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审视媒体对于丹现象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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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十一”黄金周，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主讲《〈论语〉心得》，受到观众的欢迎。讲座开讲七天后，报纸、网络、杂志等媒体纷纷跟进，于丹迅速成为文化明星。这是又一次的传媒文化奇观。迅速成为文化名人的于丹，在得到“鱼丸”们的推崇之始，同时也受到了质疑和抵制。这些反对意见主要反映在三件事：“天涯论坛”网上署名为“塞外李悦”的热帖《〈论语〉可以乱讲吗――批评于丹》；中山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生徐晋如发起“北大清华等校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2007年3月3日于丹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庄子〉心得》仪式上，一名男子脱下外套，显示出衣服上的抗议标语：“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快餐文化误人子弟。”

 一、从新闻专业主义视角审视

在于丹遭遇“鱼丸”的追捧和一些人的激烈批评的两重天下，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媒体是事实的客观反映者，选择事实加以报道时应该根据新闻价值进行判断，在报道中遵循平衡原则。现实中，我们的媒体又是如何动作的呢?

1．过滤与删除。2006年11月26日和2007年3月3日《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的签售仪式表现了于丹文化现象的一种公开的场面：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现场，排队“长龙”从五楼往下延伸到一楼，又绕着大厦的外围转了N圈，造成附近交通阻塞，并引来交警维持秩序。不少媒体对这两个场面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报道，也对同时出现在3月3日的签售仪式上的男子强烈抗议进行了冷静报道，但也有部分媒体却对后者只字不提，这显然违背了平衡原则。

新闻价值的要素包括时效、影响力、对于受众心理的接近、人物或地点的著名、情趣、异常和突发等等。以上三件反对于丹的事件同时符合以上新闻价值诸要素的四种以上。根据美国学者J·盖尔顿和M·鲁奇的新闻选择的三个假设中的附加性假设，即某一事件具有新闻价值的要素越多，成为“新闻”的可能性就越大，可以判断以上三件事件都应该得到新闻媒体的青睐。可是我们的不少媒体对这些事件视而不见，新闻价值的选择标准不知为什么被忽略了。这也不符合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总之，媒体违背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核心概念：中立和客观。

2、批评报道被边缘化。对于质疑和抵制于丹的事件，不少媒体进行了报道，但这些报道是被边缘化的，往往语焉不详（只有《人民日报》海外版曾经对塞外李悦的《〈论语〉可以乱讲吗——批评于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报道）。例如《北京青年报》2007年1月19日的《被指曲解〈论语〉于丹欢迎争论》，针对李悦指出的《〈论语〉心得》中的十四处硬伤，仅举一个例子：“于丹将《论语》里的‘修己以敬’解释成‘好好修炼自己，保持着严肃恭敬的态度’。其实，‘敬’在这里不应当是‘恭敬的态度’，而应当是‘恭慎做事’之意。”而且是从于丹对质疑和抵制“淡定”的反应视角进行报道的。还有的新闻，是从鱼丸们维护于丹的角度而对批评于丹的一些意见做了透露。例如《北京青年报》的《尊重非议很可贵》、《被指曲解〈论语〉于丹欢迎争论》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鱼丸”为何爱于丹》。即便是从抵制者的视角进行报道，同时亦给予于丹解释的空间，如《北京娱乐信报》的《北大清华等校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

二、从传播效果的角度审视

媒体报道的不平衡造成了以下两种效果：

1．建构全民喜爱于丹论语心得的虚拟现实。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论”注意到，媒体能为公众设置议题，即在一般情况下传媒重点报道什么，公众通常便会注意什么。这说明，传播媒介是为大众从事“环境再构成”的机构，即建构虚拟现实的机构。由于媒体集中报道追捧于丹的现象，忽视其中的反对声音，这很容易导致受众接受传媒的这种议题设置，获得一种“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全民喜爱、认可于丹论语心得的虚拟现实。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鱼丸”为何爱于丹》写道：“这几天休息时，不管认识不认识的，我都留心打听，有书店售货员、单位图书馆的管理员、文化站里的棋友以及同学、同事等等，只要知道于丹这名字的，就都说好。”一位“草根”网友如是说。

虽然“议程设置理论”强调媒体影响的是受众的认知，而不是态度，由于“百家讲坛”针对的是在国学方面处于“初中文化水平”的观众群。而受众文化程度越低，其态度也就越容易受影响，于是，媒体对于丹奇现象的报道除了影响他们的认知，为他们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外，还为他们关于这一“外部世界的图像”的态度奠定了基调。

2．放大赞同于丹心得的声音。对于媒体在于丹报道中所体现的放大和压制的作用，作为影视学博士和媒介研究者的于丹深有体会，“我忧的是这里面有浮躁，有喧嚣，有泡沫，热得太快，火得太猛。”“自己作为一个媒介研究者，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媒体的放大，媒体究竟在放大什么，有的时候它放大的是一种喧嚣和躁动。”

其实无论在天涯论坛网上，还是在百度的“于丹吧”里，都能看到不喜爱于丹心得的网民，如有网友说“下载了两集，实在看不下去了，讲的东西完全不着边际，与论语本身的义理根本不是一回事！”“当时听了一集，觉得解释有问题就没有看了！”

针对媒体报道的不理性，于丹自己也有察觉，她指出：“我倒更希望今天的媒介是以一种理性精神去构筑社会公正和理性。”

媒体这种对赞同声音的放大，对反对声音的边缘化，虽然能在受众当中产生共鸣效果、累积效果和遍在效果，导致媒体公开的意见，被部分受众当成了“公众意见”。这种情况下，有时即便是少数人的意见也会被当作“多数意见”来认知。

但对于持反对意见的“中坚分子”和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受众，他们的态度难于受到媒体这种“公开意见”的影响，而是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当他们的意见得不到媒体的报道和认可时，便很可能转变成行为舆论，即用行为向公众表达自己的意见，如在《于丹〈庄子〉心得》的签售仪式上，一男子在衣服上写字表达的抗议。这种事情当然是个别的，若传媒报道做得过度、极端，完全不理会存在的不同意见，引发另类渠道的抗议会增多。这不利于社会的和谐。（陈力丹　曾庆香艾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