有密切关系。《史记索隐》说：“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
显然强调了黄土地的颜色为黄色。《白虎通义·号篇》说：“黄者，中和之
色。”因此正如黄土地可以接纳来自西北的尘土与来自东南的雨雪一样，黄
帝名号中的“黄”，实际有协调各方面关系的“中和”意义。至于“斋”在
本义上是“本根”，植物的本根可以写成“蒂”，而人的本根自然便是“斋”。
由此推论，黄斋的实在意义，应是在黄土地上生活的一切人的祖先。中国人
至今保持祭黄陵的传统，仍是作为强化民族心理认同的强有力手段。黄帝“修
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天下有不顺者，黄斋从而
征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时播巨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
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①。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就是有这样一位不知疲劳为子孙造福的祖先，能受到他的庇护，这是莫大的
荣幸。于是，对氏族祖先的依恋情感，形成对民族共同祖先的向往，群体意
识由是而对祖先的依恋情感很快转化为各种崇拜形式，自商周时便可以看
出：中国人认为去世的祖先已经住在天上，并且继续庇护活在世上的子孙。
只是住在天上也不能不吃饭，这又要靠活着的子孙祭祀，如果没有亲儿子、
孙子等具有血缘关系的人做出贡献，便会挨饿受难。这样一种观念维持甚久，
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意思是因为你一个人没有儿子，导致祖宗
十八辈都跟着“断香火”受穷。如唐代大政治家武则天曾经有许多改革举措，
甚至自己以女人的身份做了一贯是由男人来做的皇帝。她也曾考虑把政权交
给她的侄子，因为李氏贵族对她的僭权行为极为反感，为避免将来武家吃亏，
她不能不考虑在她死后由谁来掌权为好。偏偏有心腹大臣狄仁杰来提醒她：
“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
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
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
①武则天一想，侄儿子送吃食，死去的姑母是吃不到的，为了自己将来不受苦，
还是把政权交给自己的亲儿子为好。于是又把已贬为庐陵王的皇太子李显找
回来，让他准备继承皇位。这样一种氏族血缘观念产生了中国特殊的伦理意
识——孝，即在世子女对自己的父母祖先必须负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有二，

一是赡养在世父母，如《尚书·酒诰》说：“肇率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
父母。”在今天中国人所说的“挣钱养家”中，即包括赡养父母在内。另一
种责任是子女对已不在世的父母祖先的责任，商周时青铜器是最贵重的器
皿，但大量用来做献给死者的礼器，每一件礼器都用铜很多，大而重，以示
对死者的虔诚。许多礼器上还铸有“用追孝于己伯”，“用追孝于刺仲”等
铭文。所有表示对已不在世的父母祖先尽孝的活动都可以称为祭祀活动。这
种活动一方面是祈求祖先对自己的庇护，如《诗经·大雅·下武》说：“昭
兹来许，绳其祖武，于万斯年，受天之佑。”另一方面是加强祭祀者本人在
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祭祀人作出贡献牺牲，原是为了沾死者的光，其他人不
得染指，所谓：“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过其族。”①
祭祀活动具有从死者手里继承权力的性质，于是想参与祭祀活动的人便
很多。如若死者只有一个儿子，那么主祭人很容易确定。但死者若有几个儿
子，或者没有了儿子，有好几个孙子，这样便会发生争夺主祭权的矛盾和斗
争。为了避免同室操戈，商周时出现了以血统亲近程度为原则的嫡长子继承
制，并且在祭祀活动中予以确认，这便是“礼”。王国维考证甲骨文中的“礼”
字说：“此诸字皆像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②说明商周时人们祭祀
祖先，主祭人要执一个盛玉的器皿，谁捧上这个盛有两块玉的器皿走上祭坛，
就决定了推是法定的继承人。其他参与祭祀者，则根据血缘的亲疏远近，分
列于主祭入的两侧上下排开，每一个人在祭祀时所占的位置，基本与他平时
的政治地位相当，而他的生活待遇又要受政治地位的制约。这种追孝活动，
构成了宗法血统礼制的基础，对维系整个家族、宗族、氏族有极重要的意义，
也构成中国古代国家政治体制的参照体。商代盘庚迁殷时遇到贵族们的反
对，他在万般无奈时对反对他的贵族们说了这样一段话：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
尔善。兹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罚①。
这是说每一个人如果崇拜自己的祖先的话，必须服从自己祖先尊奉过的
王的后代。王的后代祭祀王，与王一起共事者在天上都会受益。若干的后代
缺乏祭祀王的实力，则与王一起共事者在天上也会受苦。这样一种以祖系崇
拜观念构成的家长制宗法社会理论基础，形成了华夏族人得以统一的精神力
量。
以祖系崇拜观念为核心的家长制宗法社会结构体系，在周代被概括为“周
礼”。通过祭祀活动获得血缘宗族政治权力的继承又扩展到对全部财产的继
承，主祭人与其他祭祀人之间依据继承权的大小，形成层层分割的等级制度
与观念。《左传》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它
要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人与人之
间充满氏族血缘关系的温情。这样一来，每一个分散的个体通过他的血缘亲
族而与社会高度统一，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亲疏贵贱，彼此间又有一个
无法改变的基本原则：即同一老祖先庇护下的子孙们的相亲相爱。尽管现实
生活待遇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不过，氏族首领的子孙已经演变成为现实中的
“王”，只要是氏族中的一员，便必须对王绝对服从，因为服从王就是服从

自己崇拜的祖先。王从氏族首领的子孙一下子变成整个国家的家氏，他有权
号令所有国民，如同自己的祖先号令自己的全部子孙一样。为强化这种力量，
中国历代统治者均承认家庭、家族、宗族的权威，通过各个家长、族长，取
消单独的个体，形成上下一致的“家天下”封建统治。当我们清理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家世”、“家谱”、“家风”、“家教”、“家法”、“家规”、
“家学”、“家产”、“家务”、“家政”、“家庆”、“家难”、“家庙”、
“家祭”等遗产时，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充满血缘关系温情的政治体制结构的
实际意义。
家长制宗法社会结构体系，实际是依靠与祖系崇拜观念密切联系的群体
意识维系的。这种群体意识的作用是将个人融和于家族社会总体之中，每一
个人都将自觉地为其家族群体做出应有的贡献，其间并不存在什么个人痛苦
的牺牲。于是我们可以理解，在中国象棋中，最没有战斗力的一枚棋子是“老
将”，偏偏它又是最重要的一枚棋子，可以指挥“卒”、“马”、“炮”、
“卒”、“士”、“象”。或者说它其实就是具有家长地位的“王”的象征。
这种家长制群体意识又可以从封建政治体制扩展到具体的社会各阶层。如《西
游记》中唐僧帅徒四人西天取经，最缺乏生存能力与竞争能力的唐僧恰恰可
以指挥神通广大的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水浒传》中梁山泊英雄，也
选择了在武艺与计谋方面部属下等的宋江做领导，其理由在于只有宋江懂得
“义气”的妙用，可以协调各方面的力量，代表梁山泊英雄选择他们最后的
归宿。
群体意识固然压抑了作为个体的人才的创造力，对于集合各方面的力
量，完成某一项伟大事业还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华文明以万里长城，京
杭大运河，长安、洛阳、北京、南京、杭州等古都恢宏的建置，走向世界的
丝绸之路等人类文明的奇观显示其壮丽的风貌，正说明受群体意识制约的中
国智慧实际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充满氏族血缘温情的伦理情感，与群体意
识经过把握中国人生智慧的哲人引导，可以将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残
酷争斗，转化为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自觉追求。中国人的信仰尽管他曾移向佛
道、诸神等虚妄的崇拜物，但是始终摆脱不了天、地、君、亲、师等一系列
对祖先、父母、亲友的依恋，终于返回到人与人的关系协调之中。中国智慧
依附于群体，又不拒绝个人，利用宗教，偏又不成为宗教。人既是在现实的
苦难深渊中挣扎，又可以用一种对他人的责任超越这无尽的忧患，一切外在
的玄想信仰，部可以由此转化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伦理构想。个人的一切
行为，都是兼济天下工作的一部分，所谓：“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
焉。”这样一夹，群体意识对于个人的人生智慧又形成一种促进作用，以天
地为父母，以中国为一人，形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①的宏伟目标。
群体意识，构成了中国人生智慧滋生的温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
从矛盾的产生，到对立统一过程中的协调，到旧矛眉的消失与新矛盾的出现，
都需要智慧的力量投入其间，都促使参与者不断显示其主动精神。梁嫩溟先
生说：
人在思想上每有所开悟，都是一次翻新；人在志趣上每有所感发，都是
一次向上。人生有所成就无不资于此。语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此不唯适用于文艺作家，亦适用农、工百业的发明创造，和军事、政治的事
功成就。⋯⋯生命是自动的，能动的，是主动的，更无使之动者。凭空而来，
前无所受。这里不容加问，无可再说。问也，说也，都是错误①。
中国的哲人正是在中国人的群体中，总结出了中国智慧，这是个人的主
动性在群体中的发挥，正是这样一种群体意识，使得中国人生智慧，具有世
界其他民族人生智慧所不具有的特征，以及不曾达到的境界。
这个特征，是它鲜明的协调性，也称“合”性。如宋代王安石与司马光
政见不同，斗争极为激烈，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两个人都是值得推崇的学
者，他们的智慧都是中国智慧。《三国演义》塑造了彼此争斗的一系列英雄
人物，刘备的宽厚，诸葛亮的机智，周瑜的才气纵横，曹操的极端实用主义，
全部可以纳入中国文化遗产，正是有这样的特征，才具有不可想象的宽客境
界，儒、佛、道三教可以圆融，外来的各种文化因素都可以转化为创造中华
文明的动力。我们面对的中国人生智慧，是一笔与古老的中华文明相伴随的
历经沧桑的文化遗产，一切都必须依照历史的眼光，科学的眼光，去进行实
事求是的分析。即使已经面对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群体意识，仍然也必须泰
然处之。
这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中国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