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开仓放粮想到的企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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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朱国成

 

我们经常能在史书上看到这样的记载，某朝某地大灾、颗粒无收、饿殍遍野、几于民变。这时总有一位清官适时出现，未经请示上峰，冒着丢掉乌纱帽、甚至杀头的风险，打开官仓、发放灾粮，拯黎民于水火。

这样的故事之所以为史家所注意而载诸史册，就在于这样的官员很少；也就是绝大多数官儿要请示上级，被请示的上级还要请示上级的上级，恐怕还要上达天听。在古代的通信条件下，要完成这个从基层政府直到中央政府的汇报过程，只计算路途的信息传递时间，恐怕灾民早己饿死大半、揭竿而起了；这还没有将各级官员处理文件的时间计算在内。

 

为什么大多数官员明知时间延误带来的严重后果，还是要采用这种逐级汇报的解决方式呢？因为这是对于各级官员而言最稳妥、最安全的方式。当然，中央政府为了避免大权旁落、遏制割据势力发展，通常也采用非常集权的方式。两者结合起来就造成这样一个最低效率的行为方式。

而擅自行动对官僚体系的破坏性后果是可怕的——甚至比延误时机、丧失效率的影响更大，如果有人因为擅自行动而尝到甜头，那么上级就会失掉权威；因此对于这样的清官往往会采用两手政策，一手是表面性的褒奖，另一手则可能是弃置不用。

在企业里面，这样的现象也大量存在着。某些员工出奇地爱汇报工作，任何事情都向上级汇报，根据上级指示行动。这一方面表示了顺从，另一方面还满足了某些上级的偏好：如果一整天都没有人汇报请示，有些负责人会坐卧不宁，找不到成就感。但爱汇报的员工最主要的动机还在于推卸责任：因为已经汇报请示过，那么执行人员的责任就大大减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这是员工行为层面。

而企业组织形态层面也存在类似情形。企业组织形态也经历了从层级高耸的科层制向扁平化转化的过程，这是因为企业存在的基本依据是对外部客户的有用性和提供服务的效率，当这种汇报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存在根本时，企业就会做出调整，在官僚体系和效率、有效性之间做出必要的平衡。因此，企业就会减少组织层级、使之更加扁平化；强调授权，让直接面对客户的一线人员具有更大的权限以因应多样化的客户需求。但是反观政府官僚体系，古今的差异实际上是非常微小的。

但是有一个特例，就是在战乱年代，官僚机构由于面对剧烈的外部竞争和快速变化的环境，而被迫做出调整。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授权；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就是君王派发给将领的定心丸和给自己的安慰剂。这些都赋予了前线将领更大的权力，但这种改变是暂时的，随着外部威胁的缓和、消除，那些真正不受君命的将领的命运都好不到哪里去。

这也导致大部分还是坚持安全第一原则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