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大哥大”

renshengrc

早期的“大哥大”，不仅价格昂贵——每部高达一两万元人民币，而且形体庞大到要用台或座为单位的程度。不难设想，这么一个大家伙，别在裤腰上咯得慌，揣在怀里头不雅观，因此，那时鲜有美媚使用的。但是，一两万的东西藏着掖着，犹如锦衣夜行，而且也有违所有者的初衷。须知大哥大不同于小蜜，后者便纵有千种风情，万般柔情，也只宜金屋藏娇，绝没有广而告知的道理。前者尽管傻大黑粗，其貌不扬，但因为能够标明主人的身分和地位，是一定要须臾不能离身的。

　　不能离身而又不便携带，这就构成了哲学上的一对矛盾。于是有圣人出，发明了一种细长的牛皮包，专供放大哥大。有此专用之包，既可明示我有大哥大，夹在腋下又解放了双手，和猿从树上走下地来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且使用时也因多了一道工序而更显气派：打开牛皮包，掏出很牛的大哥大，牛皮哄哄地大呼小叫一通，那才叫神气。只是有时表演过了头，通完话有人告诉他，这儿是盲区，既接收不到信号，也发不出去信号——整一个牛大哥。

　　我的一个朋友，属于早期手机一族，一天到晚手不离机，有一次来我家，把盛着大哥大的皮包夸张地从腋下抽出，又用同样夸张的动作放在桌子上，以压抑不住的炫耀口气向我诉苦：“一天到晚带着它，真烦死人了。”我给他出了个主意：干脆两端系根牛皮带子，斜背在身后，既省出一个胳肢窝，又不影响使用；不仅神气，而且威风——这家伙，什么时候佩上了盒子炮？

　　这当然是玩笑，不过当年有大哥大的闹出笑话的还真不少。有人家里装了带有来电显示的电话，只要听到铃声，便舍弃方便而取麻烦，放着话筒不用，偏要掏出手机来接。更有买了手机苦于无人知晓，便在家里自个给自个操练，手机贴着左耳朵叫着自己的名字，话筒贴着右耳朵回自己的话，活象是演双簧。

　　如今的手机早已进化到“高级阶段”了，由身分的标志一变而成掌中玩物了，不仅形体缩小了很多，而且功能品种也多了起来，很酷的女孩子用根细细的丝线系起来挂在脖下，那是很别致的装饰品。更令人欣慰的是，那价格一路下滑，一般的平民阶层也玩得起。如果说手机的功能增加，显示的是科学技术的进步，那么玩手机的人数增加，则表明了人们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提高。想当初，有手机的人牛气冲天，简直是不可一世；而如今，乾坤颠倒，阴阳易位，没有手机的则成了不正常的事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巨大的变化，折射的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有手机固然给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多方便，可随之而来的麻烦也不少。且不说手机通话时产生的辐射问题还没有解决，单是在集体场合对公众空间的污染就很令人不胜其烦。去年我参加了一个报告会，报告人是大名鼎鼎的魏书生老师。偌大的一个剧场，挤得水泄不通，精采的发言赢来了阵阵掌声。美中不足的是剧场中此起彼伏的手机声，如深秋哀鸣的蟋蟀，叫得人心烦意乱。不自觉的人对着手机大喊大叫，稍有自觉意识的则低声细语，文明的则一路小跑，到卫生间“方便”去了。其实，就手机所有者而言，最大的麻烦还是私人空间的被挤占。手机随身带，就随时有人“拷”你，你就如同一个赤身裸体的人一样，时时刻刻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中，个人隐私是一点也“隐”不掉的。不妨设想一下，一个人正和恋人在甜言蜜语，或者在温柔乡里酣眠大睡，手机突然铃声大作，那该有多煞风景！我就不止一次听到手机所有者啧有烦言。没有手机想要手机，有了手机又想摆脱手机，这种矛盾又一次印证了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说了这么多手机的“坏话”，似乎我是手机的“反对派”，其实不然。有手机还是方便多多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随身佩带它的了。只要是不把它作为炫耀的资本，不用它去骚扰别人的正常生活，拥有手机的人还是越多越好，既给自己带来方便，又为拉动内需作出贡献，利国利民，何乐而不为？倘若手机智能化、人性化的程度更高一些，能够解决上面所说的问题，那更是锦上添花，好上加好了。到那时，像我这样的草民，也会节约每一个铜板，成为手机一族的成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