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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家园里来了一位自称“第一”的某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死，然其个人观点却没有哲学和逻辑的基本概念，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无数大师专家究其一生也只能窥其一斑，凭借一点点皮毛就妄下定论岂是作学术的正确思想，在此仅转一些对中国文化的相关文章，供家人参考！！真正要从哲学去理解文化还是需要我们以正确的态度去学习。 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是作为具有特殊价值系统的文化类型，还是作为近代西方文化冲击下发生裂变的主体，都经历了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由守古到革新，由物质到精神的变迁过程。在世界文化相互交流的过程中，随着现代化的呼唤，有关传统文化优劣的探讨，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重要课题。或许是由于“五四’反传统思潮对封建主义较彻底的批判，或许是因为文化大革命那种反传统文化思潮的极端化，国人在讨论传统文化时，总是存在着两种绝然相悖的思想倾向：对传统文化或视之为封建糟粕，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必欲剿尽灭绝；或看作中华民族的精华，尽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可资借鉴的瑰宝，应该全盘继承。两种思想倾向代表两种片面的观点。将中国传统文化看作一团漆黑，贬得一钱不值的结果，只能阻断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导致精神无所依归，民族精神萎缩，从而产生出民族虚无主义；把自己的民族看得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结果只能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必然导致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形成狭隘民族主义，影响现代化的建设事业。
在传统文化的讨论与研究中，人们或许早就意识到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力，殊不知它对西方世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影响一：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起了 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在世界上独具特色，首屈一指。西周的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两汉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及隋唐明清时期的科举取士制度，不仅反映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文官制度经过不断调整而日臻完善，而且它也为近代西方文官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官制度的经验流传到了西方，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曾在元朝担任官职达17年之久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谙熟中国古代文官制度，《马可·波罗行纪》中对中国文物之昌明的精彩描述，拓展了西方人的视野。明朝时期曾飘洋过海来华传教的利玛窦，在中国28年，长期的中国生活，使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日趋了解，并深深敬佩，在他与国外友人的通信和自己那介绍中国的著作中，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宣传，无不折射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钦慕的思想。
科举制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葡萄牙传教士科鲁兹在他的《中国游记》中，对以科举之法选拨官员备加称颂；另一修士胡安·贡萨雷斯·德万多萨在他那《伟大的中国》一书中，对中国科举考试的方法和内容，做过详细的介绍。此后，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官员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书籍在1570——1870年的300年间竟达70种之多[1]。尤其是在西方人的心目中表现“机会均等”的科举制度，使西方人为之心悦诚服，并希望本国政府能仿效实行。1866年10月北京同文馆馆长马丁在美国波士顿曾给东方学会做过“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报告，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1867年10月，《北美评论》杂志发表有关文章，对中国通过考试取士的制度备加称赞。探索官员的录用方法，一直是西方主要国家的重要课题，美国罗得岛州议员托马斯·詹科斯在1868年5月14日向国会提出的报告书中，曾专门对中国的文官制度做了论述，引起美国参议院、众议院议员们的广泛兴趣。1870年，史彼尔(w·spear)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还对中国的文官制度作出积极的评价。
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仅应看到“西学东渐”，也应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尽管近代中国的改革家谭嗣同“西法皆源于中国”，中国“效法之”则是“收回所固有而复古”的观点有些偏颇，但西方的议院制、考试制度等等的确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精华。诚如孙中山所指出的：“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孙中山的这种概括，从一个方面透彻地反映出中国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对西方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对西方现代化行政管理格局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影响二：中国古代的文、史、地等领域的成就，令西方人所 饮佩。
1.中国有着灿烂的文明，汉唐时代的辉煌业绩，至今仍令西方人叹为观止。当传教士的足迹踏进中国的国土之时，中西方不同的语言，成为交流的一大障碍。被人们称之“西来孔子”的传教士柏应理为扫除这一障碍，扩大交流，做了不懈的努力。他回欧洲后，编出了《中国年表》、《汉语初步》、《中国辞汇》等工具书，这些书至今还保存在柏林国立图书馆中。此外，马若瑟的《汉语札记》一书，对中国语言的性质及其构造，进行了论述，书中列举了12000多条汉语例句，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语言文字方面最早的专著。康熙时的教士白晋、乾隆时的教士钱德明，都先后著有《中法词典》、《满法词典》、《满洲语文典》等等。这些由教士编写的字典、词典，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一把语言上的钥匙。
传教士所付出的努力，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一些专攻中国学的汉学家在英、法、德、意出现，他们将中国的经典、碑刻、历史等介绍给本国。1589年法兰克福出版了《强大中华王国新志》，1663年奥士堡出版了《中华经典铨译》，1672年由米勒搜集的《中国的刻碑》、1678年基尔谢的《中国历史》和1697年莱比尼的《中国新志》都相继付梓。这一部部著作在西方的问世，反映了西方人急于了解中国的渴求，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随着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一些研究汉学的机构在西方应运而生，一些研究汉学的专家也各显其才。17世纪著名的德国东方问题专家穆勒(1630——1694)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订误》、《1685年之中国范本》等，堪称汉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法国皇家学院教授戴倍洛所撰写的《东方文库》成为法国人研究中国必不可少的工具书。戴倍洛曾受首相科尔贝蒂(Colbert)的邀请，就东方学术的研究草拟计划，奏陈国王。科尔贝蒂还鼓励学者们研究中国语文，他对东方学如此重视，含有他的一片用心：通过这种研究来建立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以促进商务的发展。
18世纪中国文艺作品中的名著已传入欧洲。1720年，元朝杂剧《赵氏孤儿》被译成法文在法国面世。后来，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将译本改为五幕剧，公演后轰动巴黎。这是中国最早流传到欧洲的一个中国剧本，它译成法文后，又被转译成英文、德文、俄文。他们当时以中国的戏剧、小说、书牍，来讥讽欧洲的时弊，用这些颇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启迪西方人。伏尔泰本人当时就主张要“全盘中化”，这既说明伏尔泰对中国文化已崇拜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也说明中国文化中那深刻的内涵对西方人深深的吸引力。
2.除了语言文学之外，中国历史也为西方各国所重视。在通史方面，卫匡国的《中国史初编》十卷，不仅在德国发行，还被译成法文，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历史打开了一扇天窗。教士冯秉正的《中国通史》1783年在巴黎出版后，更使欧洲人对古老的中国大开眼界，受益匪浅。金民阁的《中国历史编年》、哈尔特的《中华帝国全志》，以及传教士合写的有关中国历史、学术、美术、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中国论丛》，都无不将辉煌的中国历史介绍到西方，引起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崇敬。在专史方面，卫匡国的《鞑靼战记》一书发行后，一年之内在欧洲连续再版十几次。汉学家柏应理的《中国哲人孔子》、《许太夫人传》等，都十分适合当时欧洲人的品味。精通中国文献的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所著的《书经》、《蒙古史》、《大唐史纲》等，都深得们的称颂。由此，法国汉文家也赞誉宋君荣“在中国之耶稣会士中，以宋公最敏慧，最博学”。以熟悉汉语及满语而著称的法国人钱德明一生中硕果累累。他的《乾隆卸制盛京赋》、《中国兵法考》，以及那些有关中国古今历史、文物制度、风物习俗的论文，以开阔的视野，新的思维方式展开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刻，也不怎么系统，但中国文化的西传对欧洲已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这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3.伴随着传教士和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一些教士对中国舆地之学也兴趣盎然。1655年，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全图17幅，其中一幅中国全国地图，一幅日本地图，15幅明代15省分图，并附有171张地图说明。经考证，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系根据明代的《广舆图》蓝本绘制而成。《广舆图》除对各省分图有详细绘制外，还对各国附有表解，并新创了24种常用图例符号，使这些图例符号开始由象形过渡到几何图案的新阶段。这是地图绘制上的一大进步。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出版后，各国争先译印。清代康熙时编绘的《皇舆全图》采用经纬图法，梯形投影，其测量法虽不够精密，但因经过大规模的全面实测，直到辛亥革命近200年的时间里，仍为绘制新图的重要根据。此图传至法国，对法国的大地测量和地图的绘制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由另一名教士蒋友仁在北京绘制的《坤舆全图》寄至法国后，由艺术雕刻家将图刻于精铜之上，共100幅。中国人在舆地之学上的这些成就，为当时尚未开邕进行大地测量的欧洲人所赞叹，所钦佩。
4.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欧洲的影响是广泛的。作为17世纪呼唤着理性时代的欧洲，一接触到中国文化之后，也被那博大精深的中国儒家思想所吸引。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不仅对四书五经能熟读，且在与人交谈中，常引经据典，阐明其义。他还将《尚书》翻译成西文，寄回本国。让西方人“知中国经籍之真谛”[2]。教士殷铎泽还将《大学》、《中庸》、《论语》，金尼阁将《诗》、《书》、《礼》、《易》、《春秋》等译成拉丁文。1711年比利时教士卫方济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三字经》，命名为《中国六大经典》，并译成法文在比利时出版。连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physiocrals)亦认为中国文化及《论语》的道德教育，皆超越古希腊之上，“实为最高之理想”。
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力人们还知之不深，那么，传统文化在亚洲的影响却显而易见。对此，有人做过专门研究。
在新加坡，传统文化与他们的市场经济结合的水乳交融。新加坡国立大学卢绍昌教授认为：在新加坡，除了华人之外，还有马来人、印度人等各色人种。其中，华人约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三，文化传统也主要是华夏文化。但这种华夏文化又是远离华夏大陆的华夏文化。也许正因为他们是在一个移民社会，一个各种文化并存的社会里生活，才更容易发现自己的文化与别人的文化的不同，才更珍惜和看重、更容易保存这种文化传统的不流失。这种文化传统包括谦让、礼貌、善良、助人、修身养性、爱国爱家的中华民族的美德，这就是世人所赞的新加坡精神文明的灵魂。
在日本，传统文化与他们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亦结合得如胶似漆。被称之为“企业之王”、“金融之王”的株式会社企业组织方式的创始人涩泽荣一就提出“论语和算盘”的理论，也称之为“经济道德合一”说。这些有卓识远见的欧洲人和亚洲人，试图从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寻求方略，汲取养料。他们倾慕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个人修养、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以期来建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来推动社会的现代文明。
影响三：中国古代的艺术和科技，影响着西方人的社会生活 与资产阶级的发展。
中国文化在17、18世纪对西方的渗透是全方位的。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由于它本身的特点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中国的瓷器、丝绸传入西方许多国家后，那些形态各异的造型，精美绝伦的图案，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以及古朴典雅的艺术佳品，无不为西方人所倾倒。他们从欣赏崇拜到仿制，说明了中国文化中所包蕴着的意境。18世纪之初荷兰和意大利开始仿制中国瓷器。瓷器上那贴近自然的山水画，栩栩如生的人物画，都为西方艺术家们所摹仿。维华多(Jean Artoire Watteau)就是深受中国画影响的著名西方画师之一。此时，穿着特别舒适的中国丝绸与棉织品，也为西方人士所称赞，并仿效其技术，试图制造。
中国文化对西方社会生活直接产生影响的还可以举出一些：创于晋唐时期而盛传于宋朝的中国肩舆，于17世纪初也被西方人所采用，他们以此来表明自己的身份、等级，法语中称肩舆为“手提之椅子”(ChaissaRorteur)。17、18世纪欧洲的贵妇人除乘肩舆外，还仿效中国宫廷，贵妇们的穿着别具风度，着装华丽、手持扇子，既显得富贵，又十分高雅。折扇不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必需与装饰，其扇形还启迪着建筑大师，对西方的建筑设计产生着影响。建筑大师们用中国的扇形图案作为门窗的装饰。此外，中国古朴的园亭建筑，雕花的窗楹，饰龙的檐柱，多角的亭榭，层级的宝塔，都为17、18世纪西方人所采用。
如果说艺术还只是影响人们的生活，那么，科技则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代四大发明曾使西方人无穷受益。给他们从信奉宗教的狂热中以科学的启迪。火药的发明以及在武器上的应用，是武器史上的一大革命。指南针的使用与改进给航海业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15、16世纪时，葡萄牙人达·伽马环绕非洲到达印度的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麦哲伦的环球试航，如果没有指南针，则叫人不可思议，而新航路的开辟，又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出现，刺激了欧洲的工业生产。所有这些又都促进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封建贵族的没落衰亡。造纸术的发明为人类的文化传播、思想交流和科学发展，提供了至今仍不可缺少的信息存贮和传递手段。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纸对后来西方文明整个进程的影响，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中世纪欧洲印制一部《圣经》，至少需要300多张羊皮。造纸术的发明改变了印书昂贵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受蔡侯的恩惠要比受许多更知名的人的恩惠更大”[3]。印刷术的发明，开创了书籍的历史新纪元。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在公元8世纪传到日本，14世纪从伊朗传到埃及和欧洲。活字印刷术大约在14世纪传到朝鲜和日本，15世纪传到欧洲。“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较高级教育的状况”[4]。从此，促进了中世纪欧洲近代科学的迅速发展，为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思想文化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这样评价：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第一种在文学上，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引起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总之，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主要国家的产业革命完成之前，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方的影响十分深广，且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力图从中汲取营养。尽管近代“西学中源”说的提出，与民族自尊的驱使相关，或者说有夸大之处，但中国文化如同西方文化一样，对世界的文化格局产生了影响，这又是一个应该承认的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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