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五月显得格外的不一样。一是“五四运动”爆发九十周年，二是“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三是陆川的电影《南京！南京！》正在全国播放，并引起广泛的争议。
（一）
发端于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虽盖棺却未定论，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十多年来正在学界和文化界被重新审视和解读。
“五四运动”在官方的版本中，历来被作为“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反抗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萌芽而加以肯定。事实上，考察“五四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是在满清政府倒台，辛亥革命虽取得成功但其胜利果实却被北洋军阀窃取，列强意图瓜分中国，国家、民族处于空前动荡的时期。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当权者大都是从满清政府过渡而来的官员，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的深深浸淫，另一方面他们为了维系其统治也确实需要儒家思想的那套价值观念。但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七十年的积贫积弱以及列强环伺、国家呈现一盘散沙的现状令一批有警醒之心的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他们从“百日维新”的失败和满清封建帝制的倒台都没有使中国摆脱被凌辱的命运中认识到要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应该从民族和文化的劣根性着手才是根本。于是以胡适之、陈独秀等为首的文化界人士大力倡导白话文运动，意图挣脱旧文化的那一套桎梏。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更是让黑暗的中国看到了一线曙光，左翼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大力推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却在“巴黎和会”受到重大的外交失败，列强要求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归到日本名下。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青年学生为主力的有识之士忍无可忍才爆发了“五四运动”。以此为转折点，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也是从那时起，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彻底的批判，左翼文化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并在“文革”中达到巅峰。传统知识分子也曾作过抗争，但在强大的历史洪流面前只能留下一声叹息。国学大师王国维因此留着满清时代的辫子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成为对传统文化“殉道”的一个典型悲剧人物。
历史的车轮进入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当人们从“文革”的伤痛中走出，伴随着国门的打开和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化，人们开始对 “文革”这场浩劫进行深刻反思，由此也揭开了对“五四运动”的重新解读。另外，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现代中国人信仰的空洞化和人文精神的缺失也导致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追根溯源，以“五四运动”为肇始的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认和批判导致中国文化的断层是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
所幸的是，现代人经过重重波折后开始对“五四运动”重新评估并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和其应有的价值，从中也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路径的重要意义。这也展现了一个开放、包容、自信、多元的正在崛起的大国形象，是现代中国人的一大幸事。
（二）
今年的五月也是“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2008年的5月12日，在一阵山崩地裂中，近七万条鲜活的生命永远地埋在了地下和一片废墟之中，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正在上课的豆蔻年华的学生和年幼的孩子。这无疑是一场重大的人类浩劫，是真切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国殇。那一段时间的日日夜夜，泪水总是模糊了我们的双眼，伤悲总让我们无语凝噎。在这个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的政府迅速展现了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营救能力并保持前所未有的信息透明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赞誉，就连号称世界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在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面前也自叹弗如。无数次令我感动的是，一批批不知名的、素昧平生的普通中国人在血浓于水的情怀感召下自发自费到灾区从事志愿工作。他们不图名不图利，图的是一份心安和对同胞所受灾难的感同身受。从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人性光辉让人们看到了我们民族的骄傲和自豪。这就是我们最可爱的普通老百姓群像。
时间飞逝，将近一年了，逝者也许在地下都得到了安息，然而活着的人却余痛未消。4月20日，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身亡。他也是震后北川第二位自杀的官员。此前北川县委农委主任董玉飞在去年10月也因不堪承受巨大压力而自杀身亡。这二起官员自杀事件，深深地震撼了人们，让人们重新关注灾区人民的心理干预问题。据说冯翔是因为过度思念在震中丧生的儿子而无法自拔，最终选择了自杀去陪伴长眠于地下的孩子。丧子之痛，痛彻心扉。这种悲情确实非语言可以描述。然而在地震中丧生的孩子成千上万个，那么这样的悲剧还会不会继续发生？我们灾区的民众难道无法承受这种苦难的打击？脑海中总不断回旋着温家宝总理在慰问灾区群众时拉着一位失去亲人而痛哭的小女孩的手时说的一番话：“别哭，孩子！既然活了下来，就要勇敢地活下去！”是啊，大难不死，这么大的灾难都挺过来了，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地活下去呢？
5月2日的《广州日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曾经在地震中救出29条人命的一位个体老板志愿者，他谢绝了官方授于他的几十种荣誉，将自己的生意交给别人打理，继续选择做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为灾区的重建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了不能忘却的怀念，今年4月21日他和他美丽的新娘的婚纱照选择了以灾区的废墟为背景，并决定将婚礼定在今年的5月12日举行。据说这样的志愿者在灾区不在少数。这几天，在看一些电视新闻时也会看到内地和香港的一些志愿团体一直在灾区对受灾群众做心理康复工作。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在灾难降临时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而感动。这种力量也许就是人性的光辉，人文的关爱吧？！
在灾难降临一周年之际，在这里祈愿逝者能够得到安息，生者能够坚强地活下去。
（三）
近段时间以来，一部叫《南京！南京！》的电影正在全国各地开始热播，并引起广泛的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于电影是以一位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看待“南京大屠杀”，这位叫角川的日本士兵因为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滔天的罪行而陷入深深的精神煎熬之中。最后他无法摆脱心灵的罪疚，放走了二名中国人后举枪自杀。而且在电影中有长达十多分钟的情节是日本军队在为他们的死难者招魂的片断。部分国人尤其是民族主义者认为电影在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他们开脱侵略的罪行，因此对该部影片大加鞭挞。
说实话，到目前为止除了几个片断外我还没有完整看过这部电影，本无法发表评论。但是在凤凰卫视台的二档节目都有对这部电影的报道，其中一个节目还是对导演陆川的专访。而《南方周末》也有对这部电影大篇幅的报道。这二个媒体以其客观、公正、独立的立场和深度的挖掘、冷静的思考一直受到人们的好评。通过二个媒体对这部电影罕见的大篇幅报道和一些独立知识分子的推介，对这部虽然没有看过的电影我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更加重要的是这是一部由陆川执导的电影，从中也让我认定这是一部值得期待的影片。
对于陆川的认识，始于几年前一部叫《可可西里》的电影。这是陆川的成名作，也是奠定其为优秀导演的经典之作。其在影片中对藏羚羊因其经济价值被捕杀的血淋淋的展示，以及一群纯朴的志愿者为了保护藏羚羊能有一个安静祥和的栖息繁衍之地，和盗猎者展开了不对称的抗争，最后却因种种原因要么掩没在杀人不见血的泥沙流中，要么倒在盗猎者的枪口之下。影片中通过对可可西里美得让人眩目的原野风光的展示，以及藏羚羊被屠杀时血腥场面的对比，使人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影片赤裸裸地展示了人类逐利过程中贪婪的本性，同时以一批志愿者的血映衬出另一种的人性之美。拥有这种情怀的导演陆川又怎么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侵略者张目？！
问题的关键是，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个国人心中永恒的痛，能否以一个屠杀参与者 “良心发现”的视角来进行刻划？在以往诸多对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中，绝大部分都只是展示了这是一群毫无人性的禽兽对中国民众犯下的滔天罪行。尤其是日本国内多年来右翼势力对其的极力否认，更是让有血气的中国人感到极大愤慨。毫无疑问，日本侵略者作为国家战争机器对中国人民进行的血腥屠杀是惨无人道、罄竹难书，这个问题已不值得一辩。但是作为一个个体，是否也一样都是毫无人性的战争狂人？细细推敲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应该还是有着残存的人性，只是可能很多时候兽性掩盖了他们的人性，又或者他们被强大的国家机器和舆论裹挟下显得软弱无力。不然如何解释后来的《东史郎日记》以及一批批战争参与者每年到南京的谢罪和反省行为？明白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们还要怀疑有个别日本士兵目睹被屠杀的中国民众的惨状而唤醒了他们体内那残留的人性和良知？而且在那样一种环境里，这种人性的复苏不正显得特别的可贵吗？
由此我还联想到二年前饱受争议的另一部电影，由著名导演李安执导的《色戒》。当时争议的焦点是：一、对色情镜头的过份暴露；二、有美化汉奸的嫌疑。在一片争议声中，这部电影经过对色情镜头的适当处理后还是在全国影院进行了播放，并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说实话，纷纷涌到影院的观众又有多少不是为了满足内心深处那晦暗的窥探欲冲着汤唯那裸露的美丽胴体而去？另一个争议话题，就是在长期的接触和姘居中，汉奸头子和王佳芝最终产生了爱情，并因此在最后的关头王佳芝放过了刺杀汉奸的最好机会，而从容地走向了断头台。且不从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而论，作为一个存在的个体，不论在何种环境里，有没有追求自己爱情的权利？这是一个很难说得清的话题。李安在这部电影里将这个问题抛出，正是将以前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家、民族甚至党派的利益凌驾于一切个人命运之上的一种追问。正如影片宣传语所言：色可守，情难防。然而爱情不也是人性的展示吗？没有人性又何谈爱情？
难能可贵的是，这二部电影都在我国各地影院进行了播放，这也显示出我们国家和民族正在逐步走向从容和成熟。
（四）
“五四运动”、汶川地震和电影《南京！南京！》，这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三件事。除了时间上的巧合外，它们之间似乎很难找出什么相通之处，但我却从中隐约看到两个大字：人性！
“五四运动”发端于对旧文化、旧传统的批判和否定，倡导个性张扬，尤其是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更是揭露出旧制度灭绝人性的罪恶。它还引发出爱情自由和妇女解放的子命题。而现代人对“五四”的重新解读，也是在反思“五四”以来尤其在“文革”中彻底批判和彻底否定的矫枉过正所造成的恶果，重新回到“五四”价值的原点。汶川大地震中所展现出来的人间大爱、人性之美以及诸多的人文关爱，已是无须过多赘述。而电影《南京！南京！》则是以另一种视角展现侵略者人性的复苏，虽然这种展示方式不是令每个人都能够接受。
回到现实，我也常常在苦苦思索这一命题。关于人性，是不是过于宏大，是不是仅限于在学术领域或艺术领域进行探讨。我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也不是从事艺术创作的，我只是企业一名普通的工作者。对于这个命题的探究，除了我的个人兴趣外，更多的是基于与实际工作接轨所带来的思索。
我长期在企业基层从事管理工作，现如今管辖的员工也有几十人。也许是出身于农村的缘故，我对于底层员工始终怀着一份深切的同情。这些底层员工说不上可爱，甚至有些时候还会令你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但平心而论，正是这些人，他们从事着最简单、最低贱、最繁重的劳作，承担着这个社会价值创造的大部分工作，才换来今天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可悲的是，很多人却不愿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在享受着底层员工为他们创造的价值的同时，却经常忽略他们的存在，甚至妄顾他们作为人的尊严而加以践踏。在一些社会精英看来，也许他们会认为这些都是下贱的人，理应接受这种命运的安排。
是不是这些如“蝼蚁”般的底层员工天生就下贱？是不是他们就不应该受到起码的人格尊重？是不是这些底层员工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心理需求？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在长期的基层管理实践中，我对他们寄予一贯的尊重和理解。因为我始终相信，不管是所谓的“七十后”、“八十后”还是如今刚进入职场的“九十后”，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潜藏着最基本的人性之光，只是我们擅不擅于发现或者愿不愿意加以承认。以我多年的工作经验而论，作为管理者，假如能够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和感同身受的关怀，他们也大多能够回报于认真负责的工作。我们多年来都在谈论“人本管理”，但付诸实践者却是少之又少，大都还停留在口号和文本阶段。问题的症结却是，基层的实践最终还得上级文化的认同和支持，否则它的功效也将大打折扣。
无论如何，于我心深处，我始终坚信这个世界仍然到处闪耀着人性之光。怀着这种信念，不管现实多么丑陋，不管人生多么无奈，我仍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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