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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肖伟才称，中国急需调整阶层利益。贫富差距的加大，是造成各阶层间矛盾的主要原因。10多年来，农民与其他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的怨气愈来愈大。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被誉为“老大哥”。然而，随著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日益完善，在转轨时期国企出现了许多不适应市场的情况，许多工人不得不下岗。有的工人在生活上还不如农民，他们当然有怨言。知识分子在生活上并不比过去强到哪里去。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他们一辈子的收入在北京还买不起一座别墅，同大款比起来，更是个可怜的穷人。商人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新崛起的富人阶层。他们靠著勤劳与智慧踏上了富裕之路。最近10年来，许多商人感到生意没有以前好做了，面对著消费不旺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商业，恶劣的竞争环境和有关部门的吃拿卡要，商人们也有一肚子苦水。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公务员中出现了一个危险的阶层──官僚阶层。这部分人寄生於权利之上，怀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利用手中的权利，疯狂地为己掠财。他们本应感谢社会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但是，这部分人永远不能满足私欲，这部分人是
一个危险的群体，他们享受著特权，却又不满足於特权。他们憎恨比他们更贪的大官，有时还把这种情绪发泄到社会上。吴敬琏指出：中国的确面临著“度大关”的关口，如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可能会出大问题。（联合早报6-15）
3月我给公安部门做的《黑社会分析》报告， 5月给民政部减灾司做的《草根族》分析报告，我就一直在想：谁为穷人说话。顺便说一句：本文是只做实证分析，不做道德判断，科学本身是不涉及终极关怀。

            　　“草根族”---弱势群体
    边缘人、弱势群体，最近被冠以法国大革命的词─“草根阶层“。边缘人，以前社会学单指民工，从生活形态上，他们即不属於农民，又不属於工人，即不属於乡村，又不属於城市，无钱无权无势无望无地位无知识，彻头彻尾的超三无人员。
    不断增多的“下岗”的城市失业大军，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199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办统计失业率达9.36%，2000年已过10.1%。2001年3月中经网：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於42.5%的财富。近几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远远低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两极分化严重，不平等将危胁社会稳定。按国际惯例，基尼糸数一旦超过0.43，将会危胁社会稳定。
    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全国发生的一些地方事件：2000年7月6日，山东安丘3000农民闹事！2000年8月23日，江西2万农民暴动！ 2000年7月23日，贵州六盘水2万煤矿、铁路工人闹事！2000年7月25日，湖北黄石800矿工闹事！2000年12月河北山东3万回汉民冲突。2001年8月25日吉林1万下岗工人趴铁路，1米1个。16军出动，最後以发放费用遣散了事。2001年9月9日400名郑州工人代表怀念毛主席逝世25周年，造成在金水路立交桥边，8只警犬几百警察与百名工人对视的奇观。
    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加剧：新的暴富阶层高高在上，而一个广泛 的中产阶级具体存在和影响力还存争议。被排除在利益分配之外的绝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则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工人、农民，他们完全没有利益诉求的渠道，由於教育费用的昂贵，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使这一群体的边缘地位更加无望。“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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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族”被排除在所有“圈子”--权力圈、财富圈、话语圈之外的大多数人，“垃圾文化”的泛滥（伪科学、伪幸福），象鸦片一样使大众转移矛盾，是对不公正的反抗
和替代。“草根族”只是庆幸自己不像另外一些人那　倒霉──受警匪恶霸敲诈者、上访者、自焚者之类。他们也许不忧愤，因为他们无力关注宏观的现实。他们需要利益诉求，需要反映渠道，他们不仅没有接近高层的可能，连接触精英、知识分子的机会都很少。
    何清涟在《中国社会结构总体分析》中说：“宪法上规定处於领导阶级地位的工人阶级及位於“次领导阶级”的农民阶级事实上已处於边缘状态。”中国已出现了庞大的社会边缘化群体：据估计，中国 现有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共有1亿左右，占总从业人数的4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有80%的人口处於社会下层与边缘状态，这种社会结构将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一份对江苏苏北地区自90年代以来发生的197起下岗（下岗这一类颇有“中国特色”的名词）职工犯罪的调查分析表明，下岗职工作为一种特殊犯罪群体，必须引起社会高度注意。该文作者总结出待岗职工犯罪的五大特点：
    1、犯罪类型，主要侧重於谋财型犯罪，在197起犯罪案件中，盗窃60起，抢劫24起，诈骗12起，敲诈勒索9起，贩毒5起，强买强卖的流氓犯罪26起，强迫、容留、组织、协助他人卖淫九起，共计145起，占整个待岗职工犯罪比率的70.2%。这种恶意谋利型犯罪显然与下岗後失去经济来源有直接关系。
    2、下岗後一至两年内是犯罪高峰期，这一点在收入微薄的特困企业职工中尤其突出。
     3、犯罪主体以男性青工为主。在此次分析中，35岁以下青工犯罪人数162人，占整个待岗职工犯罪人数的80.7%，其中绝大多数是男性。
     4、下岗前无一技之长，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从文化程度讲，下岗工人的文化程度比农民要高，但仍然无法适应社会要求。
     5、参与团伙作案比重高。由於以往工作上的协作性与业务上的关联性，下岗工人比农民更容易形成作案团伙。在这179起案件中，有1/4以上的人介入团伙犯罪，并有10多名为首犯。绝望者不是为了谋生而犯罪，大多数为了发财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2000年抢银行及运钞车，成了现阶段犯罪热点。黑帮不是天生的，大多是从亚文化群走上黑道的。随著中国社会大分化的加剧，一些主流社会的人也被无情的抛出来，他们即不属社会底层，又不属於社会主流，但都属於低收入群体，迅速被边缘化了。经济学家叫他们“弱势群体”──大批下岗失业职工、大批离退休干部、失权官员、不得志的军人、投机末遂知识分子、再加失宠专家。学者自然轻视没学历的下人，中产者习惯远离那些好斗的穷人，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接触穷人的。           我国现有的劳动力──比如国营企业的下岗工人与农村未经任何职业训练的劳动力──根本无法进入这些技术密集型行业，结构性失业将是这一代人（主要是老三届与新三届）必须面临的问题，因为这种状况与中国人口结构及低素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密切相关。入世後，人才需求将发生变化，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层次明显提高，高层复合型人才将成为服务业的热点，人力资源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配置。国内企业要与国际竞争、接轨，也要按照国际化标准运作。服务业吸收外资的绝对值和比率将明显提高，吸收外商投资总额的较大增加。中国白领与“洋打工”的竞争。失业大军也趋向“年轻化、知识化”，结构性失业将发生变化。
     老大哥被失业吓破了胆，草根族只好用民谣来述求无奈：“富了海边，肥了摆摊，穷了农民，苦了下岗，美了当官。”一些学者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边际渗透”让全民受益，公平与效率，优先选择效率，听来冠冕堂皇，这种人为制造贫富差踞世界少见。专家学者们想想，这是侃山吗，这纯粹是玩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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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若以牺牲穷人的尊严和人生为代价，里边就蕴含著深深的不公平，应该给人民以生存的可能。失业人员和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深层的原因，就是认为
这个社会对他们不公平。公正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公正是各种是非判断的参照糸，没有了公正，就没有是非感。当人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或是感到会严重的不公正时，人和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人就要反抗，有人会针贬时弊，有人则铤而走险，有人就会遁入，有人会犯神经病，当然背不住有人只是溜溜公园练练功。2001年2月18日本是“吉利”日，武汉当天因生活贫困跳江自杀的竟多达6人。
佛大学魏尚进说腐败加重城乡贫困，穷人缺少贿赂官员的手段，享有的政治权力也较少，饱受腐败之苦，穷人享受的社会服务水平较低，投资项目也较少向扶贫倾斜，穷人可能面临较高税收，在出卖农产品时处於不利的地位，又无法靠小企业来摆脱贫困。腐败拉大了收入差踞，加重了贫困，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减少了社会福利支出，减少了穷人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了穷人投资风险，使税收体制服务於有钱有势者，使社会保障脱离了目标，政府的政策保护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人民需要公正。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一个危险的社会。
    胡鞍钢指出，２１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失业，政府必把创造就业作为核心政策目标。
    温铁军观点则更鲜明：中国基本国策除了计划生育之外，还应该再加一个就是“就业最大化”，作为一个标准。无论你上什么项目，只要能够带动就业，那就是好的项目。这是第一。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就越大於生产资料功能。所以有没有什么政策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我们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制度，来解决中国农民把他的生存保障依存於土地这样一个问题呢？也不能。即使你把美国请来，它也不可能为一个国家占70%的9亿农业人口去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是不可能的。一切围绕效率的政策措施，在中国农村都必须为“农民能活命”这个至高原则让步。因此在耕地问题上，我从来强调，先保障公平，再兼顾效率。只有在大量农民离开了土地、耕地的主要功能不再是基本的福利保障而是土地收益率的时候，才有条件尝试那些以效率为中心的耕地分配和经营制度，但这只可能在一个十分久远的未来才有条件。
    茅於轼说：萨缪尔森在１９９７年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一句话　“如果中国能避免战争，政治动乱和乌托邦式集体主义，那　，当美国和西欧在下一个２０年里经济增长率徘徊在２％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萨缪尔森的这段话说了他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看法，认为关键问题不在经济本身，而在於政治与信仰。我们应该力图避免战争　什么是当前最现实的战争危险？恐怕不在国家和民族之外，而在中国人之间　要防止社会动乱　动乱的原因是什么？不大可能是吃不上饭，而是社会公正　要避免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其实就是计划经济　如果在这几方面不出问题，我国的经济不用管它，也会有相当高的增长速度　如果他的话不错，我们考虑的重点就不再是什么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也不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而应该转移到更大的战略问题，要用全力解决社会公正和收入分配问题，并且要防止计划经济的复辟　即使他的话不全对，他的提醒也值得我们深深地思考。

    何新说：目前的失业情况，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占人口比例以及上升速度，都堪称世界之最。目前还有那　多破产的国企。这些破产企业正在抛出大量的失业人口，即所谓下岗工人。而这些失业、无业人口已经成为社会中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另外，不仅工人下岗的问题，由於城市就业空间狭小，使得农村当中想进入城市寻找机会的过剩劳动力转移也成问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现实。我们国内现在失业问题已如此严重，人们竟还在叫好，真荒唐！失业问题，将是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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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最困扰国家的问题，也是直接导致动乱的问题。
    马迪厄《法国革命史》扉页上指出“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整个国家在欣欣向荣时期”。那　是什么东西使这次革命发生呢？他认为是由於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所以，我认为就业问题和失业数字是当前最重要的社会指标，其它数字没有意义，社会愈来愈不安全，有目共睹。在全世界，都把失业率下降与社会就业率上升，看作决定经济景气的重要数字。何新说：人似乎忘记了历史。某些
政策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都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大的范围内，加速释放出这股力量。这支社会力量，今天已成为中国社会犯罪的主要发源地。这支社会力量，主要是从农村过剩人口与城镇无业人口中释放出来的。由於这支力量的文明教育素质之低劣，当务之急，如何使亚文化群发育成为一种建设性力量，防止他成为一种破坏力量。流民，这个在中国社会中并不算数的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却又是最为可怕政治力量。但这个问题，似乎至今尚未引起当局和公众足
够的注意。
    杨帆讲：如果腐败的趋势，国家机关膨胀的趋势，政府不当干预趋势，企业自身垄断的趋势，都在”市场经济”的大旗下得不到扼止，当然是系统化的剥夺，最後要剥夺到最底层人身上。问题在於，最底层的农民也是人，他们虽然文化低，素质低，不懂法律，但出於本能，也不情愿为社会牺牲。他们也知道城里的花天酒地，也会采取同样的不择手段暴富原则。至於他们用什么手段，能干些什么，倒不重要，反正原则是一样的。如果中国不能从正面抑制腐败，行使社会职
能，那　就会有黑社会的横行，一直搞到有钱人有权人也惶惶不安的程度。
李慎之认为：中国有一个影子社会，在正统儒家文化的身後，还始终伴随著岳王忠义文化，在江浙、广东、福建及东南亚，岳王庙赛过夫子庙，儒家所推崇的礼孝文化和岳家的忠义文化并行发展，这一点从来被学者们所忽视。成为几千年来的农民社会的精神支柱，在中国传统民间帮会的复苏中起到支撑力量，在历代农民起义和暴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中科院国情中心康小光说：“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身无分文却要替於行道的人层出不穷，立志出人头地改朝换代的平民百姓从来不乏其人，野心勃勃胆大包天的草莽英雄更是屡见不鲜。”任何社会组织都有政治诉求。康小光指出：90年代先後，产生了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各种气功组织，也许是斗争哲学替代，也许是鸦片，也许是对理想的绝望，也许是寻找宣泄渠道，全社会几乎不约而同爆发过一场特异功能的大合唱。可好景不常，政府突然想起来，万一他们形成组织怎　办？“在一个封闭体制中，非政治性组织具有衍生发展政治功能的强烈冲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地要转变成政治性组织。”昔日的白领贵族，失去资本支持和权力保护，断了进身的仕途，也绝了发财的念想；但不可小视他们是...的过来人，熟悉党内的权术，具有几十年丰富斗争经验。
    不论从谋略上还是斗争艺术上讲，他们在水平上远远超过..功军师、黑社会马仔。即然，不能兼济天下，又不能独善其身，那你叫他怎　活。一旦破落贵族和游方术士的落草，给“草根阶层”带来了重要人力资源，“草根”就今非昔比了，接下来也寻求政治化和全球化的路径。谁轻视“草根族”，天真地认为他们真是“弱势群体”，那就错了，“草根阶层”攻击性极强，一点火星就冒烟。
    2001年3月朱总理讲：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天生民，民生就是天，就是最大的政治。古人云，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民生问题，受到中央政府、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协商机关更加务实、更加切实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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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标准，还是...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要革除政治生活中的不健康风气，树立务实的、关注民生的政治风气。
            　　中国精英--中产阶级
    90年代发生了最大的社会变迁。小人、狂人、穷光蛋，无名鼠辈、劳改犯、在逃犯，投机家、大款、封疆大吏、社会名流都极尽表演。精英傍上权力资本，傍上国际资本，俨然成为垄断资本或买办资本的代言人。社会地位飞速分化，体制不变，仅产权制度松动，意识形态、文化思想、政治体制层面则基本不动，一些社会控制重要工具跟不上社会形势的飞速发展，信仰、宗教、文化、教育，这些社会控制重要工具，退化到可有可无很弱的地步，不同的利益冲突、协调、合
作、制衡就很难完成。中国改革能否成功？就成了一大问号。
    当前冲突是：靠一元化意识形态控制不了多元化社会发展。精英统治还剩下什么？靠权力加资本。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权力资本、经济资本与知识资本的总体性精英集团。10多年无视牺牲弱势群体“草根”的利益，来迎合权力资本的扩张。尚若专家、学人仍无视“草根”生存状态，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呈现无序脆化状态，大多数人包括富人和高官也缺乏安全感。中国已经具备导致社会无序的诸多要素，不稳定因素最後聚焦在--腐败与暴力上。10多年无视“草根”的利益牺牲弱势群体，来迎合权力资本的扩张，学人放弃社会的责任後，最终恶果就会降临。精英和媒体不顾一切的给富人脸上贴金，“中国有多少百万富翁，中国有多少亿万富豪，中国多少富人的排行榜。”

谁为穷人说话？
中国精英已演变成资产阶级。当代中国精英是自1900年以来100年来背离民众最远的时期，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眼睛还是向下的，20世末，知识分子眼睛全都冲上了，假如中国精英全都找一个富爸爸，或自已干粹就想当富爸，那　穷人也会把权贵精英们都搞得惶惶不安的。
    清华李强分析，利益群体分为四层，社会底层、利益受损群体、普遍受益集团、特殊获利集团。社会底层全国大约在1.48亿户，户均 存款不足2000元，占总人口43%，利益受损群体全国约1.6亿户，户均存款不足2万元占总数47.6%。两者相加共3亿户，涵盖人口近11亿人口。普遍受益2513万户，户均不足10万元,占7.4%.中国富人是特殊获利集团,441万户，户均54万元，占1.3%。普遍受益和特殊获利集团总共不到3000万户涵盖人口1.2亿。（天元数据）
  　爆炸、沉船、翻车、塌楼、断桥、火灾、抢劫、绑架，接二连三，“特大事故”隔三差五。哈佛大学魏尚进曾论述过：高度腐败导致高发事故，高度腐败导致高度暴力。腐败使政府科层组织优势丧失，产生的负效率加大社会成本，恶性事故屡见不鲜，恐怖活动开始冒头。假如中国腐败程度降低到新加坡和香港的程度，中国的事故及犯罪率会降低93%。
    经济学家说寻租说了若干年，啥是“寻租”，草民搞不清楚。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经济学》认为：利用资源通过政治特权构成对他人 的损害大於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定为--寻租。塔洛克在《福利成本 》干粹就把垄断与偷窃类比，形成垄断的活动是非法的，反托拉斯法对垄断的指控，面临庞大的律师和法律程序。而持续谈判花费也非常大，因为稀缺资源的独特性质，官僚管理都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建立和挤入垄断活动中。
    成功的垄断者明白：赢家有所得，输家有所失。收入转移不是直接带来的福利损失，而是收入转移引发人们竭力获取或阻止这种转移。我们预见：为争夺这种转移的“浪费”性投入也必定非常大，以至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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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垄断的社会成本。偷窃本身是一种转移，没有福利成本。偷窃的社会成本是防偷窃私人保护和警察保护的公共投资之合。只要存在偷窃活动，就会有大量资源被转移到实际相互抵消不增加任何产出的活动。每一次成功的银行劫案将激发窃贼更加倍努力，银行增大安及警力的投入。以至造成的社会成本非常之大。
    格雷欣法则逆向流动是劣币趋逐良币，政治层面上是劣绅趋逐良绅，社会层面上刁民趋逐良民。民谣说，“官员不坏，提拔不快，官员不贪，就地罢官,官员不黑，立即升天。”腐败与暴力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总是时机已逝、完全失控的时候，人们才匆匆忙忙地想起“改革”了。政治体制改革愈迟，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也将愈大。反腐败最终要靠国家政治制度改革，反贪杀一儆百已失去威慑力，加大财政负担和社会成本，（纪检、监察、政法委、特别稽查），反腐败已变成权力斗争的一种工具。大干会使体制面临综合政治风险。近10年来决策者几乎陷入两难境地，决策者总是徘徊在推行高风险的全国改革和无所作为两个极端之间。完全可以搞特区试点，一减少政治风险，二减少社会成本和财政压力，三为全国制度改革创造适度空间。特区的成功也将为进一步的改革奠定基础。费正清50年前说过,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如何保持他庞大的文官糸统的廉洁。中国遇到腐败最疯狂的内部进攻和外部挑战。
    中央党校、社科院出版的《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对2000年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选择“腐败”为第一严重问题的人占比例为24.2%。选择“社会治安”17.2%，“失业下岗”“收入差距加大”8.6%,人数与1999年相比呈上升趋势。胡鞍钢在高级党校27期全国市长班调查,对来自全国的56名地县级市长，就社会稳定问题作了专题调查。与国家计委社会发展所的1999年《城市居民社会稳定状况跟踪调查》，（样本1500）。比较分析影响我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市长与公众是处於两个不同角度看问题，市长 的认为排序，第1是失业，第2是腐败。公众认为的排序是，第1是腐败，第2是失业。不论从那个角度看，腐败和失业都成为影响中国不稳定重要因素。90%的地方市长认为目前我国社会已经进入很不稳定时期。其中认为社会不稳定时期的人占78.2%；认为很不稳定时期的占10.9%；有10.9%的人认为我国仍然社会稳定。社会不稳定已然成为中国当前最突出的问题。社会稳定的标志是民心稳定，民心稳定在於人民对自己的生活和收入的满意程度的高低，即改革发展应使绝大多数人受益，并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由於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人口增加，相当部分人的收入水平下降，调查对象接近50%的人不满意，在计委社发所调查报告中，约有43%的人对自己生活水平不满意。有75%的市长反映所在地区目前社会治安状况有所恶化或越来越差。认为所在地区社会治安有所恶化的占65.4%，治安状况越来越差的占9.6%，约有25%的人认为所在地区治安状况越来越好。地方市长多数认为在惩治腐败方面上没有显著成绩。其中认为一般的为66%；认为不显著的为21.4%；只有12.5%的人认为是显著的。在计委社发所的调查中的城市居民认为政府在惩治腐败方面进展显著的占5.8%；较显著的占26.2%；没变化的占22.6；较不显著25.2%；不显著的为20.2%，後三项合计为68.0%。3月22日检察日报公布了南京市最新的一份调查，“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样本600）──答卷中有40.75％的人认为，“腐败问题”是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第二位的是“职工下岗”占23.58％；第三位是“收入分配不公”，占21　67％；第四位是“社会治安”，占9　92％。老百姓对这些
问题的看法，充分说明了当前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居民收入差距进一
步扩大。中国社会结构已形成巨大的断裂，社会秩序恶化，社会各阶层迅速分化，贫富差距昭然显著。

coldwind

好，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