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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关系与跨国公司行为之间也存在着双向的相互影响。跨国公司在华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可以通过股东原动力赋权的方式，向其母国的工会养老基金和工会组织进行曝光，以便间接主张权益
进入2007年后，中国出口商品质量问题开始引起国际和国内社会普遍关注。同时，这些问题也跨出了单纯的经济领域，涉及到了有关贸易壁垒和政治的范畴，使得“中国制造”走向世界面临不少新的挑战。
劳动者的生产环境保障
商品质量问题又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生产条件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当采购方价格空间缩小和生产成本压力加大时，供应商经常会使用质量欠佳的原材料以图降低生产成本，保证企业利润率。在大量商品被检测出毒性物质超标后，我们不得不担心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者所面临的生产条件。
在佛山利达公司为美国玩具商美泰生产的玩具中，铅含量被发现大幅度超标。不过，这些玩具是工厂的成品，大量的铅在之前的生产过程中已经被消耗掉，而工厂中的劳动者是最直接接触铅元素的个体。多项医学研究资料表明，在日常活动中，人体如果大量接触如铅、锌等重金属物质，将导致机能异化或者器官病变。铅中毒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铅能够对人体的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和骨骼等部分产生影响，导致脑病、血液病或者骨细胞毒化的发生，最终使得患者失去劳动能力。
中国的《职业病防治法》及其相关职业安全健康法规中都规定，生产场所必须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不受威胁，否则，劳动者个人或者工会有权利停止劳动，并要求工厂改善生产条件。中国政府劳动监察部门和安全生产部门的一个监管重点，就在职业安全健康方面。两部门定期前往企业检测可能的有毒物质，严防其在生产场所的浓度或含量超标。
与此同时，由于在华投资和采购的跨国公司大多来自发达国家，在其母国法律规定和消费者运动的双重约束下，跨国公司采购合同中必须包括保障生产场所劳动标准的内容，这成为跨国公司非常关注劳动条件的原因之一。
股东原动力与工会养老基金
跨国公司一般通过两种手段定期监督其直属企业以及产品供应商的行为：一个是直接派遣生产或企业社会责任检查人员进入生产场所，另一个是雇用独立的企业社会责任公司进入直属企业和供应商工厂，代表本公司开展监督和检查。进厂检查时，所有检查人员必须佩戴明显的身份标识，方便工人认出和提出申诉。
不过，作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跨国公司对于职工权益的关切很难做到竭尽所能。要推动跨国公司真正认识到其直属工厂和供应商中的劳动者权益之重要性，就有必要寻求更为有效的方法。根据股东原动力理论，公司战略和行为与股东诉求关系很大，占有较大份额的股东个体及其联合需求将对公司起到很大影响。所以，股东诉求无疑是公司管理层最难以忽视的内容，由股东推动劳动者权益实现将更具有效果。
美国和欧洲工会养老基金的崛起，为从内部推动公司治理结构向有利于职工权益方面转向奠定了基础。根据《金融时报》统计，美国工会养老基金已经成为本国最大的机构投资人。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约有一半的财富500强美国企业的最大股东是美国工会养老基金。在欧洲，像包括荷兰这样的发达国家，工会养老基金也正在成为极具影响力的机构投资人，其中，荷兰工会联合会养老基金在2006年已超过1000亿欧元，掌控有荷兰最大十家公司的大额股份。
与一般的机构投资人不同，工会养老基金由工会组织控制。工会养老基金具有经济和政治的两重特性：一方面，工会养老基金代理工会会员的私人养老计划，为工会会员提供退休后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工会具有政治纲领，工会会员在投资养老基金的同时，也很关注这些投资的使用方向，他们特别担心养老基金的投资会鼓励公司进行跨国生产转移，使得未来的投资收益造成今天的失业。因此，工会养老基金并不是以单纯的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是同时强调对工会会员权利和政治诉求的满足。
工会养老基金的两方面特性，决定了工会养老基金作为股东的价值取向。这样的价值取向由股东原动力理论加以反映，表现为工会对于公司战略和行为的间接影响力。在2006年中国媒体广泛关注的一起劳工侵权案例中，作为主要采购商的美国一家公司，就受到了来自工会养老基金的压力，其管理层不得不一再向股东和投资人保证完善公司对于海外供应商劳动标准的监管制度。
美国金融和劳动关系问题专家、美国沃尔夫·沃德斯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瑞本·格特曼提出了股东原动力赋权(或称股东诉求)理论。他认为，随着跨国生产和采购链的日益复杂，工会养老基金和工会本身也越来越关心跨国贸易中的劳动关系和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以免出现工会本国影响力下降或者工会会员大量失业的情况。工会养老基金可以通过向董事会施压或者威胁抛售公司股票，影响公司管理层决策和公司战略行为，推动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权益的改善。
中国劳动者处境降低
与跨国公司利润增长
近期出现的中国出口商品质量问题案例，就是全球化下跨国生产安排的集中反映。跨国公司通过海外生产和采购，不仅节约了成本，而且规避了不少母国的舆论和社会风险。相反，中国生产商在极小的利润空间内，还必须应对可能出现的产品质量和信誉危机。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危机，除了会极大损害中国企业的收益之外，更将对中国劳动者权益造成不利影响。由此，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苏黛瑞教授(DorothySolinger)认为中国劳动关系和劳权保障(特别是农民工权益)受到了全球化的向下竞争压力，中国劳动者处境降低与跨国公司利润增长呈正相关性。
但是，正如股东原动力和工会养老基金两大运作特性所表明的，中国劳动关系与跨国公司行为之间也存在着双向的相互影响。跨国公司在华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可以通过股东原动力赋权的方式，向其母国的工会养老基金和工会组织进行曝光，以便间接主张权益，从而改变跨国公司对华的单向影响格局。
在不少西方媒体和政治团体指责我国出口商品质量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说明跨国公司未能履行其合约中约定的劳动标准监督，导致了生产过程中的中国劳动者权益受害，这种劳动者权益受害与工会养老基金的持股原则不相符合，因而我国工会和劳动者能够敦促和推动工会养老基金利用其大股东身份，要求跨国公司落实劳动保护和企业社会责任，协助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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