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坚持的一点是,将最拔尖的学生集中起来封闭式教学,让其他所有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参加同样的高考,是违背教育初衷的。——何道明
这名来自美利坚的洋鬼子已经不怎么“洋”了。除了中文名起得相当地道,普通话说得相当靠谱外,在中国呆了14年的何道明不但娶了个中国太太,生了个中美合作的宝宝,还在中国两所知名中学北大附中、深圳中学先后担任过八年副校长。
媒体对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他所接受的美利坚教育与他所执掌的中国应试教育之比较心得,彼时,中国女婿何道明却开始反复强调他“客人”兼“打工”之双重身份。“我是来工作,不是来颠覆中国应试教育的。”他说。
N年前他就学会了“以退为进”,因为总有一些中国同事对他过于“花哨”的想法提出抗议,“你是美国人,你的这套不符合中国国情。”
所幸,何道明得到“老板”王峥的大力支持。这位刚从深圳中学卸任,重返北大附中的知名校长,在深中推行了史无前例以至险些被打上“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课程标准改革——取消班主任,实行走课制。
洋鬼子副校长干得很HIGH,还亲自担任学校管乐团指挥,带着一群中国孩子抱回了个全国金奖。
何道明为自己的学生自豪,他们聪明、自信、独立、国际化,代表着中国的新生代精英。但同时,他也注意到中国重点中学的精英学生与普通中学同龄人之间的悬殊差距,对于后者,实施新课标的“不符国情”是毋庸置疑的。
香港弘立书院副校长何道明 (何道明/图)
我才知道重点中学的存在
1996年刚来到北大附中做外教时,我才知道“重点中学”的存在。为了便于理解,我将它理解为“磁铁学校”——像一块磁铁,咻咻咻,把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学生都吸引进来。
我带的一个班是理科实验班,班上的学生全是全国各地奥林匹克竞赛金奖获得者,他们被封闭在校园的一个区域,接受针对式的学习与训练,他们的未来是直接保送北大、清华。说实话,教这样的班级其实很轻松,这些聪明孩子入学时英语平均分就达到了125分。
其他普通班的孩子则根据全国统一的教材安排教学,一次我去外地客串上课,发现各地的教学进度竟然都大同小异!
美国中学没有统一教材,也没有重点中学、普通中学之分,老师不会根据学习成绩来划分学生,而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兴趣与特长进行分层教育。比如数学特别好的学生,就可选择难度系数更大的数学课,与和他水平相当的孩子在同一个课堂。其他课程也是如此。
你会发现,在美国的中学里,什么样的学生都有,数学特别好的、音乐特别擅长的、社会活动能力特别强的……他们各自的特长都会得到尊重与鼓励。
这也跟美国没有统一高考有直接的关系。我讲这些时很谨慎,毕竟,两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有根本的区别,很容易会招来质问,嘿,你怎么总拿美国说事儿?
我有同事曾对我很不满:“我们班的英语平均分很高,你为什么说我们做得不行?”我说,不是不行,是还不够好,学生中有多少能与老外用流利的英语交流?
甚至有家长提出要将孩子转学,因为我总是鼓励学生去做一些与高考无关的事情。
但我始终坚持的一点是,将最拔尖的学生集中起来封闭式教学.让其他所有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参加同样的高考,是违背教育初衷的。高中教育及高考是为了考大学这一目标设置的,那大多数考不上或者不想考大学的孩子呢?为什么不让他们接受更适合自己的教育?
如果教育只为了高考,那标准太低了
2004年,我随北大附中校长王峥一同来到深圳中学,我受到他的赏识源于我们教育理念的一致——学校最大的工作是保证每一个学生有空间发展,不管是什么水平的学生。在深中,这位教育理念很开放的新校长开启了新课标改革。
深中的学生开始像美国的孩子一样,下课的间隙,各自抱着书本,楼上楼下的找教室。学生可以跨班级与年级自主选修,并且还可以选择课程的学习顺序、时段安排,甚至不同的任课老师和授课方式。
老师们都被鼓舞起来。一次,一个美术老师“颤颤巍巍”地到校长办公室递交一份申请,关于美术教学改革。按以往,作为一门与高考无关的弱势科目,这种想法是很“不知时务”、小题大做的,但我们经讨论后很快就通知这位老师,action!(立即行动)
当然,可以想见,一些老师,包括一些家长的热情并不高。所幸,改革后的第一年,深中考取北大清华的数量仍是广东省第一。这让我们大松一口气,也让我更加决定,在保证应试教育的目标前提下,多开发孩子们的发展空间。如果教育的标准只是为了高考,我只能说,我们的标准实在太低了。
我还引入了美国学校中普遍流行的校友文化,鼓励学生通过facebook等社交网站与毕业了的学长交流,也不时邀请学长回到学校,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与人生目标的确立。
我欣赏我的学生,并鼓励他们申请美国排名前五十的大学,我相信,只有将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学生,放到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才会产生最有影响的社会效果。
但这些优秀的孩子,只是中国最顶尖的少年精英。我有注意到,中国每年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高度集中于城市,再确切地说,集中于各座城市的几所重点高中。我1996年就到北大附中,密集接触了中国同龄学生中的佼佼者,14年后,还是这个样子。我想,中国政府应该将精力分摊些到那些占据大多数的孩子身上了。
毕竟,不管是来自于哪个国家的教育者,都应达成这么一个共识:学生在天分、能力上的区别肯定是有,但获得的资源与发展机会应该是公平且充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