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归隐还是皈依

永远的皮皮

上古时代，志士仁贤或为世情所困，或因言获罪，最终归隐山林，潜居幽庐，逍遥自在。而后东汉佛教传入东土,世人又找寻到全新的归隐长途,我们看破红尘，我们无处可逃，那我们就入进佛门，解脱因果，放逐世俗。归隐是暂避，入佛是皈依，一个是要“寄情山水，不忘朝野”，一个是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两种隐的生存状态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前一种隐依据价值取向可分为道隐和儒隐，当年老子在周朝为史官，见到朝庭腐败，进言不纳，政治抱负难已实现，可谓出力无处，空叹学问，只好弃冠西去，在函谷关遇关令尹喜，作五千言，成就道家著名经典《道德经》。他强调世界万物的本源为一“道”字（最原始的物质实体），没有天命，没有鬼神，世上最大法则只是道。无道、无欲、无求，则可寄身山野，通过遁世来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像陶渊明、谢灵运，都是道的归隐者。但是无欲无求的归隐价值取向太高，在日益烦躁的社会又有几个人能做到？。随着儒学的兴起并确立其统治地位，在“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孔子论道下，儒隐成了世人的最佳选择。到汉代以后，隐士在身份上做了明确的定义，专指那些不愿与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在野影响力的士人。但是对于每个新朝代每个意求有作为的君主来说，是否能得到这些隐士的效力，关乎国运关乎朝廷体面，没有隐士的效力，则是“天地闭，贤人隐。”，君主无道，而德政不归。士人开始“以高隐为贵”，隐成了做官的捷径。如商朝的伊尹曾隐于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隐于山野，三国魏晋后，诸葛亮、陆机、王猛、谢安等历史名臣都因各种目的隐于市野。儒隐是种时尚，是种高贵，是怀有“兼济天下”的抱负而投抱无时的状态下的政治诉求，所谓虽身处隐逸之地，犹胸怀“鸿鹄之志”。从现实急流中退却下来的文人，在山林、田园中找到了最后的心灵栖身之所。

古语“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隐最终是为了有作为，隐成了高雅的谋利谋名艺术，是普通老百姓玩不起也无法玩的大事件儿。生存在挣扎边缘的普通老百姓，受困于身心煎熬的普通老百姓，不能归隐，只好皈依。皈依是世事的解脱，皈依是生存的需要，皈依更是心灵的解救。有的可借助世俗权威支撑下的宗教体系，免徭免役，最低也能求得一碗百家善饭；有的因大恶大非而还有点良知，蓦然回首，为解心灵负重，放下屠刀，寻找宗教依托，逃得世俗与心灵的惩戒，得以寻求到生存的最佳方式；也有的世事多舛，命运不堪，红尘难念，躲进一个佛法无边能求善果的世界以求解脱。佛成了皈依的沼泽地，佛成了皈依的避难所，佛也是心灵的慈善所。

历史的车轮如涛涛江水，川流不息，隐到了今天，我们高谈阔论，抛为笑柄，我们却躲在心灵最深暗的一角不断地锤问自己，我是能够皈依还是能够归隐？我们欲说不能，欲做不得，我们追逐着责任、追逐着名利、追逐着世俗的车轮，我们怕被淘汰，怕离开物欲的世界。我们心灵空白，没有关系，我们灵魂无依，没有关系，我们只要跟上世界，我们就默默忍耐，我们没有办法归去，我们就主张痛并快乐着。可是我们并不乐意，生存与心灵剧烈的碰撞，我们该怎么办？

是能够归隐还是能够皈依？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13 13:26:25编辑过]

卫水流

楼住的文章让我想起哈莫雷特那句有名的台词

的确，选择是不易的，坚持自己的选择是辛苦的，而逃避又是不可能的

redya

现对于“隐”，现在的人们更像当年的苏秦等一样，更希望把自己卖出去，而且卖个好价钱。

只要社会不动荡，人身安全有保障，人们还是更倾向于“现”。人活一世，莫不想成就一番美名。即使不能于国大有益处，至少为了亲人也有百般努力换得一个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