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非比寻常的一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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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假洋鬼子”到真中国人
　　备受外国人追捧的辜鸿铭，在中国文人的笔下，却是以怪异著称。他们总喜欢对这位梳着灰白小辫、戴着瓜皮小帽、穿着油光可鉴的长袍马褂的古怪形象指指点点，或是大加挞伐。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就说，辜鸿铭就是一个可笑的“复古向后退的怪物”。
　　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又倾心于儒家文化，并且日趋保守，最后发展到连纳妾、小脚和辫子等“国渣”陋俗也不同程度地加以赞赏和辩护，这成为辜鸿铭身上最让人难以理解的矛盾。

拖长辫子的北大教授
　　在近代中国，有两条辫子最为著名，一条是“辫帅”张勋的辫子，它让人联想到一段复辟的历史；另一条就是辜鸿铭至死未剪、举世闻名的灰白小辫，它让人联想到京城的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在人人都有辫子的时候，辜鸿铭的辫子并不起眼，他的辫子真正被人注意，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他做北大教授之时。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对象征着满清统治的辫子痛恨不已。为了强制国民“改头换面”，他们正式颁布了“剪辫令”。只要是人群聚集的地方，就有人拿把剪刀守候，不管人们愿不愿意，只要经过，就必须留下辫子。很多人的辫子，就是因为出门一趟，稀里糊涂被剪掉了。
　　为了不让心爱的辫子无辜葬送，辜鸿铭坚守在家一步不出。后来，民国政府认识到，剪辫属于社会习俗问题，并不是一纸行政命令就能强制得了的，就取消了强制剪辫了政令。辜鸿铭成了剪辫运动的漏网之鱼。
　　然而，那个时候的中国，剪辫已成大势所趋，很多人为了摩登，都愿意把辫子剪掉。就在京城辫子近乎绝迹的时候，辜鸿铭拖着他那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频频在公众面前亮相。更有意思的是，他还特意包下一个留着同样辫子的车夫，拉着他穿街走巷，他家里的仆人，也是一个坚持不肯剪辫子的人。
　　民国初年，辜鸿铭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他第一次拖着辫子走上北大课堂的时候，台下的学生哄堂大笑。辜鸿铭没有感到难堪，他等学生笑完，清了清嗓子说：“诸位不必笑，我头上这根小辫子，要想除去容易得很，但诸君心里那根辫子，要想除去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据沈从文回忆，学生们听到这句话，都沉默了。
　　对于自己的辫子，辜鸿铭很引以为豪。据英国文豪毛姆回忆，他到辜家拜访的时候，辜鸿铭曾把他的小辫子拿在手里，神气十足地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末了一个代表。”辜鸿铭的日本友人萨摩雄次也在回忆中写道：“先生还常以拥有发辫而感到自豪，若有人问及此事，他就会摇头晃脑地说：‘这是我的护照’。”
　　正是因为辜鸿铭的这种态度，很多人把他的护辫行为归结为喜欢标新立异。胡适曾撰文分析说，辜鸿铭留辫是“立异以为高”，这个结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演变到后来，竟成了辜氏的个性有‘反其道而行’的叛逆倾向，人们承认的他否认，人们喜欢的他讨厌，人们崇拜的他藐视。
　　事实上，追求与众不同的确是辜鸿铭个性中的一部分，但这绝不是他护辫行为的全部。辜鸿铭留辫，说到底，是他有明确而坚固的文化信仰。辜鸿铭曾撰文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所以，“中国目前最迫切的改革并非改头换面，而是派出最优秀的中国人，去向欧洲人民展示我们的真相”。这段话在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

为纳妾制度保驾护航
　　辜鸿铭的保守好戏，除了护辫，当属他为纳妾制度进行的辩护，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他的“茶壶茶杯”论。
　　一次，一个社交界很活跃的英籍贵妇在宴会上问辜鸿铭：“辜先生，您曾为中国的纳妾制辩护。可是从普遍的人性来说，为什么一个男人可以娶许多女人，而女人则不可以反过来有很多男人呢？”辜鸿铭平静地回答说：“我是为中国的纳妾制作过辩护，但这并不意味着纳妾只在中国才合理，它是天理。男人好比是茶壶，女人恰如是茶杯，夫人见过一把茶壶配四只茶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此言一出，贵妇人无言以对，在场的人更笑得前仰后合，大叫其辩妙不可言。
　　此类的场面，辜鸿铭还制造过不少。据说，一个德籍太太在宴会上曾就同一个问题质询辜鸿铭。这次，辜鸿铭先是不断摇头，连说一夫多妻“于情不合，论理有亏，对事有悖，于法不容”。然后他话忽然一转，以亲切的语气询问那位太太：“敢问夫人代步是用洋车还是汽车？”贵妇据实答道：“汽车。”辜鸿铭不慌不忙地问：“汽车有四只轮胎，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
　　此话一出，众人依旧哄堂大笑，贵妇依旧瞠目结舌。
　　辜鸿铭有关“茶壶茶杯”的理论，在当时流传甚广。陆小曼和徐志摩结婚后，担心丈夫用情不专，曾对徐志摩立下规矩：“志摩，你可不能拿辜老先生的譬喻来做风流的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数人公用，牙刷只允许个人私使。我今后只用你这只牙刷来刷牙，你也不能再拿别的茶杯来解渴呢！”由此可见，辜鸿铭这句名言在当时有多大的威力。
　　事实上，辜鸿铭也受惠于纳妾制度。他有两房妻子，正室淑姑是一位裹小脚的大家闺秀，侧室吉田贞则是一位温柔贤淑的日本女子。在那个时代，享乐主义者追求的最高理想，就是有个日本的妻子、中国的厨子、法国的情妇。按照这个标准，辜鸿铭可谓是享尽齐人之福。让辜鸿铭备感欣慰的是，两房妻子相处愉快，这给他带来无穷的人生乐趣。用辜鸿铭自己的话说就是：“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

强烈的尊王意识
　　辜鸿铭服膺于儒家传统文化，必然有着强烈的“尊王”意识，他对袁世凯的诅咒，不仅彰显了他的骨气，也大强化了他的忠臣色彩。
　　辜鸿铭对袁世凯的厌恶由来已久。他曾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公开讥讽袁世凯只配给“老妈子倒马桶”，是醉心于物质享受的“贱种”。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后，辜鸿铭不但没有收敛骂袁世凯的架式，反而变本加厉，改用英文大骂袁世凯对朝廷的不忠，以期破坏袁世凯在国际上的形象。
　　袁世凯对辜鸿铭非常恼怒，但又无可奈何。据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在《中国精神》一书中记载，袁世凯为了堵住辜鸿铭那张极具杀伤力的利嘴，曾被迫托人请辜鸿铭到袁家做家庭教师，月薪五百元，希望以此缓和一下与辜鸿铭的关系。当时，辜鸿铭虽然穷困潦倒，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后来，袁世凯在举国唾骂中死去后，北洋政府为悼念他，下令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举哀三天，辜鸿铭却公然在家里搭了戏台，锣鼓喧天地唱了三天大戏。
　　辜鸿铭对清朝的维护全都出自真心。当年张勋复辟，他也掺和了一下，虽然复辟没成，但他忠君的思想一直没变。到晚年的时候，辜鸿铭终于受到宣统的首次个别召见，当溥仪邀请他到善心殿御花园一同“用膳”时，这个平时不可一世的狂夫，竟然紧张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对辜鸿铭来说，这次会见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直到他临终之际，这次召见“仍在慰藉着他的心灵”。
他是一个俗人
　　除了有一张技压群雄、名扬中外、精通多国语言的铁嘴，现实生活中的辜鸿铭的确沾染了不少名士的陋习，比如生活邋遢，比如热衷于狎妓和赌博……辜鸿铭绝对算是一个俗得可以的大师。

衣着邋遢
　　生活中的辜鸿铭，最讨厌的就是装饰打扮自己。所以，他常年穿一件油光可鉴、上面处处闪耀着鼻涕和唾液痕迹的长袍。拜访过辜鸿铭的英国文豪毛姆在《哲学家》一文中曾经写道，辜鸿铭身上的衣服，已经“很不适宜穿戴了”。
　　辜鸿铭就任黄浦浚治局督办的时候，“胡须挂珠”的故事曾经流传很广。据他的马来亚同乡伍连德回忆，辜鸿铭拉碴的胡子上挂满汤珠，是他常见的“雅”态。爱干净的人和他一起吃饭，实在是件恐怖的事。他的手下更苦，看着上司在那儿唾液飞溅滔滔不绝，不能出言提醒，还得千方百计不让自己笑出来。
　　对于自己的外表，辜鸿铭不以为意。他认为真正的中国人只要有高尚的精神和远大的志向，穿衣打扮并不重要，他很反感那些在仪表上费心思的人。辜鸿铭在北大教书时，有一年一个毕业班的班长请他给一张照片贴在毕业簿的同学录中，作为纪念。结果辜鸿铭火冒三丈地说：“我又不是娼妓，用什么照片？如果你不怕花钱，给我铸个铜像做个纪念岂不是更好？”
　　那个学生哪里知道，辜鸿铭是从反虚荣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雅好小脚女人
　　辜鸿铭喜欢小脚女人，这是举世皆知的事，据说他的正室淑姑之所以在丈夫移情小妾之后能保住正室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有一双地道、标准的“三寸金莲”。
　　辜鸿铭对小脚的热爱，几乎达到成癖的程度。当年，辜鸿铭为了找一个缠足的妻子，煞费苦心。为了偷看对方是不是小脚，他不知道跟媒婆反复合计了多次少，直到而立之年，他才对淑姑的小脚“一见钟情”。尽管后来他又以淑姑“肚子不争气”为由，纳吉田贞为妾，但对于淑姑的那双小脚，仍然迷恋不已。
　　对于小脚，辜鸿铭有这样一段“妙论”：“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每当辜鸿铭才思枯竭的时候，他就会把淑姑喊到书房，然后右手执笔，左手捏着夫人的三寸金莲，时嗅，时写，顷刻之间，竟然灵感泉涌，下笔千言。很多人可能打死也不相信，辜鸿铭的佳作，竟是在一双小脚的刺激下完成的。

打麻将与狎妓
　　辜鸿铭酷爱打麻将。他去日本讲学时，途经台湾借住在辜显荣家，给宝岛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据说有一次，辜鸿铭摸了一手好牌，本来有望大赢，最后竟因少了一张牌作了相公。洗牌再战，牌友们才发现少了一张，到处都找不着，最后在辜鸿铭嘴边找着了，一桌子人捧腹大笑。原来，他老人家打到忘情之处，竟然误将麻将当成雪茄叨了起来。
　　辜鸿铭虽然喜欢打麻将，但牌技很差，基本上输多赢少。由于当官的时候拒绝以肮脏的方式接受贿赂，辜鸿铭总是缺钱花。一旦有点儿收入，他就聚众打麻将。等口袋里的钱输得差不多了，他才忍痛起身，恋恋不舍地离去。
　　除了赌钱，辜鸿铭还喜欢嫖妓。他不仅公然出入妓院，还喜欢到处明察暗访，寻花问柳。民初的时候，他是国会议员，但他每次出席，显然是为了领那三百大洋的出席费。只要一领到这笔钱，他就要去逛八大胡同，弄得他的儿子辜守庸常常为父亲的浪行感到苦恼。
　　关于辜鸿铭嫖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段祺瑞当权时，曾规定凡国立大学教授或在国外大学得到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一位政客到辜家买票。辜鸿铭也不客气，开口500元（当时市价200元），后经讨价还价，400元成交，但必须付现金。
　　在选举的前一天，辜鸿铭收到现金，来人叮嘱他务必明天到场，结果送钱的人前脚一走，他后脚就出了门，坐上快车到了天津，把这400块钱花在名妓“一枝花”的身上。
　　两天后，辜鸿铭尽兴而归，政客闻迅跑到辜家大骂他不讲信用。辜鸿铭二话不说，顺手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位政客，厉声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这里来！”
　　慑于那根木棍的威力，小政客只得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