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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苏联是怎么会顷刻解体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教训
1991年12月25日，随着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宣告辞职，这个在历史上已存在了69周年的国家——当今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轰然倒下，顷刻解体。
1917年11月，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原有的沙俄帝国瓦解，境内各被压迫民族纷纷宣告独立；以后，经过四年多的艰苦斗争，出于各民族苏维埃政权的共同利益，1922年12月，按照列宁提出的“平等、自愿”原则，由俄罗斯联合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南高加索（包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沙俄的废墟上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1925年后，又有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斯坦、哈萨克、吉尔吉斯和摩尔多瓦等陆续加入；1940年6月，波罗的海沿岸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再被并入，最终使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成员増至15个。至此，除波兰、芬兰独立建国外，苏联的版图大体上又发展到原先沙俄的面貌。
苏联建立后，历经国民经济的恢复阶段和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时期，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到1937年，苏联的钢产量已达1770万吨，其工业生产总值比沙俄时代的1913年增长了11倍，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爆发。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几乎是全凭自己一国之力击败、埋葬了德国法西斯，并与盟国一起最终取得了整个反法西战争的胜利。二战的战火锤炼了苏联，使它成为雅尔塔体系——美、苏两极世界的一极；加上战后的发展，它终于成为冷战时期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然而，恰恰正是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超级大国，1991年底竟然会在毫无战争硝烟的平静中，瞬间消亡。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对此，世界各国的政治界、学术界诸多人士，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从内因到外因，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的探索与研究，发表的著述和论文，堪称林林总总，观点各异。鉴于研究者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故其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
西方学者大多持“内因论”，认为是共产党的集权体制导致丧失民心以致解体；一些社会主义左派学者则多持“外因论”，认为苏联解体是长期来西方对其搞“和平演变”的结果；也有持“叛徒葬送论”的，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硬是葬送了苏联；……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世间的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性。苏联的形成、发展与解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发展过程，它是由历史的、现实的各种复杂因素综合演变的结果，决不是一个武断的“内因的集权体制说”，或一个简单的“外因的和平演变说”所能解释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应该是从历史主义立场出发，客观地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去加以探索，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民族分离主义导致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分离主义，因此，研究苏联解体，首先还得从研究苏联的解体过程为切入点。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分裂，不外乎有以下三种情况：一、因国与国的矛盾被外国强力所肢解（如俄、普、奥瓜分波兰）；二、因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被地方割据势力所分解（如中国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三、因国内民族矛盾被民族分裂势力所瓦解（如塞浦路斯土族与希腊族的分治，南斯拉夫的崩溃）。对照之下，苏联的解体显然属于第三种，它是因国内民族矛盾激化致民族分离主义恶性发作所结下的苦果。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作出决定，宣布恢复立陶宛独立，改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立陶宛共和国，并且选出了第一位非共产党领导人——兰茨贝吉斯，开始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1991年4月9日，紧接着是格鲁吉亚宣告独立；8月20日，爱沙尼亚独立；8月22日，拉特维亚独立；8月24日，乌克兰独立；8月25日，白俄罗斯独立；8月27日，摩尔多瓦独立；8月30日，阿塞拜疆独立；8月31日，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相继独立；9月9日，塔吉克独立；……最后是12月25日，俄罗斯宣布把“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名更改为“俄罗斯联邦”，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历史正式终结。
那么，以立陶宛为首的各加盟共和国，为什么都纷纷要闹分离呢？这就得从历史的与现实政治两方面去寻求答案。
历史上的苏联是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形成的，因此，要真正了解苏联的民族问题还得从沙俄的历史讲起。
公元9世纪，居于东欧地区的斯拉夫各族，形成以基辅为中心 “基辅罗斯”，建立留利克王朝，这是最早的东斯拉夫人的国家。1237年蒙古人入侵，成吉思汗之孙拔都征服东欧地区，建立“金帐汗国”。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摆脱蒙古的统治，建立起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1547年伊凡四世（伊凡雷帝）自称沙皇，沙俄帝国由此起歩，不断向外扩张，16世纪下半期即跨越乌拉尔山脉进入西伯利亚。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又历经彼得一世、叶卡特琳娜时代的强力扩张，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北高加索、摩尔达维亚，中亚，西伯利亚，波兰，芬兰等相继被并入沙俄版图。从区区280多万平方公里的莫斯科大公国起家，经过三个世纪的不断征战，沙俄帝国竟然成为一个地跨欧亚两洲、国土面积达2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军事封建大帝国。被沙俄帝国征服兼并的地区实际上都沦为殖民地，境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一直非常复杂与尖锐，所有的反抗均遭到血腥镇压。列宁称沙俄帝国为“各民族的监狱”，认为“受沙皇专制制度的民族压迫是空前未有的，因为沙皇的专制制度同欧洲和亚洲的邻国比较，又是最反动最野蛮的国家制度”。
依仗着军事扩张构建起来的沙俄帝国，其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在全国人口中占比不到一半，境内的少数民族倒有130多个，且具有10余种宗教信仰。为维护其专制统治，沙皇政府一直推行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对各少数民族实施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推行强制性的掠夺与同化政策，不惜采用武力镇压、强取豪夺、强行迁徙、强制性推广俄语、限制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对本民族语言的使用等手段，直至不惜采取大规模的种族清洗。
19世纪80年代，沙俄政府为掩盖激烈的社会阶级矛盾，转移视线，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案，故意挑起民族矛盾，自上而下地掀起大规模的排犹浪潮。在这一浪潮中，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屠杀，财产被洗劫，数以十万计的无辜犹太人被驱赶，排犹浪潮迅速扩散到整个东欧地区，导致达250万犹太人被迫逃离东欧。
再如，1916年发生沙皇政府残酷镇压中亚各少数民族自发反抗的事件。该年7月，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吉尔吉斯人因抗拒执行沙皇政府的动员令，爆发骚乱，随即蔓延到中亚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沙皇政府组成讨伐队，实行武力镇压，将成批的吉尔吉斯人赶入山中，如猎杀动物般地进行消灭。讨伐队有计划地消灭妇女和儿童，乘镇压骚乱之机竭力将俄罗斯族和吉尔吉斯族从民族、地理上进行隔绝，将吉尔吉斯变成一个纯俄罗斯地区。
由于当局的挑唆，加上长期推行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的恶劣影响，上述事件极大地激化了俄罗斯族与中亚各少数民族间的矛盾，进一步导致中亚各民族的当地人与外来的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移民之间大规模血腥的民族冲突和仇杀。这场种族灭绝式的民族冲突，使吉尔吉斯人陷入恐怖境地，被迫背井离乡大批逃亡中国避难，这段历史在吉尔吉斯民族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烙印，至今难忘，史称 “恐怖逃亡”。
1905年俄国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芬兰、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等地区曾发生过反对沙皇政府、谋求民族独立自主与解放的斗争，存在着强烈的分离倾向。
1917年二月俄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沙皇专制制度崩溃，俄国境内的被压迫民族人民掀起了争取解放和独立的运动，各少数民族人民强烈要求实现民族自决，俄国实际上已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同年11月十月革命爆发，列宁提出“民族自决”政策，它使沙俄境内的各民族浴火重生，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纷纷建立苏维埃政权。从1917年底至1921年，在原沙俄帝国境内先后建立了60多个民族国家和民族自治政权组织。这一形势迫使列宁放弃原先想在革命胜利后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张，改为建立民族联邦制国家方案，最终促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立。应该说，这是列宁的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政策的胜利，也正是这一正确的民族政策缓解了原先激烈的民族矛盾，化解了当时的民族分离主义危机。
1925年列宁逝世，斯大林接了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大林虽身为格鲁吉亚人，但他却是一个强烈的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者，这使他未能坚持列宁的正确的民族政策。
斯大林摒弃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正确论述，鼓吹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否认一些弱小民族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美化沙俄历史上的民族征服与民族同化政策；混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同性质，视民族矛盾为阶级矛盾，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的左倾观点运用到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提出“民族主义同机会主义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敌人”的极左观点；如此等等。
1934年7月，斯大林出于为沙俄的对外扩张和民族征服政策辩护，公然推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师恩格斯的理论权威，认为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对沙俄的批判，是“忘记了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实”，是“片面地夸大了沙皇政府对外政策的扩张性”。
二战期间，斯大林在招待红军将领的一次讲话中，多次宣扬“俄罗斯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胜利的领导力量”，只字不提其他各民族的牺牲与贡献，赤裸裸地反映出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
1952年在苏共十九大总结报告中，斯大林重申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用武力收复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强迫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多瓦归并苏联，收复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是符合历史的。变相地宣告：历史上凡是被沙俄征服过的领土理应归入苏联的版图。在斯大林言论的影响下，苏联的理论界、史学界公开鼓吹沙俄“侵略有理论”：宣称沙皇征服中亚各民族“具有历史进步意义”，是给他们带来了“进步和文明”（参见苏联科学院院士安·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通史》）；认为1801年格鲁吉亚等民族归属于俄罗斯帝国，是把他们“从伊朗和土耳其的奴役下获得解放”；竭力为沙皇征服少数民族行径辩解，宣扬沙皇是俄境内众多被征服民族的“救世主”。
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实质上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推行民族歧视、民族同化和对少数民族不信任的政策。
苏联虽然是个民族联邦制的国家，可是斯大林完全无视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权利，使民族自治实体徒具虚名，各联盟主体根本无法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
在推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斯大林否定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殊性，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强制推行，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受到严重破坏，引起大规模饥荒，造成大批死亡或被迫迁移国外的少数民族达数百万人。
在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运动中，斯大林出于对各少数民族的防范与猜疑，以反对民族主义为名，整肃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期间，乌克兰、白俄罗斯、吉尔吉斯、亚美尼亚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皆被处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局局成员竟然全部被杀；1937年5月，出席格鲁吉亚共产党十大的有644名代表，后来竟有554人被逮捕、流放和监禁；40年代，为防止犹太复国主义，又大规模地清洗犹太人。
为实施民族同化政策，斯大林采用行政手段推广俄语，搞文化单一化制。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强行将一些少数民族整体迁徙、并使之分散居住，破坏了这些民族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民族习俗和文化，激起了少数民族强烈的不满。
纵观整个苏联历史，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再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其民族理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存在着严重的脱离实际的超越阶段的思想。斯大林认为：民族矛盾的根源是阶级矛盾，无视民族矛盾的特点以及不同矛盾之间的不同性质。就在1936年颁布的“斯大林宪法”中，就认为苏联社会的阶级已经被消灭，苏联各民族间的互不信任心理已消失，各民族、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从根本上否定了少数民族问题。
赫鲁晓夫在60年代也提出，苏联已完全解决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认为苏联境内原先的民族已经消失了，已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勃列日涅夫在70年代断言，“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已经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苏联今后的民族政策应该是实现各民族的全面接近和完全一致”。这种极“左”的民族理论，实际上激化了潜在的民族矛盾，进而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当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其“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的推出，随着政治控制的放松和民族政策的继续失误，这种潜在的民族矛盾便迅速表面化了，并最终成了促成苏联解体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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