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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只是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一个缩影。
家族企业这样一个本来只是就事论事的词，在中国却能产生各种丰富的联想和情感。一方面，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家族企业有一种被迫害心态，急于为自己辩护，增加自己的合法性和在官方话语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转型经济的特殊性，大众对于“先富起来”的企业家族有一种兼有羡慕、嫉妒和鄙视的复杂情绪，双方都很难把这些心理垃圾扔开，就事论事地讨论问题。
先讲家族企业的定义。从定量的角度，家族企业是由家族控制所有权并且控制管理权（最高管理层有两个以上的家族成员）的企业。从定性的角度，所有准备让后代接班、为后代而传下的产业都可以称之为家族企业。家族企业的重要性很多人都讲过，这里仅以“现代管理制度”最为完善的美国为例。按定量的标准，美国75%～95%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创造了美国40%～60%的GNP，这些企业中的80%～90%都希望孩子能接班。家族企业的重要性，从这些数据来看，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如果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忽视和歧视这种形式的企业，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自废武功”。
为家族企业辩护的人往往都强调血缘关系对创业初期信任关系建立的重要性。“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在传统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面临危机，而现代信任机制又未成型的转型时期，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原始信任机制的重要性尤为凸显。前一段时间，一些急于摆脱“家族企业”标签的创业者，在外部环境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引进所谓的“职业经理人”，效果不好，结果反倒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家族企业的忠实拥护者和辩护人。
其实，如果他们认识到创业者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体现，他们也许就不会那么动气了。例如，如果你的生意模式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各种特殊私人关系的灰色商业运作，你怎么能期望找到你能信任的职业经理人呢？你要能信任他，他就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黑社会的马仔了。与此相关，产权保护不到位和司法独立性的缺乏，使你自然无法信任外人。其他条件还有现阶段经理人市场机制的信号机制不完善、名声跑得不如骗子快、中国人信仰的缺失、商业伦理和职业操守的缺位等，这些都是无法在更广的范围内建立现代信任关系的重大障碍。
凡事有利必有弊。为家族企业激辩的创业者们心中往往另有一番苦水，那就是家族的内部矛盾。因为血缘关系，家族成员之间容易信任，节省了交易成本，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可是，家族成员之间一旦有了矛盾，同样是因为血缘关系，这种矛盾往往会迅速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研究家族企业的学者把这种特殊的交易成本叫做“家族代理成本”，相对于职业经理人的代理成本而言。两种代理成本，孰高孰低，还不好一概而论。
一起创业的家族成员，因为同甘苦、共患难，感情很深，家族代理成本一般不会很高。兄弟创业的难一点，但最后大不了分家，也不至于闹得太难堪。难的是第二代、第三代。创业者往往出身草莽，加上创业艰难，没有时间照料下一代，孩子们的成长环境往往是有缺陷的，其结果自然是有缺陷的人格。一个典型情况是父母复杂的婚史和各种复杂的婚外关系，子女之间能团结一致才奇怪。最坏的情况是骨肉成仇，互相把对方往死里掐。创业者要是能预想到这层，多半要生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叹，是不是还有为子孙传下一份基业的创业激情，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所以，富难过三代，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皆然。意大利著名的菲亚特公司的控制者阿涅利家族传了三代之后，最近就面临重重的危机。在第三代家长乔瓦尼和尤贝托最近相继去世之后，菲亚特公司和阿涅利家族都逐渐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人事上看，菲亚特公司的问题与阿涅利家族内部的纷争息息相关。尤贝托比大哥乔瓦尼小15岁，一直生活在大哥的阴影之下。1987年，乔瓦尼对外宣布尤贝托将成为他的继任者，出任菲亚特公司的主席。但1992年, 在几家债权银行的压力下，乔瓦尼又被迫同意让一个职业经理人成为继任者。1995年，尤贝托愤然离开菲亚特公司，专心料理家族的其他生意。从此，阿涅利家族的非汽车业务蒸蒸日上，菲亚特公司却一步步陷入了泥潭。
人事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公司战略上的飘摇和举棋不定。当尤贝托对菲亚特汽车毫无眷恋之意，随时准备出售时，乔瓦尼却一再表示菲亚特离开了汽车是无法想像的。为了延续菲亚特的汽车灵魂，2001年，乔瓦尼费尽心机，为家族的产业王国物色了一个接班人：26岁的外孙约翰·菲利浦·爱尔康(John Philip Elkann)。阿涅利家族已有100多个后代，但要找到一个有能力、对汽车事业又有激情的接班人也不那么容易。最早乔瓦尼选定的接班人是尤贝托的儿子，但很不幸，他33岁时因癌症而去世。乔瓦尼自己也有一个儿子，却痴迷于东方宗教，46岁时自杀了。创业了100多年的菲亚特如今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零落的局面，这出豪门恩怨的戏，真不知将怎么演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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