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37岁仍是无名小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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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中国还外国，文学界、艺术界都存在这样一条奇怪而普遍的规律：很多文学艺术界的名家，都有让人唏嘘的坎坷经历，他们要么丧父、丧母，要么家道中落。
　　
　　但是家庭的磨难，反而成为他们一生的财富，比如鲁迅。在37岁之前，已近不惑的鲁迅只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周树人，除了亲朋好友，没人认识他。但是37岁之后，他却成为众人追捧的“革命导师”。
　　
　　一个人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鲁迅却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家族的败落。他说：“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破落户子弟
　　
　　在13岁之前，鲁迅的家庭生活堪称富足。他的爷爷周福清是清朝的进士，翰林出身，当过知县，任过中央的高官——内阁中书，其父周凤仪也子承父业，中了秀才。这样一个官宦家庭，在绍兴当地绝对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大家都指望着鲁迅能够像父辈一样，科举取仕、光宗耀祖，但世事难料。13岁那年，家里的一场大灾难让周家自此没落，家庭的重任过早地落在了鲁迅尚属稚嫩的肩上。
　　
　　科场作弊在今天看来并不是要掉脑袋的大罪，但在当时，却是死罪，因为作弊欺骗的对象是皇帝。周福清为了让自家孩子在科举中中试，一时糊涂，向主考官开出了一万元银元的行贿支票，结果东窗事发，他被判了“斩监候”，秋后执行。为了救出一家之主，每年秋天，鲁迅全家就四处打点，希望周福清能熬过当年的秋天，结果几年折腾下来，周家几乎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上下疏通上，周家一步步败落下来。
　　
　　受祖父的牵连，鲁迅的父亲周凤仪到手的秀才头衔也被收回了。周凤仪本来身体就弱，经此一折腾，就病倒了。于是，生活的重担、家庭的责任，一股脑地落在了鲁迅的肩上。为了给父亲治病，鲁迅常年奔波在当铺和药铺之间。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过这样一段文字：“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家道中落，总要受一些白眼和奚落，鲁迅选择默默忍受，他从未在母亲面前透露过任何的不愉快。但即使这样，流言还是不期而至。在《朝花夕拾?锁记》中，鲁迅写道：“……大约此后一个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让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
　　
　　正是这段经历，让鲁迅过早地体会到什么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并在日后说出一句近似格言的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可以看见人生的真面目。”这句话，正是鲁迅当时心路历程的最佳写照。
　　
　　“母亲娶媳妇”
　　
　　爷爷被放出来之后的第三年，鲁迅的父亲因病去世。这时鲁迅16岁，他充满磨难的人生，仍然继续着。
　　
　　受祖父的影响，鲁迅不能走科举考试这条当时被视为正途的道路，于是转而去学新学。他先是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后因校内“乌烟瘴气”，退学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并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赴日留学。
　　
　　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母亲鲁瑞替他物色了个媳妇人选朱安。在封建社会，在婚姻问题上听从“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很正常，但是这对受了新思想教育的鲁迅来说，接受起来有一定难度。虽然不情愿，但出于对母亲的孝心，鲁迅最终接受了，他当时只向女方提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放足，二是要进学堂。只是朱安思想保守，她既不愿放足，也不愿进学堂。当然这一切，远在日本的鲁迅并不知情。
　　
　　接下来，就是众所周知的母亲装病催儿速归的故事。
　　
　　其实鲁迅的母亲也很无奈，她装病把儿子骗回来成亲，也是迫于当时的舆论压力。鲁迅在日本时，有一次和许寿裳一起到公园里玩，走在路上，他看到一个日本妇女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手里抱着一个小孩，背后还跟着一个小孩，很是吃力。出于好心，鲁迅上前帮忙抱了一个小孩子，结果不巧被人看见，闲话就从日本传回了国内，说鲁迅在日本已经娶了位日本太太，还生了好几个孩子。朱家一听气坏了，他们多次派媒人到周家催促，希望尽快办理两家的婚事。鲁迅母亲被催得疲于应付，只得托人给鲁迅发了电报。
　　
　　收到电报的鲁迅来不及多想，立即赶了回来。但是一进家门，却发现母亲不但没病，家里还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他再一看新娘的那双小脚，心情立即荡至谷底。这种被骗的心情让鲁迅心情沮丧，但大喜之日没人照顾他的心情，他就这样被架着拜了天地，入了洞房。
　　
　　朱安并不是自己的理想对象，但是考虑到母亲和新娘的感受，鲁迅违心地接受了。为此，他哭了整整一夜。新婚的第二天早上，家人发现他的眼睛哭得红肿，他的脸也被泪水浸湿的印花被的靛青染成了青色。晚上，鲁迅就一个人搬到书房去了，第四天，他就启程回了日本。回到日本后，很多熟知的朋友纷纷问来探问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鲁迅说：“母亲娶媳妇。”
　　
　　简短的五个字，饱含了太多无法言说的痛苦。
　　
　　呐喊前的消沉
　　
　　少年的不幸，让鲁迅遭受了很大的心灵创伤，他到日本留学后，决定学医，希望学成之后，可以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病，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但是，幻灯片事件却改变了鲁迅的初衷。当他看到中国人围观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砍自己同胞的头时，竟然如此地麻木不仁，鲁迅深受刺激，他突然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民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鲁迅决定弃医从文。在日本时，他写了很多深刻的文章，并和弟弟周作人还翻译了很多外国小说，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落寞之际，鲁迅本想去德国，但经不住母亲的哀求和经济上的压力，他最终在29岁时选择回国。回国后，他先在浙江绍兴任教，后来在北京教育部任职，一个人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
　　
　　这期间，正是中国社会最剧烈动荡的时候，鲁迅本应在此时大展拳脚，摇旗呐喊，但是在目睹了一次次以革命为幌子的政治秀后，他对于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始终以怀疑的态度冷眼旁观。他宁愿以收古董、抄碑贴、读佛经的方式默默地打发时间，也不愿参与喧嚣动荡的社会现状。然而，这种百无聊赖的清静生活对心怀壮志的鲁迅来说，也有着说不出的苦涩。“客人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但是，一本杂志和一个青年却打破了鲁迅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本杂志就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而这个青年就是《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
　　
　　钱玄同是周氏兄弟留日的同窗好友，他在为杂志寻找优秀撰稿人的时候，首先想到了周氏兄弟。周作人很爽快，但鲁迅却迟迟不肯答应。钱玄同拿出了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劲头，想法设法鼓动鲁迅为《新青年》写稿，但鲁迅一直不为所动，直到两人谈到着名的“铁屋子”比喻时，鲁迅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鲁迅不愿出山的原因很简单：“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但是钱玄同却反驳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终于被说服，他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并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自此之后他一发不可收，写出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这一年的鲁迅37岁，离他去世还有18年，但这短短的18年，却是鲁迅笑傲江湖、所向披靡的18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早先那平庸的37年，才成就了鲁迅后来波澜壮阔的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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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家庭的磨难，反而成为他们一生的财富，比如鲁迅。在37岁之前，已近不惑的鲁迅只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周树人，除了亲朋好友，没人认识他。但是37岁之后，他却成为众人追捧的“革命导师”。

磨難是一生的財富，經歷磨難的時刻是思想豐富而尋求一種爆發的過程，這個也是在充滿磨難的社會中有更燦爛的思想文化出現吧。

向魯迅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