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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建党伟业》中，有这样一个片段：以辜鸿铭先生为首的“旧学”派与以胡适先生为首的“新学”派在北大进行了一场关于新旧文化优劣之比较的辩论会。辜鸿铭先生以其特有的方式扞卫传统文化，他称当下的国人虽然剪掉了辫子，但内心的辫子却还存有，他自己虽然还留着辫子，但内心却没有辫子。在老先生看来，如果擅自将一个标准的、地道的中国人变成一个欧美人，那将是对于文明和人性的一种危险和威胁。在当时西学东渐的中国，辜氏看到“五四”运动以一种摧枯拉朽的方式把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便起来声讨，他认为全盘西化后的中国人将不再会过那种真正的中国人的心灵般的生活，那就意味着人类将会失去一笔不需什么花费就能让民众就身秩序的文明财富（也就是儒家的良民宗教）。辜氏的这种担心也并非全然是杞人忧天，就当今的中国社会生活情形来看，确实在有些方面印证了辜氏的那种担忧，比如全民的拜金、道德的滑坡、奢侈之风的盛行、一些80、90后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浮躁与浅薄等等，原先为辜老先生所称颂的中国人的深沉、博大、淳朴与灵敏，在现代中国社会似乎难以显现；作为传统的中国人身上的那种难以言喻温良和儒雅在现代中国人身上似乎也很难找到。要究其原因，也许是当代的中国人已不再阅读经典，不再像古代的孩子那样，生下来后所学的第一句话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我们现在似乎更愿意接受电子媒介的信息，觉得阅读纸质的东西既缓慢又费劲，不如从电子媒介上获得信息那样轻松。在这个方面，俄罗斯的民众更有说服力。原先前苏联的民众都非常热爱阅读本国的经典，即使是一个农妇，也能随口背诵几段契科夫的戏剧台词或者普希金的诗句，所以当时的民众是深沉、理性而又淳朴的，因为他们吸收的是真正的精神养料。而后来随着电子媒介的诞生以及声讯技术的普及，人们已不愿再去阅读真正的纸质的经典，转而热衷于浅近的轻松文学，渐渐地，人们开始变得浮躁、浅薄、无聊，由此看来，前苏联的解体似乎与此也不无关系。我国宋朝的博学大儒程灏认为，如果没有方法和目的，仅仅是为了从书里得到消遣的那种无计划的读书，就如同是浪费光阴，并且那种读书也会将我们的灵魂玷污。所以，阅读经典的真正目的应当是：读懂生活，理解生活，探究人生之道，进而懂得应当如何生活，如何去过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活。
毫无疑问，儒家的经典主要告诉我们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当需要怎样的人生，应当过上怎样的生活。整部《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以及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都是在讨论一个问题：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而这个标准正如余秋雨先生所总结的那样，共有三大模式，一是在行为模式上的礼仪之道，二是在思维模式上的中庸之道，三是在人格模式上的君子之道。我们如果谨遵孔子的教诲按照这三大模式去修造自己，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具有儒雅与温良气质的中国人。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正是尊崇了这样的标准，才使得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泱泱大国能够在和谐与稳定中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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