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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最透明的中国：信息流失与经济安全
2009-11-10 来源：《绿叶》2009年第10期
摘要：在经济金融化、信息全球化时代，通过一组概念设计，大量财富就能被他人卷走，其关键在于核心信息被他人掌握或窃取。三大评级机构控制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国内高端审计咨询业务、国际投行为国家战略企业“周密服务”——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透明的国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可以强国，也可以弱国，还可以亡国。构建一个完善的经济信息安全战略防范体系，对于中国的发展既重要又紧迫。
信息化时代的信息
当经济步入信息化时代，这其中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很多人还没有清醒的认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像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老百姓辛辛苦苦撅着屁股干了几十年攒下的财富，一夜之间就被蒸发掉了，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对财富的认识还停留在窖藏货币阶段——我挣钱了，买田置地盖房子、修铁路、修公路、修机场等，就像这次四万亿的重点是“铁公机”一样，关注更多的是有形财富。但是在信息化时代，这些东西只要一敲键盘，在产权上就可以马上消失，变成别人的财富。这点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更加明显：大楼还在、硬件设施还在，但是整个财富都没了，原来沾沾自喜的财富都变成了负资产。为什么？一些关键信息被卷走了，伴随信息流的是财富流，以前我们是为资源而战，现在我们则是为信息而战。
在信息化时代，什么是信息？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信息就是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情报。但是现在我们对信息的理解还非常肤浅。中国是后进国家，后进国家穷的不仅仅是财富，往往还志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农夫的志愿是什么？志愿就是要当国王。当国王干什么？当国王有好处啊，天天都有烧饼油条吃。在农夫的理念中，有烧饼油条吃就是很高的享受了。中国其实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的理念还处在窖藏货币阶段，而发达国家早就处于电子货币阶段了。使用窖藏货币的人能理解电子货币吗？我们仍然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利用劳动来获取价值增值，然后赚取财富。然而玩电子货币的人，经济高度金融化，经济的一系列过程中都是信息在流动，这些人往往通过一组设计、一组概念，例如“港股直通车”、“引进战略投资者”、“境外上市”等等，大量财富就被转移了。
中国的经济安全吗？
在信息化时代，在全新的经济理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一如既往地安全呢？一部《反垄断法》，我们就折腾了十几年，即使现在通过了，在利益集团特别是境外利益集团的影响下，不过是一个“银样蜡枪头”，外面包裹一层银，好像很厉害，但其内部不过是些蜡，有什么用呢？缺乏实施细则，很难控制垄断性并购发生，基本没用，跨国公司照样横行无阻。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什么是经济安全。我认为判断经济安全的依据主要是国家的宏观经济能否免受内外因素的重大威胁，政府决策能否保持独立以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本土企业是否增进国际竞争力。
我本人有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安全。当然这和很多其他学者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比如，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一个研究报告就认为，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最安全的。这个观点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郭京毅案与力拓案就是很好的实例，我不屑对之进行说明。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判断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认为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经济基本上保持安全态势，为什么？他们主要立足于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现在处于工业化的鼎盛时期。因为制造业基本安全，所以推断中国经济态势基本安全。我认为在经济金融化、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不能用制造业的安全态势来衡量和代表整个中国的经济安全态势。在国际上，从来没有听说因为制造业安全而导致国家经济和社会动荡的，相反由于金融风险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则屡见不鲜。原因很简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虽然难以立国，但是可以强国，可以弱国，还可以亡国。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基础正酝酿着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各类银行积重难返，证券、保险、基金等问题堆积如山，不断飙高的外汇储备时刻面临缩水，国际热钱投机炒作络绎不绝……这些都需要强而有力的监督管理，而我们的监管能力却与维护金融稳定要求的能力相去甚远。
掌握发债企业生杀大权的三大评级机构
我们知道，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越发展，对信用的要求就越高。为减少投资风险，增加市场透明度，信用评级应运而生。长期以来，穆迪（Moody's,美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美资）、惠誉（Fitch Rating，原为美资，现为法资控股）位列国际资本市场评级“三甲”，但惠誉在市场份额、盈利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方面远逊于穆迪和标普，因此国际资本市场评级的话语权实际上是“两强垄断”。“两强”在部分减少投资风险、增加市场透明度的同时，推行美国价值观，威胁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成为美国强权的一个新工具。
近年来，三大评级机构在中国异常活跃，明里攻城暗中掠地，中国信用评级业务正陷入被外资评级机构掌控、垄断之中。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动短期融资券1市场建设时，形成了中诚信、大公、联合资信、上海新世纪、上海远东五家评级机构的评级业新格局。2006年，穆迪收购中诚信49%股权并取得了经营权，同时约定七年后持股51%，实现控股。同年，新华财经（美国控股）公司收购上海远东62%的股份，实现了对该机构的直接控制。2007年，惠誉收购了联合资信49%的股权并接管其经营权；标普也与上海新世纪开始了战略合作，商谈合资事宜。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公司都曾与大公洽谈合作，提出对大公控股或控制经营权，但都遭到拒绝。这样，中国五家全国性的信用评级机构除大公外，其余都已经或正在被外国评级机构所控制，外国评级机构目前已经控制70％的中国资本评级市场。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信用评级掌握着发债企业的生杀大权和债券发行交易的定价权，是控制资本市场走向的制高点，与国家的金融主权息息相关。美国信用评级机构一旦控制了中国评级业，就意味着掌握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价权，中国未来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未来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依赖美国评级机构，这势必严重侵蚀中国通过金融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世界银行在2007年5月30日公布的《中国经济季报》中明确指出：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股票首次公开发行）环节，而是出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较低的入股价格使得境外战略投资者们在中国金融股身上享受着暴利。
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美国评级机构通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中国外币主权以及在香港上市的中资企业进行评级，每次评级都会引起香港股市的震荡。鉴于美国评级机构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影响与日俱增，2002年7月，香港交易所与标普签署合作协议，创立一系列以香港联交所上市股份为成分股的新指数系列。有专家认为，这是香港以金融主权出让，换取美国评级机构的“口下留情”，这种做法在国际上实属罕见。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2——中国上市企业的“账房先生”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审计以及财务咨询市场越来越大，国内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需求前所未有，整个行业的规模几乎每年都以不低于10%的速度增长。2001年，中国一些本土会计师事务所陆续卷入“银广夏”、“郑百文”、“蓝田股份”等会计丑闻，中国证监会由此颁布“补充审计16号文”，要求上市公司IPO及再融资时，财务报告除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定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一些银行也相继规定，贷款的公司必须到指定的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信用审计。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也对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无比友善”，如2004年1月底，深圳市就要求深圳基础产业国有企业年度审计工作全部由“四大”承担。借助这些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四大”在中国狂飙突进，迅速垄断了中国高端审计市场。
在华垄断地位不断强化的“四大”不只是获取丰厚的市场利润，而且是获取更具有战略性的资源——信息。在美国，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一般都建有自己的情报部门，专门对搜集到的情报进行筛选分类，然后提供给相关客户（企业、机构甚至个人等）获得商业上的“增值”收益。近年来，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屡屡遭遇不顺，巨额经济损失时有发生，相关专业人士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最重要方面，就是我们的企业已经无商业秘密可保。外资审计、评级、咨询、承销，还有战略投资、管理顾问等，已经使中国企业乃至部分政府部门在近乎透明的状态下运作。
来自国际投行的“周密服务”
美国大型投行也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研究能力惊人，信息采集、处理、分析能力超乎想象。一家大型投行对经济信息的处理能力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国家的水平。在高盛等境外机构的游说下，中国大型骨干企业纷纷海外上市、引进战略投资或海外并购。而企业海外融资必须请外资中介服务机构（投资咨询、审计、评级等）进行全面、彻底的“家底盘查”。凡是经过外资中介机构“周密服务”的，都近乎无秘密可言。
高盛因为在全球金融市场的突出地位，在中国大型骨干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一直扮演关键角色。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与中化等中国石油巨头，在股份配售承销、账簿管理、海外并购等各方面都得到高盛等相关美国金融机构的“周密服务”。如此不难发觉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布局了如指掌，为什么国际金融炒家总能轻易利用“中国因素”进行成功炒作。当然高盛介入的中国战略行业远不止石油。其他如金融、汽车、大众传媒、医药等行业高盛早就染指，而且无一例外都是龙头骨干企业。更值得关注的是，高盛还担任一些省级政府的财务顾问，多次在中国政府的大型全球债务发售交易中担任顾问及主承销商，因此可以说，美国机构对我们中央以及重要地方的财政运行情况相当清楚。近年来，我们常看到高盛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与国家统计局等相关部门事后发表的报告数据，经常出现惊人一致，有时连小数点后的数字都分毫不差。
如何构建经济信息安全的战略体系
去年我在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遇到一个白人老外，是个中国通，谈起中国引进外资，引进战略投资者，他一咧嘴笑呵呵道：“中国钱多，人傻，大家快来。”国际上总说中国政府不透明，其实，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中国是最透明的。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资本全球流动、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保证本国经济发展的安全、构建一个完善的经济信息安全战略防范体系尤为重要。日本从1956年到1973年的18年间，它的经济增长与国民财富累积都很快，人均财富基本和美国持平，甚至后来还超过了美国。中国呢？干了30多年，人均财富只是美国的一个零头。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反观日本，它在经济安全方面的防范就非常细致、周全，其中日本商社就承担着重要职责。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发现日本商社和中国的行会完全不一样，它的力量非常强大，是世界市场上的航空母舰，富可敌国，力可敌国，一般主权国家都奈何它不得。况且日本商社和其政府的联系非常密切，大多是内部关系，很多事情不用政府出面，商社就摆平了。比如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十分激烈，美国不断给日本政府施压，要日本对美国产品放开市场，日本政府最终只好同意，但是日本市场却很难买到相应的美国产品，为什么？这就是大商社在“自觉抵制”。不止是商社，日本整个国家的安全意识都非常强。日本买了很多资源矿石用来“填海”以供未来使用。在粮食方面，日本在海外，有相当于几个日本国土面积的粮食基地，分布在巴西、阿根廷、非洲等地。
回到关键问题上来，我们应该如何构建经济信息安全的防范体系？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的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更进一步讲我们党必须要高度重视。现在我们有些部门行业都自由化了，力拓案所涉及的几个人，就让中国损失巨大。为什么？相关部门不重视经济安全，有的甚至还敌视、抵制“经济安全”，有人士和部门公开声称“中国经济越开放越安全”，“说中国经济不安全是无稽之谈”。我们知道“华盛顿共识”在东亚金融危机后，近乎彻底臭名昭著了。但是，在中国依然大行其道，只是没有公开使用该名称而已。“华盛顿共识”在中国依然大行其道与我们的干部选拔、培训机制有关。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出现了这么一个惯例，那就是高级干部要到国外进修，而且是否在国外进修过还是未来选拔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就为中国高级官员长期举办培训班，由跨国垄断资本出资。我看过那些培训的课程设计、教学方式，说白了，那就是一整套洗脑的过程，就是试图将实际的“华盛顿共识”植入中国官员的思维当中。当然并不是说，经过培训后咱们的干部都变了，有很大部分官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识。但人家美国也不是想一网打尽，一批学员中改造一个、两个就算成功了，让中国的官员用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实际就是用美国化来思考问题。
其次是立法制约。目前我国仅有国家安全法，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国家安全整体的法律条文，并且侧重于传统安全即政治和军事领域，对经济信息安全方面规定较少，而后者作为一个新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急需一部法律来规范，绝对不能成为盲区。你看美国，它对经济安全是高度重视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联邦院外活动管理法》和《院外活动公开法》等三部法律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活动进行直接管制：对“游说者”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界定；实施主动登记制度、定期报告制度与身份表明制度；对违法者实施民事与刑事处罚……其他还有《联邦选举法》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对选举进行捐款；《政府道德法案》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向政府官员馈赠礼物。
最后，机构设置也必须做相应调整。美国形成了一整套安全保护与进攻体系，司法、行政、立法以及军事全面参与，隶属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直接领导）的有中央情报局（CIA），美国司法部有个FBI（联邦调查局），美国国防部有一个国家安全局，在国会下面还有“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国会这个委员会一发现什么问题，就经常把政府相关部门叫过来听证，“这个东西你关注了没有？这个安全你抓没抓？”反观我们呢？不仅没有专门的国家经济安全法律，连负责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部门都没有。依照传统职能的延伸，国家安全部能够涉及一些经济与信息安全事项，但是也没有具体授权（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中竟然找不着一个“经济”或“信息”词语），而且人力物力财力的配备严重不足。今年5月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综合司下面，成立了一个经济安全处，三个人还是四个人，这么大一个机构就要负责全国的经济安全。
●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1 短期融资券是由企业发行的无担保短期本票。
2 四大，分别指普华永道、德勤、安永、毕马威等四个会计师事务所。
* 本文据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作者审订，采访者邓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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