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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鸿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机会走访亲戚，在一家商场买东西时想上洗手间。抬头看见悬在半空中的标牌上，有两个并排而立的人物简图。搞过平面设计的飞鸿知道这是国际上通用的洗手间标识。于是按照其所指示的方向一直走到楼角。看到一扇门，把手旁写了一个大大的“推”字，于是推门而入。进去后又是一扇门，仍然有一个“推”字，于是又进。连推了几扇门却进到了楼梯通道。发现不对再想返回时，却赫然发现反过来的门把手旁贴有“此为消防通道，为单向门，只有内部人员凭卡才能进入”的警告标示。再拉门时已被锁住。顺着楼梯上二楼，因为同样的原因门还是反锁的。
他被困在里面了。
好在警告标示上留有电话，于是拨电话说明情况。对方一听他的描述，就告诉他人物简图标示的不是洗手间而是楼梯通道。
被内部人员“救”出来后，他问好了洗手间的位置。到了跟前，发现洗手间的标识与楼梯标识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他怕又走错了，一再问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确认无误后才进去。
商场有直接去地铁的通道，顺着地铁标识一直走，看到了进入的门禁，飞鸿刷卡进入。抬头找他想要乘的地铁方向时，才突然发现他进的是机场专用地铁，于是返身想出来。一旁的工作人员知道后抱怨他“你刷卡时有显示，门禁也会有停顿，你都不仔细看就进来了，我还以为你要去机场呢。”飞鸿听后哭笑不得：本地人知道这里有两条不同的地铁，外地人怎么可能知道。而且标识是在进来后才可看到，在外面并没有明显的指示。仅靠刷卡时的提示，一般人是不会注意到的。
看来此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出现。工作人员拿着飞鸿的卡进到工作室进行处理，之后又用她的卡把门禁打开放飞鸿出去。
连续出现两次误会，引起了飞鸿的反思。他认为问题都是出现在标识不清上。
一是清晰可辨的标识是国际化的需要。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没有标识的概念。所有需要标明位置和用途的地方都写汉字，而且也很少有引导性的提示。但这给不懂汉字的外国人带来了许多不便，尤其是上洗手间。据当时的报道称，那时的许多外国人是凭着中国厕所因为总是打扫不及时而产生的气味来寻找的。此后我国才开始重视标识并逐渐完善。其实国际上在许多人们经常要使用的领域都有通用标识。中国也基本照搬并在机场、酒店、车站、商场等地广泛采用。楼梯通道本有专用标识，不知这个商场为什么不用而采用与洗手间几乎相同的标识。
二是标识应该放在人们容易出错的地方。标识的使用和放置是十分讲究的。经常可以看到有的标识要么放的位置太高，超出人们的视线；要么位置太偏，人们注意不到。尤其是在北京这个人流量很大、节奏很快的地方，标识的位置更显得重要。这里有两条互不相连的地铁，应该在分流处就树有醒目的标识，而不能在进去后才可看到。标识不清的结果是给乘客和工作人员都带来极大的麻烦。
三是发现标识有问题后应该及时改进。飞鸿在两次出现失误与工作人员沟通时，都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他遇到的问题不止一次出现。因为他一说，对方马上就知道他遇到了什么情况，而且能够很快地响应和熟练地处理。既然总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从源头上进行改进？这应该是管理的问题，缺乏鼓励一线人员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的措施，从而导致同类问题一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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