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中国富人的财富观
张朝阳:财富稳定后,生活就浮现
张朝阳1964年生于陕西西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作为搜狐公司的创始人,在200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以2.7亿美元排在第20位。
在福布斯排行榜上我以2.7亿美元排在第20位,这个估算是准确的。我的财产绝大部分在股票上,都是公开的,很好计算。至于现金,我可以说有了一定保证,具体数目还不是很方便谈。现金给了我一个安全感,让我觉得够花了,再怎么着,这辈子还会有这些作保障。工作的压力因此就变成了纯粹的乐趣。
网络低潮时期,我曾经特别敏感。当时搜狐的股价跌到1美元以下,差一点儿就到了31天,被纳斯达克警告。当时情绪很低落。最初我们上市时股价13美元,我自己清楚,公司没有规模,美国股市是把中国的网络股当做一个整体、当成一个概念来看,价格表现不真实。因此开始跌的时候我不是很难受,但是真正看到被摘牌的危险了,就开始担心公司的前途。过了那一关之后情况就比较正常了,网络进入一个发展期,搜狐做起来了,股价反映的就是你公司的发展情况。现在股价再怎么波动也不会有多大的幅度,它跟你的业绩好坏是紧密挂钩的,因此我的财产基本上稳定住了。
我的个人消费情况不方便回答,但我可以说,消费很低,没有豪华的生活。现在还是工作的时间比较多,用于娱乐的时间很少。
由于在媒体的曝光率比较高,我可能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张朝阳爱玩,其实不是。以前搜狐最大的问题是关注度,那么凡是对公司有益的事情我都会去做,曝光率就是这么来的。现在公司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我也就不参加那么多秀,而且只接受必要的媒体采访。
再有,这也是一个兴趣的问题。以前我对出名兴趣浓厚,现在够有名了,对那些出风头的事情就不是那么感兴趣。最主要的是,现在再秀一下,对搜狐的帮助不是特别大。
我觉得中国的富豪阶层还是应该得到公众的尊重,当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这些人能干,比如能抓住机会,这就是好的一面。现在大家谈资本原罪比较多,其实在资本积累时期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应该尊重历史,考虑当时的情况。既要重视历史过程中的公平性,又要考虑现实和未来的发展,作均衡的考量。
比如说,对待一个早期创业者,他做成功了,那么个人才能和远见起多大的作用,政府的帮助又起多大的作用,应该有客观准确的分析测算。现在因为这些历史纠葛导致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这要求我们的司法制度稳重成熟起来。其实对资本原罪的问题,国外也不是那么苛刻,美国就有很多大赦,这才是我很重视的成熟的态度。
如果我们进行类似的大赦,应该有合乎国情的标准。什么样的不可宽恕,什么样的可宽恕,要恰当。如果相关的司法执行过于严苛的话,那么结果就是人民币外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非常坏。
我是依靠经营网络公司获得财富的,没有资本原罪的问题,因此可以说这个话。应该有人来说的话我来说它,我觉得这也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
现在我比较重视两个问题。一个是环境污染,我在持续地关注;二是艾滋病的事情,它不像SARS那么受到大众的重视,但它的影响不只是吞噬掉很多GDP。在搜狐网站上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两件事。
至于富豪是不是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来尽自己的社会责任,比如投身慈善事业,我觉得那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我们已经建立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意识,那么就意味着财产所有者有支配财产的完全权力。一个企业家能够为经济作贡献,创造就业机会,纳税,这才是他的本分。如果不专心做这些,有了钱去捐献,那只是小的贡献。
当初我在美国压力非常大,这个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在美国的中国人是很缺乏安全感的,在国内出了问题可以找父母找朋友,在美国工作丢了,你就交不上房租,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压力大,心脏病暴发就死了。因此搜狐这些年来一直诚惶诚恐,做事情很谨慎。在网络这个行业里,我觉得没有在国外呆过的人胆子特别大,敢赌博,不管结果怎么样,就因为没经历过那种困难。搜狐因为谨慎,现金流一直很好,但也失去一些机会,给竞争对手提供了一些机会。我们的董事会比较西化,对中国不是太了解,我在说服他们时,也不是太推行激烈的方式。
这些年我对财富基本就是这么个态度:谨慎、理性。
现在的情况有些变化,财富稳定之后,生活本身就浮现了。我总是说这句话,缺什么想什么。谁说他不想出名那是假话,人都想出名。不过出了名之后事情又不一样。过去几年里其实我一直就觉得自己最缺时间。吃顿饭要想着打几个电话,喝杯咖啡又要接几个电话,就特别想安静,不被干扰。希望自己不用为工作而违背自己的意愿,特别渴望自主和从容的状态。其实直到一年多以前,我还过着那种生活,要去见无穷多的客户,开无穷多的新闻发布会。那时的原则是公司的目标第一,自己的意愿要妥协。
现在,不是特别大的活动就不用去了,生活比较舒适。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发展了,我有了这个资格。另一方面也看得出来,我们的团队成熟起来,每个人可以担当自己的工作。现在我终于可以安静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