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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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鹿洞书院是我国四大书院之一，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中国儒学大师朱熹、陆九渊、王阳明，这一个个响亮的名字，都和它有不解之缘。　　

白鹿洞书院和大师们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山下，在山南景区东北端，紧靠九星公路旁，距星子县城9公里。通往书院的小路在山谷的掩映下显得幽深绵长，步行大约40多分钟，就能到达书院。书院傍山而建，四周草木繁盛，古柏参天，鸟儿在林子里穿行鸣声不绝于耳，这样的环境真是应了朱熹那句“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书院里的“鹿”和“洞”
　　唐代贞元那年（785年），18岁的李渤来到这里隐居读书，估计他也是瞧中这方土地的幽静，在这里一读就是20年。这期间，他还养了只白鹿作伴解闷，日子久了，周围的山民便称他为“白鹿先生”，他住的地方也被叫成 “白鹿洞”。长庆年间（821年），李渤已是江州刺史，他还忘不了那一段美好岁月，还忘不了着庐山，专门进山修葺了隐居读书的旧居。从那时起，这里就成为庐山一处别致的景观，常被文人墨客当作聚会的场所。大书法家颜真卿的裔孙颜翊，曾率弟子30余人在此讲学寓居30多年，算是白鹿洞最早的老师。唐末五代战乱频繁，官学微弱，各处学堂纷纷关门，一些学子也逃到庐山避难。乱世中取一片净土隐居读书，蔚然成为风气。南唐国主便在原李渤读书的地方建立书院，取名“白鹿国学”。北宋平定天下后，民间讲学风气十分兴盛，地方贤明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了白鹿洞书院。不久后，宋太宗赵光义赐国子监印本《九经》给书院（现藏于书院里的御书阁内）。至此，白鹿洞书院便与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一起，得到了“北宋四大书院”的美誉。
　　书院明伦堂的后面，有一个依山而凿的“白鹿洞”。书院最初是没有洞，只因四面环山，形成了一天然洞府而得名。后来游访到这里的人们，都为书院无“洞”而觉得稀奇，于是在书院的历史上就出现了两个“大笨伯”： 一个是南康知府王溱，他于嘉靖九年（1530年）祭山开洞，凿出了那个“白鹿洞”；一个是南唐知府何岩，他见有洞而无鹿不够完美，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命令工人雕琢石鹿放在洞中，要为“白鹿洞”画龙点睛。石鹿一事，引起很多非议，万历年间，石鹿被埋。此后，好事者屡屡重新雕琢石鹿、木鹿，但屡屡被撤掉。1928年胡适游览白鹿洞书院，就曾讥笑那两个“笨人”的举止不明智，说他们把大自然的杰作变成了平庸的实指。如今洞中的这尊石鹿，是1982年维修礼圣殿时从地下两米深处挖出的，为书院仅存的明代实物。石鹿跪式立耳，神态安详，温驯且不失机敏。此时看来，笨也好，误也罢，明人所作，毕竟也算是留了个古迹，虽然被后人常常引为笑谈。

朱熹首开“讲会”制度

　　白鹿洞书院并不大，深深地隐藏在古柏藤蔓之中，显得格外幽静。据介绍，白鹿洞书院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后屡经兴废，现存的五组院落是建国后依明清建筑风格修复的。
　　书院正门的“白鹿洞书院”五个字，由明代哲学家李梦阳所题。进入白鹿洞书院院门之后，第一个院落是先贤书院，门上有明朝官员李时达所书“先贤书院”四字题额，门左的“朱熹纪念馆”金字黑漆竖匾系李铁映手书。先贤书院内的朱子祠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朱熹纪念馆就设在那里。朱子祠里立着朱熹自画像石刻，旁边还立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碑刻。星子县古有“名贤四爱”的传说，其中“朱熹爱桂”就缘于白鹿洞书院。朱子祠前有两棵距今900年历史的桂树，是朱熹亲手种的，如今依然郁郁葱葱。封建社会的考试一般都在八月，正是桂花盛开的时候，因此登科的人也叫折桂。朱熹种植丹桂，也是希望在书院中读书的人，都能登科折桂。
　　朱熹是南宋淳熙六年（1179）来到白鹿洞书院的，算是书院迎来的第一位重量级大师。这一年朱熹49岁，已经是宋朝思想界的著名人物。但在政治上，他屡屡受挫，只被派任南康（今星子县）知军，当一个兼可带兵的地方官。他的政治主张都得不到实践，更别说哲学思想的发扬了。而此时白鹿洞书院，若从公元1054年毁于兵火算起，已荒废一百多年。破败不堪的书院引起了朱熹的重视，他想把书院变成宣扬思想主张的一个舞台。上任后，朱熹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重修书院。但此事进行的并不顺利，给朝廷呈报的计划、设想均如石沉大海，未得到当权者的支持，却遭到大臣们的讥笑。但朱熹并没放弃，几经请愿，终于让宋高宗御赐太上皇帝御书石经版本《九经注疏》给书院。淳熙七年（1180）三月，白鹿洞书院初步修复，朱熹率领军县官吏、书院师生赴书院，祭祀先师先圣，举行开学典礼。
　　朱熹除亲自授课，指导生徒外，还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书院揭示》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白鹿洞书院的办学模式，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榜样。朱熹不仅兴复了白鹿洞书院，在他主掌的那段时间，是白鹿洞书院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对此朱熹十分高兴，他忍不住兴奋地写道：“要共群贤听鹿鸣！”
　　朱熹还曾邀请另一位理学大师陆九渊来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是与朱熹论战多年的对手，也是私交甚密的朋友。他的到来，该算是白鹿洞书院迎来的又一位大师。陆九渊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联系科举之弊，对义、利、君子、小人做了深刻的辨析。他说的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一些人揣摩上级的喜好厌恶，削尖脑壳往官位上爬。当官之后，并不关心人民疾苦，也不尽力办公事，而是只计较官职大小，专讲求工资福利多少。这样的人，即使天天读的都是孔孟儒学圣贤的书，也仍然与圣贤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真正修习孔门儒学的“君子”之道，“学而优则仕”，立志从政者，必须自己深刻的反思，端正做官动机，做到“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陆九渊的这次讲学影响力十足，连当地的农夫都来旁听，听到动人之处，不少听众中竟当场落泪！为此，朱熹特意把陆九渊所讲内容刻石立于院门。可惜元末战乱，令书院中所有殿堂斋舍荡然无存，这块石头也毁了。但此事不仅记录了朱熹首开书院“讲会”制度的先河，也为不同学派同在一个书院讲学树立了范例，在中国儒学史上也一直被传为佳话。
　　大师的到来，不仅让书院恢复活力，还让书院从此繁荣。这让人联想到当今一些学者的感慨——看到大学只注重兴修雄伟建筑，而不注重学术人才，他们惊呼：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也！看来，时间的长河并不能把一切都洗刷掉，有些道理规律，亘古不变。

王阳明与末世白鹿的缘分
　　除了建筑、楹联以外，书院里最引人驻足观赏的，就是随处可见的石碑石刻了。在这个并不是很大的书院里，拥有225通碑刻，其数量和质量都极为罕见。书院慎思园内的碑廊，镶嵌有石碑130多块，在一首诗碑前，人们不由地停下了脚步，仔细看来，竟是王阳明的《独对亭望五老峰》，难道这位理学大师也曾与白鹿结缘？
　　原来明朝时，朝廷重视科举，罢了荐士的旧制，这让书院讲学之风几乎消失，因此白鹿洞书院一度衰落。书院当时的“院主”进士蔡宗衮，与王阳明是同乡。正德16年（1521年）王阳明游庐山时，被他盛情邀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可能也是想借助名人声望，提高书院的知名度。于是，白鹿洞书院又迎来自朱熹、陆九渊之后的又一位大师。
　　王阳明年轻时，曾一度崇拜朱熹。他21岁中举人，开始对朱熹的“格物穷理”的哲学思想下功夫研究。朱熹说，一草一木都涵有“至理”，必须一件件地“格”尽天下之物，才能豁然贯通，体会到完美的“天理”，成为圣贤。于是，王阳明曾立在独对亭前，从秋风中抖动的一丛翠竹开始“格”起，结果七天七夜，一无所得，他病倒了。病床上的王阳明忽然明白，竹子的自然生长与朱熹的“天理”有相适之处，但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生硬比较，却有些牵强。百感之余,他在白鹿洞书院中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独对亭望五老峰》，由诗中那句“悠然万古心，默契可无辨”中，他的思考可见一斑。王阳明找出偶像的破绽，进而提出了 “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命题，为他的心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明朝时，书院一度被视为旁门左道而遭禁止。宦官魏忠贤曾禁毁东林书院，贤相张居正甚至决定废毁全国书院。在逃脱了几次废毁的厄运后，这一次，白鹿洞书院真正受到了影响。   
　　此后，书院的命运更加扑朔迷离。清代对书院先是限制，后又奖诱、提倡，最终使绝大部分书院完全沦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到清末，书院和科举一样不适应社会变化，戊戌变法期间，人们在改革科举的同时，也把批判矛头指向书院。1902年，清帝光绪下令废书院、兴学堂，千年书院淡出历史舞台。
　　自此，白鹿洞书院的存在意义也就成为一种精神象征，永久的扎根在那幽静清远的深山里。 “莫问无空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同。”如今的白鹿洞书院，便以这样独立超然的情怀塑造着自己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