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许多地方经济很热,可是当地的老百姓还是一如既往地为了生计发愁,不禁让人思考,难道地方政府积极的一门心思的吸引投资,提高所谓的GDP,搞所谓的政绩工程,果真是出于为老百姓着想的目的吗? 回答是否定的,许多地方的政府恰恰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工程,而大量的吸引投资,这个过程又往往是以牺牲当地的资源,环境,廉价人力为代价的,其实从深远的意义上看,你投资创办一所学校的影响是远远地大于你拼命的吸引某个外商来投资的,因为在眼下的阶段,许多外商来投资,尤其是去一些偏远地方投资,有一下几种情况,一 是为了当地的资源,打者投资的幌子来汲取当地的资源 二是为了优惠的政策,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往往给投资商开出非常便利的政策优惠,可是这种优惠又往往是以牺牲税收,牺牲了当地企业 公平竞争为代价的,也许来了一个投资者,当地的企业在以后很可能就不能再出现类似的了 三是把一些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企业搬到偏远地区,总之人家来投资,没有几个是念着佛经来的! 我是米脂人,这几年我们米脂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和外面合作,找了一家化工厂来建设,结果还没有投入生产就毒死了几个人,对当地也估计造成了环境污染(没有考证,听朋友说的)迫于压力,听说现在也关闭了 不过是暂时性的关闭,唉,其实也不能抱怨人家,谁叫你穷呢,穷了自然就要受人家的欺辱,这不正是对我们米脂人的欺辱吗?而且话也说回来了,即使没有出现问题, 就算运营正常了,又能对广大的老百姓有多大的好处呢,注意,我说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不是所谓的创造什么税收,什么发展当地经济,神木经济倒是很好了,可是据我所知,神木分南北,北面的人靠卖地是有了一点钱,可是南面的了,是更穷了 相比是不能了·!而且就煤矿这东西大体有点社会经验的人来说,那绝对是富人的游戏,穷人只有看的份,还要贴上环境污染的代价运气好点的,把地征了,给了点钱,可大部分的钱,早被人家拿走了 你那点钱仅仅是小头! 唉,今天是咋了?一不小心说了这么多,也不知道是不是都对,反正作为一个从山村的穷苦人家走出来的有点自己主见的大学生,我是不吐不快,反正说了就说了吧,你还不让老百姓“点灯”!!!!!!!! 一下是引自浙商网的一则消息: 温州模式面临政策风险 风险恰恰来自于当地政府
来自浙商网 过往的经验已经证明,政府,尤其是追求GDP政绩的地方政府,从来都很难正确地定位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 温州经济正面临巨大的“政策风险”,而这个风险恰恰来自于当地政府。 笔者一直有一个偏见:温州模式乃是哈耶克所刻画的市场自发秩序的范本。温州人没有依靠任何优惠政策,也没有依靠权力寻租,而仅仅依靠丰富的企业家精神,从而创造了令人瞠目的经济增长奇迹。 尤其让人感兴趣的是,这是一种大体上公平的增长。自发的市场秩序天然地倾向于使财富在所有市场参与者之间比较均衡地分配。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州模式。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曾比较说:“苏州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万多元人民币;而同等的人均GDP规模,上海人均收入两万多元;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庆,城市人均收入也达到了8000元。”因此,媒体用“贫困的苏州”来形容苏州模式的社会后果。 其实,苏州模式就是过去十几年各地普遍奉行的主流经济增长模式。 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政府强力主导、拼命吸引外资、依靠高投资实现GDP的高速增长。因为这种增长模式是政府主导的,它必然使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地向政府倾斜;因为增长是依靠投资驱动的,所以,社会财富分配又向资本、向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倾斜。至于民众的福利,并没有随同经济增长同步提高。 当整个社会在反思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呼吁让民众分享增长收益的时候,温州模式就显得格外珍贵。政府的“无为而治”,是温州市场秩序自发发育、财富均衡分布的制度前提。 不过,国人从来没有真诚地相信过市场。他们不愿意相信,市场自发形成的温州的产业结构,就是最合理的产业结构。 于是,时至今日,据说温州决心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民引外、民外合璧”,为此,温州市政府提出了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和“12345”工程。 危险正在因此而降临温州。 引进外资当然没有错,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似乎也很合理。问题在于,是谁在做这些事情?而在温州,未来主导招商引资、产业优化的,不再是充满了想象力的温州企业家,而是掌握着权力的政府官员。真正的危险在于,无为而治的温州治理传统将要终结。一个类似苏州那样的强势政府可能出现在温州,而这将意味着温州模式的终结,及其与人们目前深恶痛绝的主流经济增长模式的暗合。 有学者善意地分析说,政府的介入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产业结构转型的进程。一个政府从“无为”到“有为”,只要定位正确,合理界定在哪些方面“有为”,其对经济将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但过往的经验已经证明,政府,尤其是追求GDP政绩的地方政府,从来都很难正确地定位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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