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犹太人，《圣经》与基督教的产生 -- 作者：修木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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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角度讲《圣经》，及犹太人与基督教的牵连）

1.1 伽南圣地

 

西方历史上，犹太人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因为不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其起源都与犹太教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犹太人在西方受了两千年的歧视与迫害，其中基督教会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是基督教在最初却是产生于犹太人之中、有几分异端的一个小教派。基督教的《圣经》前半部分称为“旧约”，其实就是犹太教的《圣经》。由阿拉伯游牧民族发明的伊斯兰教，在对“阿拉”的崇拜及阿拉伯民族起源的解释上，也都取源于犹太《圣经》。与基督教不同的是，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对犹太人通常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只是过了二十世纪中叶，在欧洲受迫害的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重建起自己的民族国家以色列，造成以阿冲突之后，才有了当今世界伊斯兰教徒对犹太人的敌视。

 

《圣经》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自犹太教的旧约部分讲述的是犹太人的历史，从人类之初的亚当夏娃，也就是教会所认定的约六千年前，讲到公元纪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新约部分则是基督教所独有的，讲的是公元纪年开始的前后，古罗马统治时期，基督及其门徒的生平事迹。当然，这是一本以宗教为出发点而写的历史，其中的记述有的是史实，有的是神话，需要历史学家仔细甄别，也留下不少空白之处只能通过考古、猜想与推理来填补。

 

古代的中东，按照图一地图所示，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区域。西南边是非洲的东北部，尼罗河流域，是古埃及的发源地。东北方向则是西亚的两河流域，以现今的伊拉克为中心，是古巴比伦的发源地。这两处在历史上都产生过大帝国。在西北偏西方向是地中海，在那里众多的岛屿与半岛之中，将产生古希腊与古罗马，只是他们的上场时间略微迟一些，要到公元纪年前后。地中海的东岸，是一段离沙漠不远，狭长的海岸地段。《圣经》中所描述的犹太历史，大部分局限在这一地段靠南边的一小角，在古代称为“伽南”，后来则称为“巴勒斯坦”。再往东走，则是茫茫的阿拉伯大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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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中东地区示意图。尼罗河流域（现今的埃及）与两河流域（现今的伊拉克）都是著名的古文明发源地。阿拉伯沙漠则大部为现今的沙特阿拉伯。伽南地处地中海东岸南端，方框所示的部分，其中的详细情形标志在图二。其与埃及之间夹着西奈半岛，也是沙漠。沿西奈边缘所示的箭头，为后文所述摩西带领以色列部落出埃及去伽南的大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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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概念上，肥沃富饶的土地与浩瀚无边的大海，最能引发人们的向望与遐想。但是说起对古代历史发展的影响，沙漠也许来得更为重要。中国历史有很大一段都是写着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与征战。万里长城也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戈壁沙漠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与军事的影响绝不亚于黄河长江。在中东也是一样，阿拉伯大沙漠上的游牧民族，虽然在地理上处于古代文明的边缘，却不时成为引导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沙漠上的漂泊生活是在离生存线不远处的挣扎，造就了这些部落的膘勇与强悍。在寻找牧场、水源与立足之地的过程之中，他们与定居下来的农业社会相遇，产生各种规模不一的冲突。有时候来的只是零星小股，抢走食物与财宝。有的时候，沙漠内部的争斗会产生出有领导才能的首领，带着大队人马突然成为一股强大的旋风，横扫并征服富饶的农业区域，建立自己的大帝国。穆罕默德所领导的阿拉伯穆斯林与成吉思汗所领导的蒙古骑兵，都是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沙漠骑兵拥有独特的战略优势，与十八、十九世纪称霸全球的英国海军有不少相似之处。驾驭沙漠与航海一样，都需要专门的经验。茫茫沙海为他们提供了迂回，休整，隐蔽的上佳场所。但是对于他们没有经验的敌人来说，沙漠不但让人晕头转向，还常常成为死亡陷阱。

 

大约在公元前五六千年之间，就已经出现了“Semitic”部落，这些来自沙漠的民族开始入侵古埃及与古巴比伦，与农业社会相互碰撞融合。“Semite”在中文里译为“闪族”，现在并不常用作民族的称呼，而只是用于语言学之中来标记一个语系。就象我们所讲的中文属于汉藏语系，阿拉伯语则属于闪族语系。其实希伯来语，也就是古代犹太人的语言，现代以色列的官方语言，也属于闪语系。尽管以巴冲突了半个多世纪，阿拉伯语与希伯来语却有不少共通的地方。语言的相似，并不总是意味着血缘上的联系，因为不同种族的交往过程之中，常常在语言上相互借鉴。但是闪族语系中的各个分支，相互联系较为紧密，而且大致都可以追溯到阿拉伯沙漠作为他们共同的起源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在血缘上也有一定的联系。近年来的DNA测试，在基因上曾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找到一些共同点。英语中把那些歧视犹太民族的人称为“anti-Semite”，这个词本身其实是有点用词不当，因为包含在“Semite”里的远不止犹太人。但是它却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犹太人在历史根源上与中东的联系。

 

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讲希伯来语的游牧部落开始从两河流域向伽南迁移。历史地来看，他们是前前后后不断出现在这一区域进行征服、定居与同化过程中的一支。他们称自己的部落为“以色列”，来源自一位部落首领的名字。在古代中东漫长的历史之中，他们的作用并不是很显著，因为夹在地中海东岸与死海之间的伽南，面积不大，比我们现今的海南省还要小一些。他们对后代的深远影响是在宗教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为数众多的圣址遗留在小小的巴勒斯坦，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宗教圣地。

 

在《圣经》里，伽南被描述成“流着奶汁与蜂蜜”的宝地。读者如果留意电视新闻中有关中东的报道就会发现，从景色上来说巴勒斯坦并不起眼。这里地处沙漠的边缘，既没有大江大河，也没有崇山峻岭，只不过是在荒凉的小山包之间，有几处绿地。不过，这并不等于说《圣经》的描述就不正确。对于从沙漠上来的游牧民族，一个有水源的绿洲，自然是一块宝地。这也是一块不平静的地方。伽南早已有人居住，大多是先后不一而至的游牧部落，各据一地。虽然讲的也多半是相似的闪族语言，相互之间却不停地你争我夺。好不容易定居下来，沙漠中又漂来其他部落，开始新一轮的争夺。与伽南相邻的两个大国，埃及与巴比伦，也时常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在伽南互相较量。两大古文明的历史记录之中，留下了不少关于伽南的记载。从所记的物产之中，可以看到当地的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准。关于当地居民之间的冲突与游牧民族入侵的记载也不少，只是其中哪一个新入侵者是以色列部落，却难以定夺。

 

公元前十三世纪之后的五百年间，埃及与巴比伦都陷入内乱之中，有关伽南的事情在两地的记录上都出现了一大段空白。这一段时间，却是以色列部族占领伽南的关键时期。因为五百年之后，他们成了伽南的新主人，信着一种让周边其他民族觉得古怪的宗教，其中只有一个神，名为“耶和华”。关于他们是如何征服占领这一区域的事迹，至今却只有一个资料来源，那就是《圣经》的旧约。

 

问题是，《圣经》的描述能不能当作真实的记载来看？在西方历史上的很长时期内，问这样的问题本身就可以当着是对神灵的亵渎。那时候，《圣经》不但是神所赐予的福音与教诲，而且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是不容置疑的终极权威。在教会的眼里，不论是道德，伦理，人性，历史，还是自然世界的形成，《圣经》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近一二百年来，随着科学与考古的进步，教会依据《圣经》所得出的不少论断都被证明是错的。多数人，其中包括不少信徒，也逐渐接受了对《圣经》的新定位：那里面所记录的，并不是神阐述人，而是人阐述神。既然是人的阐述，那其中自然会出现谬误，包括教会在历史上所做出的错误判断，也就都是可以理解的了。《圣经》最早的写作，大约在公元前八至九世纪之间，收集了以后几百年间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记叙，其中既有历史，也有传说，还有神话。作为作者的人，总是有血有肉有感情，加上这一期间以色列人在伽南的经历极为曲折，里面就不免加进去作者对现实的愤恨与不满，对过去的美化与怀念，对将来的憧憬与希望，对上帝的敬仰与祈求，对世人的劝诫与警训。这样一本记录，可以让现人窥见作者们的心态及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条件，但是其中所记述的历史却只能批判地使用。可惜的是，由于缺乏其它历史资料作为参照，以色列人征服伽南的过程就只能依靠对《圣经》的考证，从字里行间，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于是《圣经》的研究，倒是与很多中国文人所喜好的《红楼梦》研究有几分相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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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摩西与出埃及

 《圣经》的开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故事，神(也称为上帝，耶和华)创造了天地之间的万物，还创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与第一个女子夏娃，这个故事应该是大家所熟知的。其后，亚当与夏娃偷吃苹果，被赶出像天堂一般无忧无虑的伊甸园。他们的子孙不断地繁衍，也不断地堕落，这样引出来一个大洪水的神话。上帝对人间的堕落极为不满，于是为了洗净人间的罪恶而制造了一场大洪水。水灾之前，上帝选定正直善良的诺亚，让他先制备了一具方舟，作为诺亚一家的避难场所。洪水之后，世上所有的人都被淹死，只有诺亚一家躲在方舟之内得以逃脱。诺亚有三个儿子，老大的子孙成为居住于亚洲西部的闪族部落，包括后来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老二的后人成为居住于东北非洲的埃及人；老三则成为西方欧洲人的祖先。大洪水的传说在古巴比伦已有记载。以当今伊拉克为中心的古巴比伦，其农业文明得益于Tigris与Euphrates两条河流所带来的水资源，却也常要为两条河流所带来的洪水之患担惊受怕，因而也产生过类似于我们历史上大禹治水一类的神话。一般认定这一段《圣经》故事是从巴比伦神话中借鉴而来的。

 又过了很多代之后，上帝向一位住在两河地区，名为Abraham的部落首领显灵。与Abraham约定，他的部落只信奉耶和华一个神，耶和华则将伽南这块“流着奶汁与蜂蜜”的宝地许给了他们，其后又将这些部落命名为“以色列”。以色列部落于是从位于伽南东北的两河地区向这块“应许之地”迁移，但是却没有在伽南落脚，而是一直漂流到西南边的埃及，在那里定居了前后有四百多年。在这四百年的后期，以色列部落受到埃及法老的迫害与虐待，沦为做苦工的奴隶。在公元前13世纪前后，以色列部落之中出现了一位名为“摩西”的领袖，趁埃及内部的动荡，带领以色列人历尽千辛万苦，逃了出来。其后，沿着西奈半岛的边缘，在沙漠之中行走了四十年，最后又回到了伽南。这一故事成为《圣经》旧约中最为著名的一章，“出埃及”。

 如果照《圣经》的字面上来看，在以色列人逃出埃及过程中的主角，并不是摩西，而应该是上帝本尊。摩西只不过是上帝旨意的执行者。从计划到实施，几乎每一步都有上帝的指令，安排，监督与催促。这一位名为“耶和华”的上帝，与中国传统中的神仙菩萨不大一样，不是那种慈悲为怀、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神灵。上帝所关注的，只有以色列部落，是他们的保护神。条件则是以色列人对他一心一意的服从。说来上帝与以色列部落的关系，更像一位教书先生与一群不大听话的孩子们。作为教书先生的上帝，容易生气，也极为严厉，而从亚当、夏娃开始，。通过摩西的传达，上帝与以色列人订下一条约定，以色列人只信奉上帝并遵从上帝（通过摩西）所颁发的一切律法，而上帝则用法力保护他们逃出埃及，许诺他们得到伽南，并保佑他们世世代代。为了保护以色列人，上帝可以法力无边，在大海中让海水分开得出一条让他们得以逃生的道路，让泉水从磐石之中流出来解救他们的饥渴。而为了惩罚与以色列人为敌的埃及人，上帝可以冷酷无情，不但给他们带来虫害、病疫、雹灾，甚至可以在一夜之间，杀死挨家挨户每一个埃及人家的长子，甚至连一切头生的牲畜也不放过。

 这样的描述，其中到底有多少历史的真实，成了《圣经》研究中没有定论的问题。首先，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流落到埃及，就存有争议。有人说是因为他们到伽南时，发现当地已经被人占去，难以征服，于是进一步向西南进发，去了埃及。也有人说，一同下来的部落，有的在伽南定居，有的则继续流浪到了埃及。更有人认为，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到过埃及，所谓出埃及只不过是伽南南部一些部落中的传说，后来被改编，收进了《圣经》。再有，以色列人在埃及为什么会成为奴隶，也是一个难解的谜团。虽说他们在埃及前后有四百年，历史上却没有相应的记录。而到底是不是真有摩西其人，更是无法定论。只是，一般的看法是有过这样一个人物，在公元前十三世纪前后，埃及陷入动乱的时候，带领以色列部落前往迦南。而支持这一论点的最强证据也只不过就是：如果没有摩西，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圣经》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讲述他的故事。

从《圣经》的字面上，来挖掘历史，可以想见以色列人一路的遭遇应该是极其艰辛。后面有埃及人的追捕，前面有其他游牧部落的搔扰。所经过的西奈半岛是沙漠地带，食物饮水都是大问题，还要加上内部的不满，争执，甚至反叛。作为部落领袖的摩西，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一定是一位超凡的政治与军事天才。据说，拿破伦曾经感叹过：“《圣经》中谁都比不过摩西伟大”。这句话放在拿破伦嘴里，是因为其中有几分不恭敬，好象连耶稣都比不过摩西。以色列人与上帝的约定，以及种种所谓来自上帝的显灵、训诫与旨令，这样看来也应该算是摩西的创造，于是他又成为一位宗教创始人。而这其中“除耶和华之外，不许崇拜别的神”的教义，更使摩西成为“一神论”的发明者。虽然大家对历史上是否真有摩西其人并不完全肯定，但是传说与神话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却往往大过历史的真实。“一神论”就是这样的例子，其影响之深远，在当今的世界中依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

对中国人来说，“一神论”是一个陌生的话题。近代西方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发现中国人有敬奉祖宗的传统。以“一神论”的标准来看，这种习俗是不是违反了“不许敬奉其他神灵”的训诫？传教士与天主教庭之间为这件事情争论了好几回。有的传教士从招揽信众的角度考虑，主张灵活一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教庭最后却裁定“一神论”应该严格执行，敬奉祖宗是对上帝的不敬。其结果却是大大地增加了在中国传教的难度。在我们的历史上，这大概只能算着一个不大为人所熟悉的小插曲。

在古代社会，神灵是人们思想与信仰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而神灵的种类多种多样，不论在中东，欧洲，印度，还是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所流行的都是所谓“多神论”。以古希腊为例，被人们所崇拜的主要神灵就有十二位，其中象宙斯、雅典娜、阿波罗这样的名字，我们也从希腊神话故事《荷马史诗》中略有所闻。他们各司职一方面，自然界的天、地、水，人间的婚姻、财富、战争，都有一位专职的神。某一地域的民众会对某一位神灵情有独钟，比如说雅典娜就被认为是雅典城的保护神。但是雅典人并不会因此而放弃对其他神灵的崇拜，而其他地区的希腊人也不会因此而嫉恨雅典娜。中国民间的崇拜也属于典型的“多神论”，从山神土地龙王灶王爷算过去，加上各路神仙菩萨，还有祠堂里的列祖列宗，同样是丰富多彩。

对于像以色列人这样的游牧民族来说，他们也会信仰各式的神灵是不难想像的。沙漠是一个极为艰苦的生活环境，以畜牧为生计，常年飘泊于风沙之中，吃的是单调粗糙的肉食与奶制品，住的是随地搭起的简易帐篷。不但水源没有保证，还要防备其他部落的袭击与抢掠。这样的生活，生死往往只在一念之间，难以把握，神灵的护佑也就成为人们精神信仰的重要部分。因而摩西以宗教来号召他所带领的部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然而，不同分支之间存在不同的信仰习俗，在以色列人出逃的艰难环境之下，很容易造成内部的冲突。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所谓“一神论”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种“统一思想”的组织方式。摩西传达上帝为以色列人立下的“十诫”，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则补充道：“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但是“一神论”的教义，其中不单单只是神的数目，而是把整个以色列部落生活中的伦理、道德、礼仪与习俗，都变成神的旨意，必须绝对服从。即使是小偷小摸，也不只是一个道德或是刑事问题，而是忤逆了上帝。这种宗教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也是一例首创。中国的儒家思想中，礼仪、道德、伦理也占很大的比重，但是孔夫子对鬼神的态度，却是讲明了的“敬而远之”。他讲礼仪的时候，遵从的是周朝先例。他讲道德的时候，强调的是人之常情。二者都与神灵没有多大关系。古希腊的思想，更为缤纷多彩，从自然到人伦，几何到逻辑，社会到政治，知识到神灵，都在探索的范围之内。但是他们所说的“上帝”，只是在为理解世界而搭起的理论框架之中，所用到的一个哲学概念。而在“一神论”里，一切道德准则、立法理念的基础，全部来自神的旨意。不仅如此，连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细节，也都落入以上帝名义所颁布下来的规定的管辖范围，比如家具的做法与摆法，家畜的屠宰与烹调，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节假的安排与庆贺，甚至连洗澡用的盆子，都有具体的规定。因此也有历史学家称摩西不但是宗教的发明者，也是“伟大的立法者”。“一神论”不单单只是对一位神灵专一的崇拜，而是从里到外都渗透着宗教气息的一种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

“一神论”本身还有一个重要含义，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我所崇拜的是唯一的真神，你所崇拜的神如果不是假的，就是邪恶的。如此鲜明的排他性，将引发以色列人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以及后来，基督教会与罗马当局的冲突。即使在相信“一神论”的人群之中，人们对神的解释也是各不相同的。“一神论”之上，产生了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也可以说是对神的三种不同解释。哪一个是对的呢？这样的问题不单单在三大宗教之间造成无休止的矛盾，在同一宗教内部的不同教派，也造成过激烈的流血冲突。距今五百年前，欧洲爆发宗教改革，形成各种形形色色的基督教派，其间的教义之争常常是通过流血与迫害来解决的。“一神论”很自然地被引申为对神的正确解释只有一个，就象现在有人所说的，“真理只有一个”。因为上帝只有一个，对上帝的错误解释就不仅是一个解释的问题，而是对上帝的亵渎，是要进地狱的。这样的争论，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只有在二十世纪，伴随着深刻的历史转变与动荡所引起的种种党派、主义及意识形态的尖锐冲突，才与“一神论”所引起的教派冲突有不少相似的地方。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当代中国人，见识过“真假马克思主义”之间争论的惨烈，应该可以体会其中的沉重。

cheryl1886

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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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王与先知

作者：修木读史 提交日期：2008-3-5 15:35:00 | 访问量：719

　　犹太人，《圣经》与基督教的产生/系列（3）
　　　
　　历史上，在伽南曾经出没过很多民族。按照《圣经》的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沙漠中行走了四十年，接受了上帝种种的考验，才来到伽南的边缘。此时已经是年届古稀的摩西，看见伽南之后就与世长辞了。接下来，以色列人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征服过程，来取得这一块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这样的入侵在伽南的历史上，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被挤走的民族之中，最为著名的是Pheonicians。他们在古代的中东是闻名的商人，而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他们发明了字母，用来标定声音，记录文字，希腊字母与拉丁字母都是由此演变而来的。从伽南退出来之后，他们开始在北边的叙利亚建立商业港口，其后更加向位于地中海西部的北非与意大利发展，将中东的古代文明传到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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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伽南地区示意图。图中所覆盖的地区包括现今的以巴，黎巴嫩，及叙利亚与约旦的一部分。西边的地中海沿岸，南部有Philiyia，为讲希腊语的Philistines所占领，是现今的加沙地带。沿海北部的Pheonicia住着历史上著名的Pheonicians。他们发明了字母注音文字，是中东地区闻名的商人。Pheonicia在现今的黎巴嫩境内，其中Tyre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通商港口。Pheonicians以此为基地，向地中海地区扩展，最后在北非建立了Carthage，后来与古罗马发生过三次战争。此时的以色列部落，已经分为北边的以色列与南边的犹太。约旦河东岸的地带为现今的约旦，图中Edom，Moab，Ammon，都是讲阿拉伯语的游牧部落。他们与Philistines，Pheonicians一样，都曾与以色列部落为争夺伽南而发生过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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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进攻的犹太人基本上是以游牧为生。与之相比，伽南人在经济上较为领先，在农业上已有相当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冲突之中，伽南人在装备上略占优势。在政治组织上，双方都可以说是处在酋长部落时期。只是伽南人的组织极为松散，不同的村庄之间不但有部落的差异，甚至都不属于同一个民族，原本就常常处于相互争战状态。与之相比，从沙漠里出来的以色列人，至少在征服伽南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也因而得以各个击破，逐渐占领整个伽南。
　　
　　占领之后，以色列部落之间的联盟也开始变得松散起来，而伽南的边缘却又出现了新的入侵者。这其中，既有从沙漠里冒出来，同样操着Semite语言的游牧民族。也有从地中海上飘过来，活跃在伽南沿海讲着希腊语的民族Phillistines。当时的希腊正处于政治动乱之中，Phillistines在伽南找到了一块避难场所。以后的历史上希腊人也因为他们而将伽南称为巴勒斯坦(Palestine)，一直缘用至今。以色列人松散的部落酋长制度，不足以应付这些入侵者，吃了很多败仗。而这些失败所造成的危机感，促成他们政治上的一大进步，从部落联盟逐渐发展出一统的以色列王国。
　　
　　开国的君主David，是一位带领以色列人抗击入侵者的军事首领。照《圣经》里的描述，他不但智勇过人，还长得威武英俊，很有几分领袖魅力。抗击外敌的军事胜利自然为他赢得族人的爱戴，也成为他称王的政治基础。在此之上，宗教也为他建立王朝提供了根据：David王朝的建立体现的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眷顾，而民族的兴旺从此也与王朝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David选择了一个难以攻破的城堡，耶路撒冷，作为他的首府。随后，崇拜耶和华的圣物也都移到了耶路撒冷，使之不但成为政治中心，也成为宗教中心。
　　
　　继承David的Solomon不但精明过人，而且雄心勃勃。外敌的退却带来了和平的环境，让Solomon得以集中精力大兴土木，建筑宫廷，保垒与道路。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建立在耶路撒冷锡安山上，金碧辉煌，雄伟壮丽的圣殿，是专门为崇拜上帝耶和华而修建的。然而，这些宏伟的工程却也种下了祸国殃民的种子。此时的以色列毕竟还只是一个不算富裕的农业社会，大兴土木的背后要靠苛捐杂税，甚至巧取豪夺来支撑。而宫廷的荣华富贵花天酒地，更是与一般平民百姓的困苦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Solomon统治了四十年，在他的晚年，王宫的财政已经是入不敷出。到他的继任者，则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由此引发的政治动乱，将以色列一分为二。大的部分在北方，依然称为“以色列”。在其后的两百多年里，不断地发生军阀混战，篡权夺位，前后产生了十九位国王，其中有八位死于非命，而改朝换代则多达九次。小的部分在南部，称为“犹太”，依然以耶路撒冷为首都，依然是David家族的后代保持王位。但是两相比较，犹太国太小，大部分时间只是以色列的附属而已。
　　
　　这其中的历史细节记载在《圣经》里，读来有几分象我们所说的帝王将相的故事，有太多的同室操戈、骨肉相残、血泪交加。要说拍电视剧，可以作为上好的材料。但是对其后历史的发展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对历史产生影响的，是《圣经》里称之为“先知”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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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David称王时，接受涂油礼。这幅画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Raphael（拉斐尔）的作品。画中的David并不是一副威严的武士模样，而是屈卑受礼。David手中拿着的应该是放羊棍，他原本是个牧羊娃。画家所表达的，是世间的权力在上帝面前的卑微。这样的画面自然出自画家自己的想像。但是放羊娃出身的David，把自己的王位与宗教绑在一起，在政治上是相当精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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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中描绘的上帝，是一位与历史交织在一起、不断影响历史发展的神。上帝象一位威严的小学老师，给孩子们定下了纪律规则，严格要求他们循规蹈矩。只是孩子们（以色列人）却常常违备老师的教导。历史的发展之中，既有上帝的安排与教导，也有以色列人的努力与失败。在出埃及时期，上帝往往是亲身显灵，帮助以色列人逃出埃及人的围追堵截。到了以色列立国之后，上帝不再亲身显灵，也不再直接插手种种的政治争斗。但却通过他的使者，也就是“先知”，将他的意愿与训导带给以色列人。这样的“先知”，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问卜算卦解梦之类的江湖术士。他可能是一位祭司，也可能是一位工匠，甚至也可以是一位地位卑微的牧羊人。只要上帝选定他为使者，他就成了“先知”，他的预言会得到验证，他的声音是上帝的信息。
　　
　　以色列立国之后，从沙漠上带来的“一神论”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伽南被征服之后留下了不少本地人，他们与新来的以色列人，在文化上相互揉合，开始了一个同化的过程。伽南人原本在经济与文化上就比以色列人略为领先，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一神论”在以色列人之中逐渐褪色。而受其它宗教影响最深的，恰恰是政治权力的最高机构，王室本身。古代的外交常常是以联姻的形式进行，类似于我们历史上的昭君入塞、文成公主进藏。这些王后妃子来到以色列之后，也将她们的崇拜方式带入王宫，甚至影响到王子王孙的信仰。据说Solomon后宫里，总共有60位王后，80位妃子。其中很多来自异族，带来她们自己信仰的神灵，把王宫变成了神灵最为丰富多彩的地方。这样发展下来，以至后来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修建的圣殿里，供奉的竟然是其它的神灵。
　　
　　看在“一神论”忠实信仰者的眼里，这一切都是大逆不道。前边说到过，出埃及时摩西依上帝指引立下的“十诫”之中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上帝耶和华怎么可以容忍以色列人这样崇拜其他的神灵？按照现代评论者的说法，以色列人所信奉的上帝，本是一位爱吃醋的神，容不得其他神灵的存在。于是宗教的融合与同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一神论”信仰者的强烈反弹与极度不满。
　　
　　在《圣经》里，这些不满溢于言表。支持“一神论”的国王，自然是好的，只是为数极少。容忍其他宗教的国王，则必定是坏的，在《圣经》里都会受到极为负面的描述。自然，上帝本尊也是极为愤怒，并时常通过“先知”们将其不满转达给世人。这一点，与出埃及时已经有所不同。那时候，上帝常常直接向摩西显灵。以色列人半信半疑的时候，上帝还会直接用法力，制造奇迹，帮他们解决困难，让他们信服。如果是由天使来转达上帝的意愿的时候，这些天使也都不是常人，而是半人半兽，头顶着光环，身上带着翅膀，一望即知是神而不是人。到了以色列立国之后，上帝至少不再向国王显灵，此时的国王信的是什么已经很难说了。转达上帝意愿的，也不再是天使，而只是某时某刻某一位普通人。可以说，《圣经》对立国之后的记述，虽然带着“一神论”者的偏见，却少了神话的虚幻，多了历史的真实。
　　
　　只是，一个普通人，猛然站在大家面前，宣称自己是上帝的使者，是先知，很难得到大家的信服。况且先知们所说的，通常都是良药苦口。被他们批判的包括王公的骄奢淫逸，富豪的贪得无厌，权势的巧取豪夺，祭司的欺世盗名，民众的麻木不仁。而他们的预言更是让人听了不顺耳，说什么以色列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崇拜了其它的（假）神灵，终将遭受上帝的重罚，会有灭顶之灾，会亡国。这么严厉的谴责，赢来的往往不是掌声，而是世人的不解与嘲笑，甚至是当局的镇压与迫害。他们的警世箴言，既不为当局，也不为一般民众所接受。不过不管他们得到什么待遇，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先知们应该算是那种在坚定的“一神论”信仰与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下，忧国忧民，不畏权势，无惧众怒，敢想敢言的仁人义士。
　　
　　先知的预言，自然是对的，否则就不成其为先知了。公元前八世纪，以色列的北面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亚述帝国，逐一征服了周围的一系列小国。到公元前721年，与亚述为敌的以色列也在内忧外患之中走入了灭亡。留下惶惶不可终日的犹太国，再苟延了一百多年。
　　
　　理解历史，总是有不同的角度。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历史观，多半是道德的角度，明主对昏君，忠良对奸臣。二十世纪中叶，阶级斗争成为最流行的角度。而近年来时兴的是文化，文明。西方史学研究中，则多半是阶级斗争、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地缘政治等等。其实，以色列在这以后几百年中的历史，从地缘的角度来看最容易理解。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都是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的地方，足以形成大帝国。小小的巴勒斯坦正处于连结两地的战略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以色列部落进驻巴勒斯坦的五百年中，正赶上两地都出现动乱。等到新的帝国从动乱之中兴起，以色列、犹太国及邻近其他小国，就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大国的战略漩涡之中，命运不再由他们自己来控制。
　　
　　唇亡齿寒，北边的以色列灭亡后，最感到压力的自然是南边的犹太人。他们对历史的理解，照《圣经》中的表述，是宗教的角度。这一点，在古代也不算独特。不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都有不少人相信神灵的护佑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圣经》把以色列的灭亡解释成上帝的惩罚，因为他们的堕落，因为他们崇拜了偶像，因为他们敬奉了其他的神，因为他们违背了摩西与上帝订下的契约。这一切，正好印证了先知们的预言。
　　
　　这以下的一百多年里，犹太国是在风雨飘摇之中度过的。亚述依然在巴勒斯坦的周边，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埃及开战。犹太国一会儿加入埃及的联盟，与亚述对抗。一会儿又迫于亚述的威严，不得不俯首称臣纳贡。外围不断变化的形势，给犹太国在对抗与屈服之间没有留下多少余地。在犹太国内，宗教的矛盾加剧了政治的动荡。危急之中，又不断有先知冒出来，转达上帝的旨意。当然，也终于有不少人开始听信他们的声音了。先知们所最为在意的是清除“一神论”之外所有其它各种信仰。危急之中有的国王相信了他们，于是开始了所谓宗教改革运动，毁偶像，清圣殿，砸烂异教的祭坛。只是这些举措却不能抵挡亚述的进攻。另一位新国王的登基可以带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别的宗教又冒了出来，而先知们则是关的关，杀的杀。这样的反反复复，对改善犹太国的处境并没有多少帮助。但是“一神论”的信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之间的联系，却成为犹太国所必须焦虑面对的政治问题。
　　
　　随着公元前六世纪的到来，西亚又开始发生一轮巨大的变化。两河地区出现了一个新帝国，新巴比伦。它不但取代了称霸一时的亚述，还一路挥师西进，击败了埃及。而原以为随着亚述的灭亡可以挣脱伽锁的犹太国，也在公元前605-586年之间屡次遭受巴比伦的入侵。最后不但耶路萨冷被攻破，连神圣不可侵犯的耶和华圣殿都被捣毁。而犹太的王室及上层人物，更沦为囚徒，被送往巴比伦流放。犹太国也终于未能逃脱亡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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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棒了，第一次有了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