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唯心与唯物

会飞的猫

唯心与唯物

 

韩德强/文

摘自《矛盾原理》

　　至此，我们可以轻松地讨论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了。

　　从太阳中心论、进化论、生命起源论和晚进的宇宙大爆炸论相继成为公认的理论以来，从现代科学一个个地解开大自然的奥秘以来，创造世界和人类的上帝已经远遁而去，只有极少数真诚的信徒还把上帝作为一切未解奥秘的看护人。现在，谁都不怀疑人是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的产物，也就不怀疑思维、思想、精神是大自然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已经相当彻底地普及了。

　　事实上，无论是上帝创世说，还是绝对精神演化说，此类唯心主义在中国很早就失去市场了。夏、商、周时期，人们曾经相信世界是由某位上帝创造的。但到春秋时期，老子已经抛弃了上帝或天帝创世观，而是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庄子进一步提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庄子外篇）这就很接近前面论述的从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瓦解为简单的事物演化过程，并与释迦牟尼的因缘成相不谋而合。荀子则直接否定占星术一类的原始天人感应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后来董仲舒提倡的天人感应论有相当强的实用色彩，为帝王统治提供一套可自圆其说的理论：皇帝是天子，代天牧民，因此要敬天保民；一旦天子言行不当，横征暴敛，挥霍无度，造成黎民怨声载道，天就会用异常的天象，如日食、月食、地震、洪水来告诫天子。饱读经书的儒士们，一方面运用天人感应说约束天子；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却遵循孔夫子的另一番教导：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因此，承认物质先于精神，或所谓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样的唯物主义并不困难。真正的问题在于，根据我们前面的论述，思维、思想、精神一旦作为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产生，一旦作为人脑的功能存在，就成了人体的最高层次的矛盾，即主要矛盾，主导人体其他各层次的矛盾；而人体其他各层次的矛盾则只对思维起制约作用。大脑作为调节中心，每天都接收来自体内和体外的各种信号或信息，整理这些信息的相互关系（即学习和思考），寻找最适当的处理信息的方式和顺序，优先处理某些信息，完成某些任务。七、八岁的孩子就开始懂得排列信息的优先顺序，抑制某些信息，突出某些信息，使身体调整到适宜于完成优先任务的状态。例如，坐在教室里的小学生，老师在讲课，窗外的知了在鸣叫，风在翻动着书，燥热的天气在使他不安，一阵阵困倦正在袭来。无数身体内外的信息有待处理，但他必须整理出主次，集中精力听讲。如果他能够这样做到，人们说这个学生是学习专心的，有毅力的，好学习的。从矛盾论角度看，这个学生的思维就很好地让学习主导各种其他矛盾。如果这个学生能够长期如此，则可以料想，他的学习成绩会很好，即善于整理各类信息，从而善于整理信息所代表的实物世界，具备办事或研究的能力。由此，各种资源会向他集中，家长的奖励，学校的表扬，企业的薪水，科研机构的基金，从而逐渐取得对周围环境的主导性。谚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实际上就表达了大脑的强烈的主导性。所谓“苦中苦”，即身体各部位、各器官不断向大脑发出信号，大腿要求休息，肚子要求进食，皮肤要求凉快，手掌要求放松，但大脑迫使各部位继续工作，以完成大脑确定的任务。正是由于思维、思想对人体的强烈的主导性，所以才会有我们今天这个人造世界和人造自然。猴子在树上跳了几百万年，但其思维对身体内外信号的主导性很弱，因此，猴子至今没有离开森林。

　　可见，虽然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但在精神产生后，物质就越来越强烈地被精神所主导、所塑造、所改变。当然，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世界，必须遵循物质世界的规律来改变世界，这又体现出物质对精神的制约作用。随着人对物质世界的规律认识的越来越深刻，人受物质世界的束缚就越来越少，人的精神的主导性就越来越强。虽然人永远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但是人类的确已经能发射离开地球的火箭和卫星了，的确能够改变基因制造新物种，的确能够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确能够制造出复杂的机器人。从空中遥望大地，除了两极和海洋，农田、道路、河流、房屋、车辆、城市、植物、动物，几乎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物种都已经被人类开发利用。这一切，没有精神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是不可想象的。

　　有的人可能会想，精神的主导作用再强，也只是在地球上发挥。对于浩渺的宇宙，人类不是依然无能为力吗？甚至在地球上，大气环流、大洋环流，四季的更替，对太阳的依赖，不是和数亿年前一样吗？如果太阳能量衰竭，人类不是还要消失吗？是的，精神的主导作用再强，也必须受物质的制约。问题在于，在同样的四季交替和太阳光照的制约下，为什么原始社会的发明创造如此缓慢，而当代社会则如此迅速？为什么有的部落能够长久和平共处，而有的部落则到处征战？为什么有的社会能够稳定发展，有的社会则大起大落？都是欧洲殖民地，为什么美国成为发达国家，而阿根廷、墨西哥却仍然是落后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印度和日本两重天？都是香港，为什么一会儿房地产价格狂涨，一会儿又一落千丈？由于熵定律的作用，人类社会，乃至地球和太阳系都是要消失的。问题在于，人类社会能不能在太阳能量耗尽之前的五十亿年间能够享受长久的和平、自由和幸福？抑或会被高消费模式竭耗资源，陷入灭绝性的核战争？正是建设新的社会的意义上，精神的主导作用体现得无与伦比地强烈。列宁曾经体会到：“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则说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待查）事实上，即使只是使等级压迫剥削秩序比较稳定持久，也必须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否则社会将在陷入长期动荡不能自拔。中国古代的帝王们都懂得，可以马上打天下，不可以马上坐天下。一旦打下江山，便需要有儒家学说及其信奉者来管理江山。在交通、通讯极不方便的古代社会，能够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维持一个政权长达数百年之久，并且每次王朝崩溃都能再次复制，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吸引、说服人的政权学说维系政权的合法性，这是不可想象的。

　　也就是说，意识来源于物质，受物质制约，并不等于物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主导物质。例如，建筑图纸主导大楼施工，犯罪动机主导犯罪行动，恋爱观主导对象的选择和评价等。一句话，思想主导行动，理论主导实践。换成日常语言即为，思想决定行动，理论决定实践。当然，行动制约思想，实践制约行动。

　　把制约作用夸大为决定作用，从而颠倒了制约与主导的关系，这是马克思学说的根本缺陷，也是静止的、孤立的世界观的根本缺陷。在静止的、孤立的世界观下，整体是由部分构成，因此整体的性质由部分决定。这种观点又可以被称为原子论，还原论。事实上，这种原子论弥漫于整个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如此无孔不入，以至强调运动和联系如马克思者，在这个问题上，仍然表现出强烈的静止和孤立的方法论特征。马克思的《资本论》强调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解剖商品就能够认识资本主义，这同样体现出的原子论思维的鲜明特征。

　　对于追求平等自由的社会理想的人来说，这种原子论思维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给他们自信和勇气。既然社会是由一个个人构成的，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就能够决定社会的性质，历史的进程。更加重要的是，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是这个社会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提供者，没有他们就没有管理者、知识分子、军人、商人的饭吃，因此，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决定着社会历史，推动着历史前进。只要把剥削者赶走，不劳动者不得食，社会就可以实现公平和正义。原子论必然是静止论。赶走剥削者，难道不会产生新的剥削者吗？剥削者与劳动者难道就截然可分吗？有意思的是，马克思认为，消灭了私有制，私有思想就将随之消失，社会就可以进入无矛盾的共产主义社会；亚当•斯密则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均衡经济，可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在方法论上，这两者真可谓是异曲同工。

　　从矛盾论（必然是整体论）角度看，剥削者来自劳动者，反过来却主导着劳动者，进而主导着社会历史进程。不错，一切产品都是劳动者生产的，没有劳动者就没有一切。但是，种田的没粮吃，盖房的没房住，织布的没衣穿，造车的没车坐，这依然是社会的基本现实。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虽然大量体力劳动已经被工程机械所替代，虽然大量室内工作已经被计算机所替代，但是体力劳动和重复性的脑力劳动仍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越接近一线操作者收入越低，越是高高在上做决策、拉关系、发议论的人收入越高。因此，客观现实是，剥削者主导着社会运动，主导着历史进程，而被剥削者只起到被动的制约作用。剥削者讲点仁义道德，社会矛盾就缓和一些，劳动者的生活就改善一些。剥削者穷凶极恶，挥霍无度，社会矛盾就尖锐一些，劳动者的生活就困苦一些。剥削者需要金字塔，劳动者就去琢磨几何学，测量学。剥削者需要司母戊鼎，劳动者想办法改进冶炼和铸造技术。当然，劳动者的反抗也并不是不起作用，它迫使剥削者改进剥削方式，从手铐脚镣下的奴隶，到手脚自由的人身依附的奴隶，到可自由流动的奴隶，到可自由选择主人的奴隶。鸟笼子变大了，社会食物链变得丰富多彩了，但是一层层的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并没有变化，权力和财富的金字塔结构没有变化。如果人的自私不变，如果人们还必须分工合作，那么就会重新形成社会结构。赶走了一群剥削者，还会产生一群剥削者；消灭了资本形式的剥削，还会产生权力形式的剥削。原因在于，在人自私的前提下，人与人矛盾中的主导和剥削其实是同义词。主导即矛盾双方中的强势方，如果强势方自利，则必利用主导地位要求弱势方出让利益，无论这种主导地位是来自资本、权力、知识或者关系，而这就是剥削。更进一步，在人自私的前提下，由于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矛盾，而且矛盾双方的力量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消灭剥削的唯一途径是消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不仅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甚至要回到单个人的状态。如果不想或者不可能回到小国寡民状态，又要消灭剥削，唯一的出路是要改变人的自私状态。如果自私是不可变的，那么就只能承认压迫和剥削的现实合理性。

　　共产主义运动成功及其失败，事实上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精神力量的主导作用。尽管象列宁和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一再将革命成功归结为人民群众的支持，但事实上，这只是领袖们作为当事人的叙述。跳出“领袖万岁”或“人民万岁”的当事人叙述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运动中，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是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领袖的理论是否正确，自我牺牲精神是否充分，事实上主导着运动的成功。毛泽东说过，没有不好的群众，只有不好的领导。斯大林说过，路线确定后，干部决定一切。（待查）革命成功，领袖集团的自利性开始抬头，他们开始将高度的社会主导权转化为自身物质利益，特权公开化了，以权谋私（即以主导权获得自身利益）潜滋暗长，共产主义运动就失败了，等级压迫和剥削制度就恢复了。

　　可见，表面上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度成功证明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动力，实质上却证明了人民群众仍然是历史进程的被动卷入者，革命的、无私的精英取代剥削的、自私的精英，取得了历史进程的主导权。

　　人民群众的主动化，其实意味着人民群众必须摆脱自身短期利益的束缚，而看到阶级进而人类的整体、长远利益。然而，这一转化必须靠思想、理论、精神的作用。因此，如果说物质决定意识，物质生存决定思想行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其结果必然就是等级压迫剥削体系万世长存。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官僚为什么不能是权力的人格化呢？作为革命者，一旦革命成功，便有了一份权力、收入，就成了社会结构的中上层，成了既得利益者。如果这种物质生存状态注定了一个人革命动力的丧失，那么修正主义不就成了无可回避的历史必然吗？

　　幸而，物质只是制约意识，阶级地位只是制约人的思想形成。出身固然重要，个人的思想和道路选择更加重要。因此，才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一代革命领袖从小资产阶级、小贵族或地主子弟中脱颖而出，才有一段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在矛盾论分析中，我们得以看到老子、孔子、墨子、释迦牟尼、柏拉图、耶酥、卢梭等人的意义，从而使历史轨迹变得清晰可辨。

　　有人认为，能够摆脱个人出身束缚，“背叛”本阶级的，毕竟只是少数。从迄今为止的历史看，这固然不错。但是，正是这少数人超越自身利益的人带领多数受自身利益驱动的被剥削者，建立过一个压迫和剥削程度大大减轻了的社会。当这少数人认识到自身的新的阶级利益所在，开始享受和保卫这种新的阶级利益时，压迫和剥削程度重新又加强了。如果这少数人能够“继续革命”，并逐渐带动整个社会的劳动者摆脱自身利益的眼界束缚呢？修正主义还会成为历史的必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