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管理成败

《培训》

　　主讲/许倬云  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
　　
　　历史上各朝的兴亡，为我们学习组织管理提供了很好的例证。着眼于组织结构，看看历代在建立一个有机地共同体的过程中，在凝聚一个朝代的力量上，有哪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有哪些教训需要我们吸取。
　　
　　成功的英雄
　　
　　——列朝统治谋略
　　
　　西周的包容：上层的坚凝
　　
　　商代统治的地域很广，西周如何征服商代统辖地区并将领土扩张，同时又能将其笼络在西周庞大的体系之内呢？西周采取的战略，是将各种小国的统治阶层收容在周人的宗法封建网络中。
　　
　　先是利用亲属关系。周人用宗族结构使得王室和各地的领袖建立起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网。同姓的永远与周代的大宗、王室的大宗保持亲族的亲密关系，同时也保持大宗和小宗、本家与分家之间的从属关系。对异姓，用婚姻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周代是中国第一次百分之一百肯定同姓不通婚，要和外姓结婚的。这个办法使得其他国家的领袖都变成周人的亲属。
　　
　　在各处驻防的部队里，有部分士兵是已亡的商国人，周朝并没有去防备商人士兵叛乱，防备他们革命、反抗，而是将商人变成并肩作战的兄弟部队。对过去的敌人不歧视，将他们包容为亲属，让他们变成统治阶层的一个分层，变成亲戚、朋友。
　　
　　更要紧的是，周人提出来一个天命的观念。天命是一个普世性的观念，没有偏差的，不对谁特别偏爱。这公平的天命观念，使得凝聚的统治阶层一方面警惕自己，另一方面使成员不再分你我，因为大家注意的不是过去的背景，而注意天命在不在此。周人能在几千年前脱离这种群体优越感，是打造成功上层的重要原因。
　　
　　汉代政治权力的基础：中层的坚凝
　　
　　汉代有内乱，有外战，但次数不算多，和平的岁月相当长。汉代统治不错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坚凝的中层结构。相对于上层统治阶层来说，中层就是干部。在国家是官吏，在公司里是干部，上层是董事集团，中层是从总经理以下到科长为止。
　　
　　汉代一开始管理得并不成功，因此，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方向，逐渐发展出察举制度。察举制发展成熟后的模式是这样的：选拔当地大家认为最能干的人，挑选比例是二十万分之一，一般先让其在地方政府工作，如做文官、秘书等。观其表现，表现优秀者由县长推荐到内政部或省里，继而有机会被推荐去中央。荐到中央去的人才叫“郎”。郎在王宫工作的这段时间里，皇帝和高级官员会通过观察来判断哪些人特别优秀，值得信任。
　　
　　汉代的人才从选拔到训练有完整的程序。汉朝靠这个办法把全国的菁华收罗，让他们成为最稳定的中坚力量。
　　
　　汉代开启了中国的皇帝制度和文官制度，文官与皇帝互相制衡，这使得汉代的皇帝不能专制。几千年来，中国各朝代的制度建立在此基本模型上，皇帝与文官相配合，世界各地也不多见。所以中国帝制下的文官地位是非常特殊的，朝代更迭，皇帝可换，文官体系却大致不变。
　　
　　唐代的用人：中层的变化
　　
　　唐朝也有具有代表性的中层结构。唐代所用的办法是回到考试制度上，回到察举。不过，唐朝将旧时的贵族与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新贵配合到一起，构成一个新的中层。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占到三分之二。中层的主要变化就是，这个时候没有了郎官制度，不再像汉朝一样有内庭训练，而是在地方上训练文官。
　　
　　此外，唐朝有一套系统的教育制度。唐朝的“学”很多，“医学”专管医学院，“数学”、“算学”专门训练数学人才等等。专业的训练配合在职历练，使得唐朝有相当庞大、相当不错的文官体系。唐朝文官体系中很大的部分在地方上，当时叫作“道”或“州”，用今天的话就是各种省级单位。中央的文官不算多，因为唐朝每个地方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但坏处是这些省级干部地方色彩很浓，没有办法真正理解全国性的问题，而中央政府的文官，又没有办法直接了解基层的困难，以致唐朝并没有在变化过程中取得预期的成功。唐代的中层和汉代的中层相比是分化的。汉代的是整合，唐代是分化，不仅有地域的分化，也有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利的分化。
　　
　　假如我们再回到公司组织上，庞大的公司包括许多部门或分公司。部门是以功能来分的，分公司是以地区来分的。分公司的权相当大，总公司只是统筹全局，但因为总公司跟下层间的关系不太直接，所以分公司的影响就非常大。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联系，总公司的部门和分公司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可以部分弥补分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关系。政治和社会是分化了，所以政治管道得不到的信息可以由社会管道得到。一个分公司有相当大的独立自主权，可能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幸亏分公司推销部门和总公司有联系，所以总公司推销部门能掌握基本的推销资料；分公司的购料部门和总公司的购料部门也有联系，因此这个单一的线，可以弥补横的切断，也就是说社会的线可以弥补政治的切断。
　　
　　宋代的养士：中层的扩大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相当不错的一个朝代，最了不起的就是，它的中层大到几乎把下层全包容进去了。而宋代中层，不一定是政治的中层，而是社会的、经济的中层。宋朝的考试制度，基本上是公平的。宋朝的教育制度也相当普及，各地办的学校，民间办的学校，一直达到最基层。宋代参加政治结构层次的候选人来自各方。宋代的官员里面，没有多少是世家大族的，几乎都是在考试制度里晋升的。
　　
　　宋代的情形是建立在真正的中产阶层的基础之上，这个中产阶层是由知识分子、商人、中级官员、下级官员、地方领袖构成的。这个时候的“士”已经不单纯是儒家的读书人，“士”本身变成同时具有几种社会性格的人物。
　　
　　这样的国家结构，从周代上层的凝聚，到宋代中层的逐步变化，我们可看到：各朝代的成长，与这个中层的长大成熟，吸引人才是分不开的。
　　
　　所以，周、汉、唐、宋四个不同的时期，中层结构的形成、继续、扩散以及周密化贯穿始终。假定我们拥有一个真正的企业机构，想要建立最健全的企业机构，不是有个很能干的董事会或有个经营之神就足够，好的公司必定是一个很健全、很周密的干部体系，而这个干部体系，必定是不僵化的，必定是灵活运用的，必定是能够从下层往上提升，而且有良好的新陈代谢功能。
　　
　　失败的教训
　　
　　——列朝亡国的因果
　　
　　现在我们谈失败的教训，失败永远是成功的另一面。若不懂得失败，就永远不懂得成功。
　　
　　秦代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疏离
　　
　　秦代的缺失，原因主要是中层和下层的疏离。秦国是以战争赢得天下的，秦国的军队是当时最好的军队，但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中层结构。秦朝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理想和目标，秦朝所有的诏书里都没有提出建国的目的，只强调我要维持秩序，维持国家的存在。
　　
　　秦之所以会亡国，是因为反秦的人都是来自下层，少有中层。参加革命部队讨伐的人，一部分是六国之后，他们在秦朝时已经被贬到边疆去，或是打到社会最低层。而民间下层人士，吸收了中层里散乱的成员，构成了革命的队伍。
　　
　　所以，秦朝看上去是个非常庞大的帝国，秦始皇本身对法家的研究也非常彻底。上层有像李斯这样的学者，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将领，非常能干的官吏，他们专业化的分工也很好，可是这种合理只存在于统治阶层，中、下层都没有社会基础支持和合适的人才。所以这样的文官体系中，上层对中层可以控制得很好，中层联系下层的工作则完全没有，可说是一个半截的结构，因此不能维持下去。
　　
　　东汉的缺失:上层与中层的断裂
　　
　　汉朝订了一个规矩：官员不许选拔自己的子弟做代表，如侍郎、孝廉等。大族们遂互相荐引友人之子，以此交叉输送。但政府防备得非常严格，不许交叉，连姻亲之间都不许提名。而且一个官员只能在另外一个省做官，不许在家乡做，防堵非常严密。可是社会关系网已经存在，且多重交叉，最后还是可以绕过严密的制度，造成利益垄断。
　　
　　所以到东汉时，上层就被这些人垄断了。等到“郎”这个阶层要派职务时，就靠高级官员指定。而高级官员往往就指定自己的亲属，或指定亲属的亲属，这使得最优秀的人才往往得不到选拔与训练。
　　
　　太监和内戚为什么在东汉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就因为原有的中层断成两边，贤才没有出路。教育机构不断训练中层贤才，但却不用他，于是贤才形成一派攻击政权，造成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上层的斗争和中层的断裂，合并在一起构成了东汉三分之二的不安与混乱，以致东汉整个治安和防卫边疆的能力跟西汉差得很远。就因为上中下结构中，上层和中层之间发生了问题，下层既没有人管，人才和力量都无法吸收、传送上去，这是东汉的致命问题。
　　
　　明清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断裂
　　
　　明清基本上是宋代制度的复活，但明清有个极重要的现象出现，就是绅士阶层诞生，将宋代本来已经能够下达到中层的制度打了很大的折扣，原因是明朝时候将财富和知识混在了一起。
　　
　　明朝为了要收拾这个烂摊子，重建民间系统，采用了两个办法：
　　
　　一个是找有钱人。明太祖要重建政府结构，官吏不够用，没有那么多中层干部来源，救急的办法就是起用很多富贾。最简单的是粮长制，委托有赀财的人重新建立纳税的制度。比方说某人在一个地方最有钱，政府就派他负责缴纳本地的税，发给他一个纳税凭单，让他到民间去收税。这种包税制的后果，自然是严重的中饱私囊。就政府而言，只要抓住几个粮长负责收税效果就很快显现，而后果则是这群人将财富和权力结合了。
　　
　　二是重建科举制度，用考试来选拔人才。因为教育不普及，考上来的人就要立刻工作，连训练的机会都没有。经验没有，学问也没有，但权力却有了。这些人很快地和包税的人合流。官完全和钱结合在一起了，这是明朝初年立下的坏榜样。到后来继续不断考试，不断选人进来，用通过考试的人建立中层。明清有非常好的选拔制度，但中层没有得到训练。中层的人要靠运气，你碰到一批好的朋友，自己用心，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运气不好，不用心，什么都学不到。所以清代中层里不是没有好官，也不是没有贤才，只是没有培养与训练制度。于是中层坏的地方超过好的地方，再加上钱跟权的结合超过训练和教育的力量，因此国家出现问题。
　　
　　等到清朝中叶以后，国家常常有变乱。最多出现的是教乱的形式，因为民间没有别的力量凝聚他们，就只有靠宗教的力量凝聚起来。这时国家要更多的兵、更多的粮，要更多的课捐。清代中叶开始就有捐纳制度，金钱的力量和权力就更明白地赤裸裸地挂钩。有钱人可以从没有官到捐个小官，由小官捐个大官，一字不识的人也可以变成重要的官员。红顶商人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胡雪岩可算是很能干的人了，一字不识一样能做大官。他拿钱买官，靠官生利，花了五千捐来的官，就要收回六千才能保本。这样钱和权的结合，使得明清中层和下层愈来愈断裂，下层的贤才没有出路，中层成为自私的、谋利的阶层。
　　
　　将东汉上层和中层的断裂及明清中层和下层的断裂合在一起来看，假定一个企业的中层的产生不是靠选拔而是靠关系，他的升迁、考核也不是靠成绩，而是靠人事建立起的网络，这个公司非垮不可。而上层如果没有使命感，只是想以这个公司作为赚钱的工具的话，公司垮了，他自己却赚了。我们看过很多这种事情，美国钢铁公司就是如此垮的，而美钢的董事都不穷。
　　
　　所以不仅是一个朝代会有这种上中脱节或中下脱节的现象，公司也一样会，而这种公司是不能存在，不能维持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