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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前的中国，外辱与内患并举，山河破碎，狼烟四起，国人身处于此，焚心如火。而在中国的文化界，也同时涤荡着新文化运动思潮。作为第一批接受了新思想冶炼的新青年们，具备着前人所未有的敏锐与激进。他们用与寰球同步的思维，开始割裂传统与因循的文化渊源及民权定位，废文言、兴白话、打“孔家店”，颠破君主制度、微身与政、俯瞰世界格局。最终在一九一九年，一场浩浩荡荡的学生运动自北平波及全国，确立起了中国新旧文化与民主的里程碑——五四运动。
今天回望这九十年前的一幕，凡有热血者，依能被当年那种新生力量群情激昂的浩气所撼。
而另一方面，这九十年间寄政于文的“运动”无数，也大概滥觞于斯。最昭著的当属四十余年前为始，持续了十年的那段历史。这场运动以“文化”冠名，又在前面加了个政治化的定义，并且果真是先拿文人开刀，全面拷问及折磨着文化人的世界观、哲学观、政治观、学术观、亲情观等，精神加肉体上的考量手段多样，罄竹难书。后来自然而然升级到“全国河山一片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天昏地暗家破人亡国将不国，犹言“其乐无穷”。在世界生产力与科技发展的持续上升的黄金时期，我们的国家却在人心惶惶中停滞甚至后退；等到“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时，我们才发现中国被世界的潮流抛弃到了卑微的角落。所幸，犹未为晚——毕竟，我们的国度迎来了春天。
九十年前新青年的思想动力或有人说来自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而四十余年前的举国运动烽火的点燃以“大字报”这种见不得光的载体为源也不无道理。对于二十年来那场我们向来不愿提起的运动，可不可以也找一个文化层面的触发载体呢？
七九到八九这十年是中国经济复苏上升期，“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是每天大家接触到媒体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社会经济的初的繁荣之下必然要伴随着腐败这种与权力天生俱来的现象，而此时的法权与rq的思想也开始在人们的观念中开始萌芽，这期间许多揭露不良社会现象、权钱效益及龌龊灵魂的报告文学很受追捧——比方说有一个被称为“中国作家的良心”式的人物：刘宾雁。他笔锋犀利、立场分明，运如椽巨笔为矛为枪，直打社会的阴暗面。——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他的任何作品了，因为他已游离客死他乡。
但毕竟，中国人民穷怕了，都忙于抓经济，看书读报的人只是中间的十之一二。那时，网络这个东西只是概念化的，文化传播多依收音机及电视这种介质来传播。而那一年的学术确实达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不但后来被视为反动及妖惑的文章在主流报纸上能有一席之地来阐论，而且在电视文艺界，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探讨。从一九八八年开始，政论观点开始在电视中频频出现，其辉煌也是绝唱之作是那一部当时播了几次而今也是已见不到的《河殇》。这个政论片的核心是试摧毁以黄河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体制，建立蓝色文化的世界化格局，很有冲击力，这个理论核心催化着学生精英们的激进，那时议政贬政的论调时见报端。
藉“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和“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双重纪念，民生、民主、民权这几十年来被说滥的几个词再度升温、频频遭受质疑。最终，一九八九年的五四纪念，以混沌开始，以一个月后血的覆没为终，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小平同志当时说过：五年之内不评论这一运动。但时隔不久就盖了棺，定性成了反革命事件，而且这十五年来我也没听到任何评说。——这样一个结论对错与否，可能五十年内谁来评说都难求公允。青年们的炽诚中加着激进，或许还有些与年龄相符的蒙昧，所以有些人交付出了性命。这情形放在任何一个社会环境之下，都是值得惋惜的。
这二十年鲜有遑论政治的学子群体——起码没有公开的社团，一来是因为我们的政体及民生民权确有不小的改观，这是值得欣慰的；另一方面我想可能是大家学乖了，懂得珍惜己所拥有的了。——这当然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因为这样的局面被称之为“和谐”。
回望九十年来的云烟，总让人在这一天里对比出些嘲讽的意味，是以为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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