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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令伟:我看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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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维网 www.chinathink.net 2004年1月2日 阅读数: 675 摘自:燕园评论
毛泽东是巨大的历史遗产。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岁末年初,他仍能在中国人的心中掀起波澜。除官方的纪念活动和有关毛泽东的出版物外,围绕毛泽东网上评论纷纭,时有观点尖锐对立的争论。这本身就再次说明:无论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但这个人作为一个巨人的影响力却是谁也难以否认的。就言论自由而言,今天人人有权从各种不同立场、各个不同角度去评价毛泽东,但要从历史责任感出发,那么就应当尽量做到全面、透彻地评价毛泽东。为此,应不屑于取媚任何党群和个体,不惮于得罪任何个人和集团。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领袖人物,在毛泽东身上浓缩了风雷激荡、矛盾交错、斑驳陆离的近百年古国风云。复杂而奇瑰的中国近现代历史铸造了复杂而奇瑰的毛泽东。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巨人,对于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简单的褒贬是毫无意义的。
毛泽东的复杂性就在于:他曾是西方民主激进的追求者,是“五四”时期的自由斗士,为了推动地方自治的实现,他提出过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极端口号;后来又转向信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专政;而在他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以后,却再也容不得国内有民主因素的存在,甚至连党内高层十分有限的民主也容不得,从阶级专政最终走向个人集权。这种个人集权的极致就是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古代的帝王专制也达不到这种极致。
毛泽东的复杂性就在于:他曾是农民运动的领袖,是最先深入农村从事解放农民的人,也切实通过土地改革等途径在某种意义上解放了穷苦农民。但他后来推行的集体化特别是人民公社运动使农民成了最大的被剥夺、受禁锢的群体,成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二等公民”。
毛泽东的复杂性就在于:他曾受到王船山学术、顾炎武精神的熏陶,独服于曾国藩,追慕过康梁,深受陈独秀的影响,钦敬过胡适之,还曾是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短期信徒,后来皈依于马克思主义。但在晚年,他又深深陷入故纸堆中,喜欢曹孟德的慷慨悲凉,自比秦始皇―并宣布超过他一百倍。
毛泽东的复杂性就在于:他具有造反的天性,藐视一切权威和秩序,鼓吹“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在青年中年时代是职业革命家,晚年又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大造“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大小小做官当老爷者”的反,鼓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倡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但另一方面,他亲自领导创立的政治经济体制又成为长期以来束缚中国人的桎梏,他用无坚不摧的革命手段解放了中国,但他又将解放了的中国人置于新的铁笼之中。
毛泽东的复杂性就在于:他曾用精神的力量、思想教育的作用唤起了人们为革命的奋斗和牺牲热情,正是依靠这种精神支柱,他和他率领的队伍才一次又一次从艰难困苦中走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革命奇迹,乃至完成人类史上罕有其比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但他在建国后又滥用了这种精神的力量、思想教育的作用,最终使其走向极端和反面。结果思想教育转化为大规模、特别是针对知识阶层的思想性压制和迫害,精神力量转化为荒唐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经济大跃进。
毛泽东的复杂性就在于:他曾是运用阶级斗争手段的大师,他曾深刻地分析过旧中国的阶级和阶层状况,他领导革命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运用了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从而有效地分化和孤立了敌人,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劳苦阶级的积极性(其中也不容否认存在相当大的消极面)。但在建国以后,他对阶级斗争理论和手段的过度滥用却人为地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阶级敌人”,制造了社会性分裂和大规模的群众性迫害。
毛泽东的复杂性就在于:他曾领导中国人取得过多方面的辉煌业绩,抗击日本侵略的业绩,结束百年来分裂和混战、统一中国的业绩,立国初期和平改造和治理中国的业绩,抗美援朝的业绩,致力于工业化和建设独立强大国家的业绩。但他也给中国人带来很大的创伤,别的不说,单他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就造成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他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导致冤狱遍地。如果只从辉煌业绩看,那么毛泽东是近世罕有其比的伟人;如果只从他的灾难性过失看,那么就只能是负面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复杂性就在于:他在政治领域、军事领域、诗文领域甚至哲学领域都取得了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他是大政治家,是天才的军事统帅和划时代的军事理论家,又是独步天下、迫李逼苏的豪放派诗人,还是自成体系的实践派哲学家。但是,当他将经济泛政治化,将指挥打仗的战略战术移植于建设领域,将诗人的想象力运用于国计民生的筹划方面,将理论上能动的唯物主义推向极端而演变为实践中无所不能的主观主义后,超人的才智就变成了令人痛心的破坏力。
这就是毛泽东。
在毛泽东身上,就集中了对比如此强烈的矛盾行为。优点和缺憾、成功与失败、成就与过错、建设与破坏、做出的巨大贡献和带来的灾难性创伤、超群的领袖魅力和异常的领导式空想,就如此奇妙、如此鲜明地共居于毛泽东身上。以至于完全可以说,毛泽东就是巨大的矛盾集合体。毛泽东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青年毛泽东、中年毛泽东、老年毛泽东、晚年毛泽东,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和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和作为经济建设部署者的毛泽东、作为军事指挥家的毛泽东和作为发动极左运动的毛泽东、作为破坏旧世界的毛泽东和作为建设新中国的毛泽东、战争年代的毛泽东和和平时期的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毛泽东和20世纪70年代的毛泽东、抗击外来侵略的毛泽东和面对内部管理的毛泽东、反抗压迫的毛泽东和引蛇出洞的毛泽东、倡言民众大联合的毛泽东和发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指示的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毛泽东和号召大办人民公社的毛泽东,其间有很大的区别和不同。
事实上,无论是毛泽东的贡献还是毛泽东的过错,包括他辉煌的业绩和带来的灾难,都不能完全由毛泽东个人负责。毛泽东个人、包括他的全部行为都是一定条件下时代的产物,群体的产物,集团的产物,社会的产物,体制的产物。人们如果同意“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那就必须同意“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然而这两种说法都是对个人作用的极端性夸大。单枪匹马的毛泽东既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也不可能发动“文化大革命“,换句话说,毛泽东尽管具有超群的魅力和非凡的才智,但如果没有时代环境、体制条件作依托,没有那样一个群体,没有那样一些志同道合和推波助澜之人,这种魅力和才智就无从发挥,既不可能为善也不可能作恶。不然,就无法解释前苏联、北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以及诸如此类国家的领导人,在做出一些成就之后,又很少有例外地陷入错误泥淖,给国家和人民同样带来很大痛苦。毛泽东和这些领导人的最大区别是:由于毛泽东超群的才能、特殊的个人魅力和异乎寻常的想像力,加上其他一些条件,使他取得的成就和所犯的错误都特别地具有戏剧性和轰动性。
当今中国的一大有趣现象是: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无论在网上还是网下,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无论是公开发表的文章还是未出版的作品,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中小学生,无论在正式场合还是私下议论,谁都有权说毛泽东犯过错误,谁都可以谈论毛泽东的错误,以及毛泽东安排的接班人华国锋的错误(江青、林彪集团及其他定案的领导性人物另作别论)。但是其他领导人呢?包括故去的和未故去的,卸任的和在职的,给人的感觉就都是圣人或准圣人了。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泽东以外其他领导人几乎都受到批判和批评,文化大革命后除了能公开批评毛泽东和他安排的接班人外,其他领导人罕有被批评的。这是多么有趣的两极现象!因此,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神话在中国不但没有绝迹,且在以新的形式上演:从对一个领导人的神话走向对许多领导人的神话。
值此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当主流媒体再次掀起歌颂毛泽东的热潮时,抨击和谩骂毛泽东的言论也时现网上。但今天的中国可能更需要的是冷静、理性、客观、全面、透彻地评价毛泽东。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最需要继承和发扬的是毛泽东那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敢于蔑视任何对手和困难的大无畏精神。不管毛泽东在一生的不同时期发生了多大变化,但至大、至刚、至伟的大丈夫精神是毛泽东之为毛泽东的本质所在。驱张出湘,迫倭投降,赶走蒋介石,睥睨“苏修”,视“美帝”为纸老虎,靠的就是这种大丈夫精神。你可以批评毛泽东的许多做法,但你无法否认,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才成为一个敢向世界上最强大国家说不的大国。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最需要继承和发扬的是毛泽东那种为目标坚定不移、脚踏实地、身体力行、一往无前、舍生忘死的奋斗精神。一些自视为民主派的人谩骂毛泽东,但毛泽东和他的新民学会战友当年在湖南驱除军阀专制、推动民主自治的行动和魄力,你们具备了多少呢?
中国人必须走出神化和谩骂毛泽东的两极,同时必须对大大小小的新神化提高警惕,批判地继承毛泽东,发扬毛泽东,用毛泽东的精神来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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