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夏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转贴)

xiaa

这是一位教授推荐给我们读的一篇文章。

论华夏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
成思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

发展管理科学是振兴中华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但要达到「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还要作出很大的努力。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技术改造的进程中，管理科学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1996年7月召开的管理科学学科发展研讨会上，朱镕基副总理提出「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也是兴国之道」。许多有志之士在实践中已逐渐认识到，发展管理科学是振兴中华的重要途径。
笔者认为，管理是管理者在变化的客观环境下运用各种资源来达到既定目标的活动。它既有科学的规律可循，又有艺术的运用之妙。管理科学家的职责是探寻管理的科学规律，以帮助管理者更好地达到其目标，但其本身并不一定是优秀的管理者，正如文学系的毕业生并不一定是文学家一样。因此社会各界对管理科学家的期望应当恰如其分，也不应随便给一些成功的企业家戴上管理科学家的桂冠。
管理科学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一直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由于在管理实践中日益重视社会、经济与文化等因素和人的作用，因此现代的管理科学已由运寿学等狭义的范畴扩大至广义的范畴，即以数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为基础，可以分为基础管理、职能管理和战略管理三个层次。而且在管理科学研究中也更加强调要与国家、行业及企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与文化，其中也包括许多宝贵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它们经过五千年的积累与提炼，至今仍在国家和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将华夏文化与现代管理融合起来，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长补短，异途同归」的基础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体系，是我们这一代管理科学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拟以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精髓为主干，就华夏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促进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

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据笔者个人的一孔之见，似可归纳为两大类型，即儒家管理思想与兵家管理思想，前者着重于国家及社会管理，其精髓可归纳为「重在治国，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知人善任」。而后者则着重于管理的战略与战术，其精髓可归纳为「深谋远虑，雄才大略，随机应变，速战速决」。这两类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由于儒家思想是我国文化传统的主流，故其管理思想比较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而兵家的战略与战术中所体现的管理思想也为我国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其中一些高度智慧的论述早已深入人心。从本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伟大人物的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引申和运用。
学习和研究古代管理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的改革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国家和社会管理的难度可以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大得多。再加上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僵化和低效所造成的问题至今还在困扰着我国的经济运行和企业的改革。最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确立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方针，而所谓中国特色当然应包括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古代管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对待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我们应当采取「古为今用」的方针。一是要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与分析，有些问题还应进行认真的考证；二是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不要拔得过高，更不应牵强附会，须知古人因受其历史条件限制，不可能为今天的管理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三是要联系实际进行思考，将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原则与当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四是要将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结合起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防止食古不化，而应在前人基础上不断创新。
虽然国内外有些学者早就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十多年来，仅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内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就出版了6本论文集，发表了242篇论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相信，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必将对世界管理科学的提高与发展作出重大的页献。

学习和研究现代管理理论及方法的重要性
西方古代管理思想发源于古埃及、希腊及罗马时代。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埃及人就已开始建造金字塔，构筑灌溉系统并开挖运河。在《圣经》中也记录了一些古埃及人和希伯来人的管理思想。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就发布了刻在石柱上的法典。在西方的古代管理思想中也包含不少治国的理论，例如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柏拉图(《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等人都曾力图找到一种可以实现正义的城邦制度。公元4世纪时斯多葛派(Stoics)的伦理德行学对罗马政治思想以及基督教教义的形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时由于宗教的强大影响，其管理思想也受到神学的影响，例如其政治研究中包括了关于个人与社会、教权与俗权、国家权力性质的研究。直到中世纪后期才逐渐摆脱神学的羁绊。例如在穆尔爵士(Sir Thomas More)所著的《乌托邦》(Utopia)中有许多国家管理的内容，还描绘了未来理想国家的基本特征；在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所著的《君主论》(L principe)中提出了治国的原则与方法，以及对君主素质的要求，明确指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对十五世纪的威尼斯兵工厂的描述，为企业管理提供了一个雏形。
十六世纪以后，由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管理思想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James Steuart, Adam Smith, David Ricardo, Richard Arkwright等人的著作中，都指出了管理的重要性和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分工的必要性。在Carl von Clausewitz, Andrew Ure, Charles Dupin, Charles Babbage, William Jevons, Henry Poor, Daniel C.McCalum等人的著作中提出了许多管理的理论及方法。
当19世纪末期管理科学形成独立学科时，泰罗(Fredrick W.Taylor)等人强调的是科学管理，其中心是以科学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雇主的低成本要求与工人的高工资要求之间的平衡。而梅奥(Elton Mayo)等人则着重研究人的本性和需要，行为的动机，尤其是生产中的人际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种管理学派纷纷涌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据Harold Koontz的归纳，到1980年时已有11个学派，其中主要有社会系统学派(Barnard C.I.等人)、决策理论学派(Simon H.A.等人)、系统管理学派(Johnson R.A.等人)、经验主义学派(Drucker P.等人)、权变理论学派(Kast F.E.等人)、管理过程学派(Mooney J.D.等人)、管理科学学派(Buffa E.S.等人)等。这些学派都有自己的理论系统，但彼此之间也有交叉，例如Kast F.E.既属于系统管理学派，又属于权变理论学派。
我国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哲学、文学与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过辉煌的时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但由于长期与外部世界联系不多，特别是清朝在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厉行闭关锁国政策，丧失了吸收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后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包括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机遇。鸦片战争之后虽然有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但由于长期的外侮内患，并没有对西方进行过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管理科学方面，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受到忽视和轻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将学习西方管理科学和培养管理人员的任务提上日程。
在管理科学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1986年成立时设立了六个自然科学学部，同时还设立了管理科学组，负责对管理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和资助。从1986年到1995年的十年内，管理科学组累计资助一般项目949项，重点项目7项，重大项目4项，累计金额为4000万元。199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决定将管理科学组升格为管理科学部，成为其第七个学部。经费也有所增加，今年已达1600万元。两年来共资助重大项目1项，重点项目6项，一般项目285项，还建立了支持当前决策的快速研究基金。开办了每季度一次的管理论坛，《中国管理科学学报》也即将创刊。
在管理教育方面，目前已有二百多家高等院校设立了管理学院或管理系，有56个管理学院已获得授予工商管理硕士(MBA)的资格，管理学已被列为九大学科门类之一。
在企业管理方面，八十年代初提出了管理现代化的目标，并将其归纳为管理思想、组织、方法与手段的现代化，还曾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18种现代管理方法与技术在企业中进行推广。1988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企业法》，1992年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1993年并决定将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工商界人士及政府官员对现代管理的理论及方法的了解也日益加深。
对待现代管理理论及方法，应当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即要在认真学习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其精髓，有选择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还应当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将它们与我国传统管理思想融合起来。

展望华夏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
世界各国的管理既有其特殊性(个性)，又有其普遍性(共性)。要实现华夏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就应当采取「取长补短」的方针，以达到「异途同归」的目的。因此我们应从管理的共性出发，吸收现代管理理论及方法的精髓，融入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体系。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笔者仅从个人的一孔之见出发，对其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1. 在战略管理中融入孙子兵法：
战略管理是现代管理中的最高层次及首要任务。按照现代管理的模式，它一般包括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两个方面。在制定战略时，首先要确定战略目标，然后进行环境分析与资源分析。前者主要包括对社会、行业(竞争对手)、市场(顾客)的分析；后者则主要包括对内部的人、财、物等资源的分析。若分析结果认为达不到所定的战略目标时，就要对其作必要的修改。当认为目标可以达到时，就要将目标按时间及空间进行分解，并确定主要的战略措施及实施的方案。
笔者认为，在战略管理中应当融入孙子兵法。在制定战略时，应当做「深谋远虑」，正如孙子所指出的要「庙算」，要按照「五经」(道、天、地、将、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的范围，「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从而确定自己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在确定主要战略措施时，要考虑所需的代价，故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实施战略时，要注意随机应变，在坚持战略上的原则性的同时，要注意战术上的灵活性，即孙子所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以正合，以奇胜」。
2. 在最优决策中考虑信息和人的行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个时期内特别盛行定量的分析方法，使得管理科学几乎成了运筹学的同义语。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解决管理问题不能单靠定量分析方法，还必须与定性分析法相结合。因此西方管理科学的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与信息技术和行为科学相结合。例如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路径选择问题，从传统管理科学家的观点看来，只要用运筹学求出最短路径就可以了。但从经济学家的观点看来，这并不一定是最优的选择，因为可能会在最短路径上因堵车而增加油耗且浪费时间，如能给某一司机提供信息，使其了解路况，则该司机可能会选择另一条更好的道路。但即使所有司机都能通过无线电台而获得路况的完全信息(信息完全对称)，行为科学家还要考虑到司机的择路行为，有经验的司机往往会作出更好的判断而选择最佳的路径。这就说明科学技术越发达，人的素质和主动性就更加重要。这与我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强调以人为本的原则不谋而合。
近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人力资源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许多西方管理科学家都着重研究人力资源的管理问题，包括人员的招募、选拔、培养，并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提供购买公司股票的期权)来留住人才。
我国企业在转换经营机制的过程中不但要学习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也应当重视运用我国古代和使用人才的经验。古代管理思想中很重视知人善任，任人唯贤。正如《管子．五辅》中所言：「古之贤王，所以取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司马光上书宋仁宗曰：「为政之要，在于用人，赏善罚恶而已」(《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一)。这就先要有知人之明，即所谓「知人者哲」(《尚书．皋陶谟》)；「知人者智」(《老子》第三十三章)。宋朝的苏轼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中指出：「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然后还要善于用人。一是要用其所长，不求全求备。即所谓「任人之长，不强所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吕氏春秋．举难》)；「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二是量才使用。正如唐朝魏征所说：「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异宜，不可逾量」(《隋书》)；南朝萧绎也说：「大器不可小用，小士不可大任」(《金楼子．杂记下》)。三是要不拘一格用人才。「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不限资考，惟择才堪者为之」(欧阳修《论台官不当限资考札子》)。四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尚书．大禹谟》)；正如欧阳修所说：「用人之术，任之必专，信之必笃，然后能尽其才，而可共成事」(《为君难论》上)。此外，在择人的标准上还要强调德才兼备。恰如司马光所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周纪一》)；汉朝的王符也指出：「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潜夫论笺．忠贵》)。
3. 将「和为贵」的思想引入商业竞争中：
由于竞争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因此西方现代管理中十分强调竞争的作用。在「商场如战场，竞争即战争」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研究竞争战略，夺取竞争优势，扩大市场份额，创立独家名牌，消灭竞争对手，占据垄断地位，压低进料价格，套住顾客用户等一系列手段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做法。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求生存，就非要与竞争对手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近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单纯强调竞争的思维定式有许多缺陷。为了实现创新的目的，企业应当与供应商、用户、甚至竞争对手建立战略夥伴关系。竞争对手之间应当寻求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并将各自的优势综合起来，努力扩大并开拓市场，并分享其利益。例如布兰登伯格(Adam M. Brandenburger)和梅尔巴夫(Barry J. Malebuff)就将其新著命名为《竞争合作》(Co-opertition)，指出将竞争与合作相结合是一种革命性的设想；穆尔(James F. Moore)甚至写了一本《竞争的死亡》(The Death of Competition)，提出了在工商生态系统时代中的领导与战略。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应当以「和为贵」的思想为指导，探索出一条竞争合作的途径。
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核心的内容。他明确指出：「仁者，人也」(《中庸》)。简单地说，仁学就是研究人际关系的学问。要想保持国家的兴盛和社会的稳定，就要妥善地处理好社会各阶层、各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儒家认为处理这种关系的最高原则就是保持和谐。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这就是说一方面要有道德规范与等级制度来约束社会各成员的言行，例如「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另一方面则要用爱护、尊重、宽容、诚信、高效、实惠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例如「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能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4. 用中西结合的方法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中采用了许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体制问题，例如历史─比较方法、心理分析、行为分析、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政策分析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如能将其与我国古代治国思想中丰富的领导艺术和谋略结合起来，一定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
例如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当前遇到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国家和企业的权力与责任，从而建立一个精简、统一、有效的政府机构。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在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自发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之间建立合理的力量平衡，即界定政府宏观调控的「度」。目前世界上现有的三种主要模式是以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德、法为代表的莱茵模式，以及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模式。这三种模式各有优劣之处，但都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的具体情况。为此既需要用结构─功能分析的方法来确定最终的目标模式，又要运用高度的政治智慧来制定平稳的实施步骤。应当按照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原则，明确目标，周密策划，把握时机，掌握节度。
5. 培养有中国文化修养的高层管理人员：
在现代管理中非常强调高层管理人员(特别是总裁或CEO)的素质和能力，并认为这是成败的关键。例如艾柯卡(Lee Iacocca)救活了克莱斯勒(Chrysler)公司而一时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比尔．盖茨(Bill Gates)白手起家创办了微软(Microsoft)公司而致富被人们传为美谈。笔者认为，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其才能与机遇的结合。由于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故应当着重培养管理人员的素质与能力。当前我国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急需大批优秀的企业管理人员。因此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培养已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应当承认，设立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西方培养管理人才行之有效的途径。但在我国实施时首先要有掌握现代管理理论并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教师队伍，要招收基础扎实，有上进心，并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学生，还要有一套既能准确而详尽地阐述西方管理理论及方法，又能联系我国实际的教材(包括管理案例)，这都需要我们作出极大的努力。笔者认为，还需要注意培养学生的中国文化修养，使它们能够掌握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并能应用于今后的管理实践之中。为此建议在我国的MBA的教学计划中应当包括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课程，并在各方面加强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
以上是笔者对华夏文化与现代管理相融合的一些粗浅的意见。我希望本文能引起更多的有志之士对这一任务的重视，通过各自的研究与实践来共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体系。

(本文系作者于1997年12月10日在香港城市大学召开
的《华夏文化与现代管理》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