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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是全球迈入低碳社会的关键角色之一。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必须拥抱绿色革命，不仅仅是承担国际责任，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红利”，在全球制造业的市场份额从2000年的5.7%快速上升至2008年的11.4%。同时，我们积累了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超过50%。但现实情况是，除去华为等少数例外，大多数中国企业仍处于“微笑曲线”最低端，主要靠价格优势参与国际竞争。我们更要看到，中国企业的价格优势并非基于管理能力的提升和效率的进步，而是来自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以及人民币汇率的低估。
由于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企业得以长期依赖所谓的成本优势，而未能在品牌、创新、管理等方面取得大的突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杠杆，定价过低的资源必然会被过度消耗。比亚迪为何将国外买来的自动化生产线转化为手工作业？价格使然。同样的逻辑，由于环境污染权定价过低，湘江等一条条河流被严重污染；由于能源价格过低，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比美国、欧盟、日本分别高2.5倍、4.9倍、8.7倍；我国8个行业(石化、电力、钢铁、有色、建材、化工、轻工、纺织)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燃煤工业锅炉平均运行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5%-20%；机动车百公里油耗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我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
凡此种种，固然是企业的问题和责任，但单纯地靠呼吁和社会责任教育是难以根本扭转的。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微观经济体，企业是在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进行理性决策的。制度决定行为，企业的行为是现行制度环境之果。简言之，企业是趋利避害的，制度环境鼓励什么、惩罚什么，直接决定企业的行为取向。因此，与其哀叹企业不争气，不如反思制度环境如何改进。
首先，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导致了对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漠视。招商引资之所以令地方政府乐此不疲，既是因为可以创造可观的财政收入，更是因为GDP仍是地方政府官员考核的主要指标。作为全球IT产业制造基地的苏州，不仅创造了巨大的GDP，更成为官员升迁的摇篮。这无疑将对其他地方政府产生很强的示范效应。由于只关注GDP，地方政府往往在招商引资时不断降低标准：以优惠价格为企业提供土地，对企业存在的环境污染、用工不合规等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终至带来富士康12连跳之类的悲剧。
在经济学中，“外部负效应”（negativeexternality）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企业可以通过逃避污染环境的责任等方式，将部分成本转嫁给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环境的过度利用。在现阶段，已经出现了不少重金属污染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政府对受污染影响的人群进行补偿，实际上是承担了污染企业所转嫁出来的成本。
其次，强制标准的缺乏，导致企业知而不行。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合谋是违反《反垄断法》的。在不能合谋的情况下，企业在决策时不得不顾及竞争对手的反应。以汽车行业为例，如果某企业主动提高汽车排放标准，虽然对社会有利，但该企业却可能丧失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成本优势。化解此类博弈难题，需要政府强制标准的介入。
企业和个人都具有一定的行为习惯和惰性。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们在努力做出改变的同时，又往往会陷入惰性的陷阱。在“限塑令”出台之前，很多人虽然知道塑料袋对环境的破坏，但仍然觉得一件塑料袋无关紧要，往往知而不行。类似地，我国的酒店行业仍然流行的是一次性拖鞋、牙膏、牙刷，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离开政府的强制规定，要改变殊为不易。
再次，利益集团导致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近些年来，煤矿事故层出不穷，环境污染案例频发。但深究之下，往往背后存在复杂的利益集团。在现有的司法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往往对法院系统有很大影响力，导致“选择性执法”，被查处的只是那些没有很强的关系背景、媒体和舆论压力过大的项目。即使一些被查处的案例，也往往出现惩罚力度太小、幕后保护伞不能被揪出的问题。此外，执法部门对众多企业参与的集体性违法表现得非常软弱，例如湘江被污染，应追求谁的责任？绝不能因为违法企业众多，就可以网开一面。
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政府关注的焦点是财富在不同人群之间的横向分配关系。在自由竞争实现的初次分配基础上，再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手段，实现二次分配，以避免贫富差距的过度悬殊。但是，政府、企业、个人都存在行为短期化的倾向，只关注当期的、自我的利益，而忽视财富和资源纵向的代际分配。由于未来的后代没有办法对今天的决策施加影响，合理的代际分配就取决于政府的远见和责任。在代际分配中，最关键的资源就是环境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
现有的增长模式也意味着我国消耗大量的资源，以低价销售产品，去补贴欧美发达国家的居民。虽然CO2属于全球性资源，但矿产、河流等则是本国资源。以过度消耗本国资源的方式，换取巨额外汇储备，而拥有外汇储备的则是本来就已经过于强大的政府，此种策略，实属不可取。
历史上，荷兰曾经患过“荷兰病”(DutchDisease)。20世纪50年代，荷兰发现巨量天然气储藏，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但是对天然气的过度依赖却导致其他工业逐步萎缩，特别是创新动力萎缩，结果在80年代初期，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目前也患上了“中国病”，不是因为资源过多，而是由于资源价格的扭曲（即企业使用资源的价格低于其社会成本）。想象一下吧，如果企业能以不到发达国家工资十分之一的成本雇佣工人；能轻易地污染环境而不承担责任；能够以牺牲消费者健康为代价来降低成本，那么，将获得何等的成本优势？如果企业能轻易地获得令人生畏的成本优势并以“中国价格”冲击国际市场时，怎么能有足够的动力和压力去创新和打造品牌呢？
构建低碳社会的目标既明，我们需要聚焦的是如何执行而非空洞的呐喊。对企业和消费者进行教育固然有益，但更关键的是政府责任：确保司法独立，突破利益集团的阻挠；制订低碳经济的行业最低标准，促使企业集体向上提升而非向下沉沦；消除资源价格扭曲，避免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唯有构建起绿色制度，低碳社会的理想才能拥有现实的根基。
（本文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为栖息谷特约专栏专家）本文刊于2010-07-16《经济观察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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