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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营报》：我们前面谈到一些优势，但是事实上因为大学内外的因素，目前大学改革已经问题重重，推行人文教育可以预测会遭遇很大的阻力，如何克服是一个问题。
徐贲：确实，人文教育在中国的推行本身也包含着不少困难和限制,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和突破这些限制,既是对人文教育的挑战,也是它要努力取得的成效。其中之一就是如何整理和出版一系列文本,供大学人文教育课堂上使用,促使学生进行与现代公民社会建设有关的人文问题讨论和思考,就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些文本的整理需要专业研究人员和有实际教学经验者共同参与才行,因为许多著作虽然重要,但并不适宜于课堂上的活动。目前的情况是,学术研究和课堂教学经常是脱节的。学者有时还看不起教书的。一些学术研究体制(如研究所)和基础教学体制甚至各做各的,完全不相联系。
人文教育的对象是一般大学生,而非只是少数能阅读古代语言的中文系学生(现在不少中文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也极差)。由于人文教育课程的重点是思想讨论,而不是获得某种语言能力,这就需要把一些重要的古代著作翻译成一般学生能阅读的现代汉语。古希腊、古罗马、甚至中古时期的著作正是通过现代语言译本进入美国人文教育课堂的。这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实际的问题：谁来做这样的翻译工作?怎样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学术界该做些什么?国家该如何支持？等等。
《中国经营报》： 在我们以前的交流中，你说过比文本更重要的是教师。前人也说大学须有大师，那么中国大学人文教育最需要什么样的教师？
徐贲：我认为从事人文教育的教师未必需要是“大师”。如果学生能够遇到像施特劳斯这样的大师，那当然是他的运气。人文教育是一种课堂思想运作，一种师生 互动的对话方式，一种带着各自和共同问题意识的思考性阅读，它具有变动、随机、偶然、思想跳跃特征，并不能全然预先设计，写成讲稿。应该说，任何一个对人 文教育有相当认识、有现实强烈问题意识、有独立思想和判断、坚持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教师，都可以成为好的人文教育教师。
中国大学长期以训练专才为首要任务的体制培养了大量的对人文教育缺乏认识的大学师资,而那种只重专才训练不重公民教育的传统则又通过他们不断再生和继续。现在人文教育要依赖这 样的师资来改变产生他们自身的教育体制结构,不得不把本属变革的对象当做变革的动力,在推行上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师资出国培训,考察外国教育的体制和课程,对于大学师资在观念上的更新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有利的。但问题是,出国进修的往往听研究生的专门课程(又是专才训练思想在起作用),又有多少人真正坐在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的人文教育基础课课堂里呢?又有多少人有机会亲自在这样的课堂里取得第一手教学经验呢?又有多少人有机会参加本科生教授会议讨论具体课程设置呢?推行人文教育也许正是需要吸引具有这类专门经验和知识的人参与,方能避免凭空构思。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类知识和经验还远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它们没有“学术成果”、“学术论文”和“学术报告”那样耀人眼目的华采,显得太琐屑、太平凡、太不立竿见影。但是,人文教育却正是一件十分琐屑、平凡、持久的工作。它需要千千万万没有学术声名的教师,也就是“非大师”的老师，在大学一、二年级的课堂上,耐心地、年复一年地去诚恳面对那些刚刚成为或即将成为公民的少男少女,和他们一起讨论身边的种种社会文化问题,思考做人的道理。
徐贲简历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作包括
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 Disenchanted Democracy, 《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人以什么理由 来记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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