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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1960年开始实行8小时工作制，至今已48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副校长姒健敏建议，8小时工作制已带来一些问题，有必要实施改革，建立起按劳动种类分类、按劳动需要分时段、全国统一的6小时工作制。（3月19日《浙江日报》）
建议好不好？真好。活少干了，钱还不少拿，打几个灯笼能找到这等美事？掰着手指头脚趾头数数：保护了身心健康，提高了生活品质，增加了工作岗位，据说对缓解城市交通也能做出“闲人”的贡献，这不正是我们“共享发展果实”的应有之义吗？
但就是这么个“几十年不遇”的好建议，惹得相当一批人很不高兴，说什么难听的都有。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学院派”啦，什么哗众取宠的馊主意啦，诚可谓“唾沫与板砖齐飞，嘲讽与谩骂俱在”。这是咋了吗？难道大家香臭好赖都分不清了？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仔细咂摸咂摸，对姒副校长先生的建议，很多人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不过是基于一种最简单的情绪罢了：目前8小时工作制在很多地方还是空头支票一张呢，很多人休个节假日、双休日和年休假都成问题，还谈什么6小时？
姒健敏认为，可以按行业分时段地“8变6”，比如分成政府和国家事业单位；企业和商业；工、矿、农业；文娱、服务业等几个类别。但随便眯着眼睛想想，也能猜到那将是怎样的一幅图景：最雷厉风行的肯定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企业；大量的私营企业、矿区，还是外甥点灯——照旧，就像他们今天随心所欲地加班突破10小时、12小时甚至16小时那样；而对于广大农民，这个规定更是个摆设，农忙农闲哪管得了这套？而对文娱、服务业等，就更是“鞭长”得没谱，“莫及”得一塌糊涂。
也就是说，就现在的状况，这个建议如果施行，最大的受益者恰恰就是目前享受工资、休假待遇最充分的群体，对劳苦大众来说，不过墙壁上又画了个更大的烧饼罢了。
姒副校长可能比窦娥都委屈，因为这个建议，其实戳穿了一个深刻的民生问题，那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工作效率的提高，什么时候才是对民众实现“制度性让利”的最佳时机？按照马克思老先生的一些说法，这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绕不过去的问题呀。
深入讨论这个建议的要害点在于：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是个什么水平，是不是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什么条件下，我们才有能力效仿一些发达国家那样的“少劳动、高福利”？目前的财政状况、企业利润状况，是否能承受更多的工资成本？劳动合同法出来后，相当一批企业认为成本负担太重了，扛不住了，如果来个严格的“6小时工作制”，会不会造成更多企业的关门与国民经济的衰退？
这些才是工作制改革要琢磨的真问题，但由于8小时工作制都搞得糊里糊涂，“真问题”看起来也就像是“伪问题”了。这个本来没有具体利益指向的建议，就怎么看怎么像是“为既得利益者说话”，被嘲讽、谩骂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该挨骂的姒副校长挨骂了，不是因为他的思考而挨骂，实际上是在为当下并没有很好执行的休假制度在背负骂名。
“6小时工作制”？看起来美，吃起来都好下嘴，那才是“真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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