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无耻的中国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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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 在西方世界，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这就是，“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据说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在去世前曾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从知识分子在西方“是”社会的良心，到在中国“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人们大概不难发现二者的区别。 所谓良心，实际就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一个人判断事物的正确与错误的底线，英文是conscience，词义是sense of right or wrong。所谓“社会的良心”， 就是指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探索真理，而他们的本能就是根据自己的知识和思辩，对社会现象做出道德的判断。虽然 “知识分子” 的概念尚且没有人人认可的内涵 <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但位于一个国家学术金字塔顶尖的院士怎么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吧？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院士是“社会的良心” 吗？ 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我得出的答案是，中国的院士不仅不是中国社会的良心，他们根本就没有社会良心。“社会良心” 不同于“社会的良心” ，它是指一个人，一个团体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没有社会良心，当然就不会成为“社会的良心” 。事实是，几十年来，中国的院士为了一己私利，一直在昧着良心，欺骗公众，欺骗社会。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的盲目信任，院士对中国的发展所造成的危害也就十分严重。 说“中国的院士没有社会良心”，可能有“打击一大片”的嫌疑。不错，中国的院士群体中，有学术水平高的，有道德修养好的，也有二者兼备的。但作为整体而言，这是一个腐败的机构。判断一个群体、一个机构是否腐败，并不是看这个群体、这个机构的成员中有多大的比例是腐败的，而是看它是否有一个优胜劣汰的吐故纳新机制，是否有一个严格全面的自我监督机制，要看它的内部到底是邪能压正，还是正能压邪，更是要看这个群体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集体表现。总而言之，就是要听其言，观其行。根据上面的这些标准，中国的院士根本就不及格。 新中国的院士制度开始于1955年，当时称之位学部委员。从1993年起，中国的学部委员改称院士，院士人数也在几年间翻了一番。与之相应的，是院士的学术水平和道德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亦明：中国院士制度的演变>。本系列文章分为三篇，将从不同的角度揭露、分析、批判腐败的中国院士制度，撕下蒙在中国院士头上的神秘面纱。中国院士学术水平的问题，不在本系列讨论之内。本系列文章只讨论中国院士的道德问题。 一 亩产万斤与饿殍遍野 早在“大跃进” 时代的1958年，中国的学部委员钱学森就在报纸上鼓吹“亩产万斤” 的可能性。在一篇文章的开头，他引用了一首民谣：“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下，明年火车还嫌小”。当时河南有的地方先后“创造”了亩产两千多斤和3530斤粮食的纪录，于是钱委员自问自答道：“土地所能给人们粮食的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他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年后，他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据说他的文章还真的使毛泽东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 这个问题。<丁抒：《人祸》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 。 从理论上说，钱学森可能并没有错。植物如果能够利用太阳光能的30%，并且植物五分之一是可食用的粮食，亩产量确实可能达到五万多斤。但在现实中，这两个 “如果”是明显不可能的，即使根据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而放在1958年、1959年那个已经危机四伏、饿殍遍野的年代，公然大肆鼓吹“亩产万斤”这套理论，那就是明显的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这可能是中国院士丧失社会良心的最早例子。 钱学森先生在五十年代经过长期争取才辗转从美国回到中国，在1957年当选为中国第二批学部委员，并在1958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钱先生回国的目的不外是报效祖国，那么他为什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干这种今天看来如此愚蠢的事情呢？即使是五谷不分的公子哥，也应该知道把当时粮食平均亩产从数百斤提高到数万斤应该是多么的不可能吧？更何况，从“前年卖粮用萝挑” 猛升到“今年汽车装不下” ，恐怕连小孩子都骗不了吧？在“中国院士制度的演变” 一文中，我曾说过：“政治标准在院士选举中的实施，使院士成了政治制度的附庸，使他们丧失了社会良心”。 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受到麦卡锡反共狂潮的迫害，回到中国后，又耳闻目睹反右运动的残酷激烈，这些，对他不可能毫无影响。把个人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放在了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之前，是院士社会良心丧失的主因。 除了钱学森，另一个在“大跃进” 运动中丧失了社会良心的是第一届学部委员、经济学家薛暮桥。薛暮桥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并且在中央财经小组工作。他明明知道各地官员上报的数据是假的，但他仍旧指示下属：“现在大跃进的浪潮谁也顶不住，就按省委意见上报。”<丁抒：《人祸》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 。 “大跃进”造成数千万中国平民死于饥饿，笔者在此无意计算其中有多少是亩产万斤理论的牺牲品。今天看来，“大跃进”运动的实质就是愚昧，而当时中国最有知识的人，也就是那些学部委员们，却没有利用自己的知识，承担“社会的良心” 这副重任。相反，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地位来使这种愚昧的行为变本加厉，使愚昧行为穿上”科学“的外衣。应该承认，在那个年代，主动抛弃自己社会良心的学部委员还是极少数的。但绝大多数的学部委员却通过沉默，被动地支持了这些丧失良心的人。钱学森完全可以保持沉默，但他却选择了说假话。其他学部委员应该说真话<当然要冒风险，否则还叫什么社会的良心>，但他们却几乎全都选择了沉默。可怜的学部委员们，你们为什么会全部做出错误的选择？ 二 “基因皇后”裙下的中国院士 2000年8月25日下午，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基因组北方中心主任强伯勤代表国家在北京长城饭店接受了被中国媒体誉为“基因皇后”的美籍华裔科学家陈晓宁教授的捐赠。同一天，陈晓宁被聘请为国家基因组北方中心分子细胞遗传实验室主任及教授。<《北京晚报》2000年8月28日>。据说，陈晓宁的捐赠是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价值尚无法估量的人类基因克隆库。此前，中国各大媒体都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这个陈晓宁。据《北京青年报》的文章：“昨晚10:30，当刚从美国归来的陈晓宁教授小心翼翼地将一片片活体基因板放入零下86度的冰箱中时，标志着我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掌握最顶级基因技术的又一个国家。”<陶俊峰：三大基因库昨日顺利运回国内>。北京电视台在7月8日和7月15日的《中国人才报道》节目就说：“据有关人士粗略估算，她<陈晓宁>现在的身价价值5亿元之多。”这些“有关人士”就包括中国的著名教授和院士。 不过，这出闹剧只上演了不长时间就嘎然而止。原来，旅居美国加州的方舟子从来没有听说过附近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有这么一个华人“基因皇后”，于是动了好奇心，结果让国人见识了中国科学史上空前的大骗局。长话短说，这个“基因皇后”实际是美国大学的一个实验技术人员，她带回去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价值尚无法估量的基因库”实际上花个几千美元就可以在美国市场上买到。陈晓宁捐献的真实目的是要为自己的公司造势，以便进入香港的股票市场。方舟子起草的一篇公开信马上就把这个西洋景戳破了。<方舟子等：关于“陈晓宁带回三大基因库”事件的公开信>。 问题是，当这场闹剧在中国的报纸和电视上隆重上演之际，中国的院士们都干什么去了？中国的老百姓养活了上千名院士，怎么当外国科学骗子大肆欺骗国人之时，却要靠一个旅居国外的义士来揭穿骗局？如果中国的院士看不穿这个骗局，那是他们学术水平太低；如果他们看穿了骗局，但却默不作声，那是他们的道德水平太低。不论哪种情况成立，中国的院士都不配当院士。 其实，中国的院士何止是默不作声，有的人实际上成了这个丑剧的吹鼓手和广告牌。那个“代表国家”接受“捐赠”的院士强伯勤还担任陈晓宁的“博宁基因公司”国内顾问团首席成员，名列第二的是另一名院士吴旻。尽管吴旻院士后来否认与“博宁”的关系，但那已经是在丑剧败露之后好长时间了。<吴旻：关于《博宁基因公司宣传材料》的声明>。博宁公司国内顾问团的其他成员包括：现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金力教授；现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教授；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的沈岩博导；北京大学的丘镜滢、陈珊珊、戴灼华博导；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方福德、蔡有余博导，等等。<见：博宁基因公司、创办人、顾问、产品介绍，http://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genelibrary25.txt>。如果没有方舟子，强院士和吴院士可能早就成了百万富翁，而那些教授、博导们大概早就晋升为院士了。怪不得有人那么恨方舟子。他断送了多少人的美好前程！ 到了今天，事情的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这是中国知识界的奇耻大辱，是中国院士对中国社会的严重背叛。可是，中国科学院向中国人民道歉了吗？中国的院士检讨自己了吗？强伯勤院士受到任何处分了吗？没有。一切都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被慢慢遗忘。 六十年代，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话剧，名字叫做“千万不要忘记”。对，千万不要忘记！忘记了，丑恶的东西就还会卷土重来。 三 震动世界的“核酸营养”骗局 几乎与“基因皇后”闹剧前后脚，中国大陆猛然间刮起了“吃基因补基因”的风潮。印有38位诺贝尔奖得主肖像的核酸营养品广告铺天盖地般地充斥中国的各大媒体，不明就里的老百姓象着了魔似地掏出大把大把的钞票去购买价格昂贵的各类核酸营养品，其中以“珍奥核酸”最火，它的营销点刹那间遍布全国。2000年10月，卫生部在青岛召开“2000年中老年保健国际学术论坛暨中国保健品国际博览会”，“珍奥核酸基因营养素”获得唯一的金奖。2001年1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让生命核酸造福人类——记我国著名基因科学家、大连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崔秀云教授》。在这篇采访报道中，这个著名的“基因科学家”竟然得意忘形地把自己“发明”的“生命核酸”吹嘘成当年秦始皇到处寻找的“不老仙丹”。 学过大学本科程度生物化学的人都应该知道，人类的食物中含有四大类高分子化合物，它们是：蛋白质、核酸、脂肪、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淀粉>。这些化合物质需要在人的肠胃分解成组成它们的单体或小聚合体，然后才能够被人类吸收利用。所以，尽管你吃的是蛋白质，但被吸收利用的却是氨基酸；吃的是核酸，被吸收利用的却是核苷或核苷酸。由于这四大类物质在普通食物中大量存在，并且人体细胞本身具有生物合成能力，所以只要饮食正常，几乎没有人需要单独进补蛋白质或核酸。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一个人可以选择吃米饭，也可以选择把他要吃的米饭用物理化学方法分成蛋白质、核酸、脂肪、碳水化合物，然后把它们分别装入胶囊。到底是应该吃米饭，还是应该吞食胶囊？如果没有病，一个人选择后者的原因只能是愚昧。而教唆别人选择后者的人，如果不是愚昧，一定是一个想要从中牟利的骗子。 “核酸营养”案的炮制者就是这样一群骗子。 与《光明日报》署名文章发表的同一天，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发表文章，“新的商业骗局和新的‘基因皇后’”，撕下了核酸营养品的骗人面具。 又是方舟子！难道这么一个简单的科学骗局，就把全中国的科学家都给骗倒了？普通的教授、博导能够被骗，代表中国科学技术最高水平的院士也被骗了？如果有谁真的这么认为，那才是被骗了呢。就在方舟子放出第一枪之后一周，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载平发表了《致光明日报社的一封公开信》，否认他曾赞扬崔秀云的核酸研究。1月31日，时任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重大项目秘书长的杨焕明教授公开指出，所谓的核酸食品在营养价值上和米粉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说，中国知识界头面人物的学术水平还没有低到大学本科以下的程度。他们就是没有勇气放第一枪。 不过，尽管“核酸营养” 案涉及的知识成分和知识水平远比“基因皇后”案低，但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却令人惊异地艰难。这场战争前前后后持续了近一年，双方你来我往大战了数个回合，真可谓一波三折。交战的一方是由方舟子率领的几个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而另一方则是包括国家卫生部、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中国保健科技学会”在内的强大势力。需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这个卫生部就是在今年的SARS风暴中隐瞒疫情的那个衙门。 中国的院士在“核酸营养” 大战中都干了些什么？自称“对医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老院长卢嘉锡曾在1995年给一本宣扬核酸营养的书《正分子核酸和代谢疗法》写了一篇序言，“祝愿正分子医学及其分支核酸代谢疗法，在中国得到比较健康顺利的发展，茁壮成长，迅速开花结果，为人民健康造福”。 这篇几百字的序言被他的两个学生杨秉渊、王中侃在五、六年后拿出来大肆炒作，在中国报刊上广泛刊登。另一个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树政则在“核酸营养”的研讨会和听证会上公开为“核酸营养”辩护。<方舟子：我控诉：中国生物化学界专家向公众做伪证>。这就是中国院士的表现。 倒是外国的科学家敢于主持公正。2001年3月1日，《自然》杂志刊登一篇评论中国科技现状的文章，提到了中国的“核酸营养”。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正面对“核酸营养”提出批评，但已经十分明显地暗示了对它的不屑，这从文章的题目，“中国的希望与炒作”，就可以看得出来。[Nature 410, 1 <2001>]。3月6日，诺贝尔奖获得者沃森发信给新语丝网站，否认核酸有营养功能。<新语丝：诺贝尔奖获得者沃森来函否认“核酸营养”>。另外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的戴维·巴尔的摩、保罗·伯格，和瑞士的维尔纳·阿尔伯也先后在不同场合表示核酸没有营养价值。<碧声：诺贝尔奖获得者否认核酸营养>。2001年8月10日美国《科学》杂志发表新华社记者熊蕾的文章：“中国：生物化学家发动反对道德败坏的网上战争”。。 至此，这场令中国科学家丢人现眼的战争才出现了根本性转折。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李虎军、朱鹏程的文章：“邹承鲁：‘核酸风波’不是学术之争”，这是中国的院士首次在这场大战中站在正义的一边。此时，距离战争爆发已经八个多月了。10月，中国生物化学学会制定“家规”：“学者不得为商家当‘托儿’”。<薛晖：学者不得为商家当“托儿”>。 核酸营养品虽然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完全销声匿迹，但也可以说是气息奄奄了。现在看来，当时如果没有方舟子挑起战端，没有外国志愿兵的参战，中国的老百姓可能直到今天还在受骗，而那些科技骗子也就会成为世界级的富翁。中国人养活了上千人的两院院士，可最终却要身在国外的科学家来充当中国社会的良心。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社会良心哪里去了？ 四 小结 中国蒙学经典《三字经》中有这么几句话：“犬守夜，鸡司晨”、“蚕吐丝，蜂酿蜜”，意思是说，每一种生物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功能和职责。在人类社会，当国家受到外敌的侵略时，军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奔赴前线，保家卫国。当一个社区不幸失火时，消防人员也必须奋力抢救受害人的生命和财产。做不到这些，就是失职，轻者要被开除，重者要受到法律制裁。 在人类社会，科学家的责任，除了在实验室中从事自己的研究，还应该包括向社会传播科学知识。而院士的职责，就是要在大是大非面前，代表科学界表明自己的态度。可是，从50年代的大跃进，到21世纪的两起特大科技欺骗案，中国的院士不仅没有表态<或及时表态>，没有站到正义的一边<或及时站到正义的一边>，没有保护社会和人民的利益，相反，他们还参与其中、推波助澜，使本来非常愚蠢、简单的把戏变得错综复杂，高深莫测。 为什么科技行骗在中国这么盛行？因为它每每能够得逞。 为什么科技骗局在中国容易得逞？因为中国的院士没有社会良心！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扶弱济贫，这些不应该是科学家的基本道德吗？退一万步讲，一个人也应该懂得知恩图报吧？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还知道，他们受着朝廷的俸禄，就应该为朝廷尽忠。2000年，针对有些人利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声势炒作“核酸营养品”，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柯林斯公开出面，抨击这些商业阴谋，要求美国科学家走出实验室，象公众传播关于基因的知识。。在欧美社会，伪科学之所以站不住脚，主要原因就是科学家凭着自己的良心，敢于、勇于出头露面，表明自己的立场。可看看中国的院士，他们享受着人民给予的至高无上的荣誉，享受着只有极少数高级官员才能够享受到的待遇，可他们却不仅不设法报答人民，为人民服务，却在人民受到科技骗子危害之时，装聋作哑，甚至参与其间，从中谋利。我不禁要问：院士们，你们的良心何在？ 注：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何祚庥等人为反对中国的伪科学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本人对他们的人格和贡献表示敬意。遗憾的是，他们只是中国院士的极少数，他们的行为也仅是个人行为。 参考文献 Lei, Xiong: CHINA:Biochemist Wages Online War Against Ethical Lapses. Science 293: 1039 <2001>. 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6。 亦明：中国院士制度的演变 http://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history/yuanshizhidu.txt 方舟子等：关于“陈晓宁带回三大基因库”事件的公开信。 http://xys.org/xys/openletter.txt 方舟子等：新的商业骗局和新的“基因皇后”。 http://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essays/cuixiuyun.txt 方舟子：我控诉：中国生物化学界专家向公众做伪证。 http://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hesuan4.txt 李虎军、朱鹏程：邹承鲁：“核酸风波”不是学术之争。《南方周末》2001年8月24日。 http://xys1.dyndn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zouchenglu.txt 吴旻：关于《博宁基因公司宣传材料》的声明。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2/wumin.txt 卢嘉锡：《正分子核酸和代谢疗法》序。 http://xys1.dyndn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hesuanyingyang7.txt 新语丝：诺贝尔奖获得者沃森来函否认“核酸营养”。 http://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hesuanyingyang66.txt 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pseudo/wanjin01.jpg 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知识就是力量》1959年8-9期。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pseudo/wanjin02.jpg 碧声：诺贝尔奖获得者否认核酸营养。 http://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hesuanyingyang14.txt 陶俊峰：三大基因库昨日顺利运回国内。《北京青年报》2000年8月20日。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genelibrary.txt 薛晖：学者不得为商家当“托儿”。《北京晨报》2001年10月7日。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shenghuaxuehui.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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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但中国的院士却丧失了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因此他们也就失去了作为“社会的良心”这个本能。不能够见义勇为，不能够承担“社会的良心” 这个重任，只能说明中国的院士群体没有达到人民对他们的期望，只能说明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只能说明他们还没有能够与国际社会接轨。也许这些要求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高了。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就换一个角度，用普通人的道德水准来衡量一下他们，看一看这个群体到底怎么样。 普通人的道德水准都是些什么呢？中国人讲究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虽然老套迂腐，但其中的一条在今天还是十分盛行的。这就是五常中的最后一个字，“信” 。《弟子规》中有“凡出言，信为先” 这句话，而中国现在也大讲“百业信为先”，所以这个“信”字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观了。那么，什么是信呢？信者，诚也。<《说文解字》>。不诈，不妄，不欺，不骗。 中国的院士能够做到“诚信”吗？ 一 院士抄袭知多少 在美国，学术犯罪的主要类型有两种，一是抄袭剽窃，二是伪造数据。抄袭剽窃属于低智商犯罪，因为它非常容易露馅，而一旦被发现，一个人的学术生涯就几乎终止了。所以，在学者中，敢于这么干的人极少。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不仅原封不动地照抄文字算是抄袭，把别人的观点顺手拿来而不注明出处，也算是抄袭。这些价值观念在美国的中小学就开始向学生灌输，所以在美国社会算得上是基本道德了。 可在中国的学术界，现在还有人争论抄袭剽窃到底是学风问题还是腐败问题，很多人就认为，“偷书不算偷”，抄点儿别人的文字还算得上是什么罪过吗？抱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仅有大学生、研究生、教授、博导，还有中国的院士。 由中国院士参与的剽窃案，最有名的当属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案。这个案件最早在新语丝网站暴光，后经《南方周末》在国内传遍大街小巷，虽然不能说是家喻户晓，也可以说在学术界是人人皆知。事情暴露后，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曾对外界表示，要“彻底调查”。当时我就有些纳闷，案情已经水落石出，涉案人供认不讳，还“调查”什么？“办”就是了。果然，在“彻底调查”了大约半年之后，中国工程院在今年6月公布了它是如何“办”的：由当事人做出“自我检查”。 其实，中国工程院的“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在它的工作报告中，连这个被要求做出“自我检查” 的院士的名字都没有透露，到底这个受到“处理” 的人是不是顾冠群，广大中国人民还在猜测之中呢！ 其实，这类事情如果发生在欧美国家，不用别人处理，当事人一般早就自己脸面挂不住，不说辞职走人，至少要辞去校长的职务或院士的头衔，免得学校和同行受到侮辱。可在中国，顾院士仍旧是顾院士，顾校长还是顾校长，笑骂任尔笑骂，院士校长我仍要为之。这样的大学校长，如何面对自己的学生、下属、同行？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二 一个成功的学术骗子 剽窃抄袭只是学贼中的笨贼、懒贼所干的勾当，得到的也多是蝇头小利。智商高一点儿的、稍微勤奋一点儿的学贼干什么呢？ 200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爆出的最大新闻就是，年仅39岁、没有留学背景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所长贺福初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院士”。紧接着，这个院士成为国家“973”重大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并获得全国五四青年奖章和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一时间，贺福初院士成了全国青年的榜样。 贺福初凭什么被选为院士的呢？根据中国科学院网站的“院士介绍”专栏，他的主要贡献有三：1，“发现一种能特异刺激肝细胞增殖和肝脏再生的新细胞因子即人肝细胞生成素”；2，“开展规模化的人胎肝cDNA克隆与测序”；3，“提出生长因子的‘发育相关进化’、细胞活性因子与受体的‘协同进化’、mRNA编码区与非编码区的‘协调进化’、种系发生中的‘分子减速进化’等规律性认识，并进行了部分实验验证”。 由于贺院士第2条“贡献”在科学上并没有什么突出之处，所以，贺院士的最大“成就” 实际只是1、3两条。 贺院士的幸运是他生长在中国，所以他能够靠行骗一路爬到顶峰。贺院士的不幸是他生活在网络时代，小小的计算机鼠标，就象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能够把无论多么坚硬厚实的伪装刺破。先看看方舟子揭露贺院士的第1条“贡献”，“人肝细胞生成素”的发现： “根据贺福初实验室发表的论文和蛋白质序列，他号称首先发现、克隆并命名的肝细胞生成素HPO，虽然他将其英文写成hepatopoietin，但并不是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有时也写做hepatopoietin。由于贺自创名词，起初我误以为贺研究的是这种常见的因子，谢谢网友BIGBEN提供的信息），实际上就是‘肝再生增强因子’（augmenter of liver regeneration，简称ALR），蛋白质序列完全一样。ALR早在1994年，就由Hagiya等人从大鼠中克隆，其人的基因，也早在1996年由Giorda等人克隆并表达，这一切，贺福初等人在2000年在国际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的导言中也不得不承认。而迟至1999年1月29日，贺福初等人才向GenBank提交了其所谓肝细胞生成素的序列，虽然换了个名称，实际上是同一种蛋白质，序列完全一样。贺福初把别人早就发现、克隆的蛋白质改了个名称，就敢声称在国际上首次发现，欺世盗名到了这种程度，肆无忌惮到了这种程度，闻所未闻。”<方舟子：一个成功的学术骗子贺福初院士>。 贺院士的第3条学术贡献是发现了四个“规律”。能够发现生物学规律，并且一口气就发现了四条，一定会震惊世界吧？否！他的一篇报告这些发现的论文在发表七年之后，除了他自己，没有被其他任何一个人引用，是典型的学术垃圾。<方舟子：贺福初院士究竟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根据方舟子的分析，“这四条所谓规律，‘发育相关进化’、‘协同进化’、‘协调进化’和‘减速进化’云云，从字面上看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不过是进化生物学已讲了几十年、上百年的常识性东西，是一些进化现象（现象并不是规律）。”<方舟子：一个成功的学术骗子贺福初院士>。 骗术达到这种程度，这位中国最年轻的院士岂是那些搞偷鸡摸狗的毛贼所能望其项背的？其实，贺院士骗人的花样还不止是这些。1993年，他曾在美国呆了三个月，而就在这三个月期间，他却为祖国争了大光。据全国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事迹介绍，美国帕拉奥托分子医学研究所所长、国际知名分子免疫学专家拉瑞克教授曾“让所里的研究人员以后遇到分子生物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贺福初请教。”可是根据方舟子的揭露，拉瑞克教授说这个故事是捏造的，他从不认为贺福初是个优秀的分子生物学家，而是一个相当平庸的分子生物学家。拉瑞克教授并且对贺福初目前在中国获得的地位和荣誉感到惊讶。<方舟子：贺福初院士在美国“为国争光”的真相>。 中国科学院2001年院士增选原定选出60名院士，结果只有56人当选，留下四个空档。不过，这四个名额并没有被糟蹋，它被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充分地利用了个够。中国媒体据此吹捧“院士们对手中的选票看得和他们的科学事业一样神圣和严谨”，中国科学院据此自我吹嘘说，“中科院各学部坚决贯彻‘严格掌握院士标准，宁缺毋滥，保证增选质量’的精神”。<曾伟：56名新院士加盟中科院 院士名单缘何空缺四人>。可惜的是，这么神圣，这么严谨，这么严格，却又让一个骗子这么容易地得手。是中国科学院本身就是骗子，还是只有贺福初是骗子？ 贺院士今年才41岁，他是终生院士。他有整个后半生来影响、甚至统治中国的学术界。真是让人毛骨耸然，不寒而栗！ 不过，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贺院士再能骗，再能吹，那也多是自吹自擂。能够让中国科学院院长为你吹、为你擂、甚至为你骗，那才叫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呢。有这样的高手吗？有。 三 “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中国院士系统的“远华”案 “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在1997年初是一项轰动全中国的特大新闻，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在1月6日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成功构建了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这是我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 当天，《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标题就是：“洪国藩解开了水稻遗传之迷”。 接着，《人民日报》、《解放报》、《劳动报》、《新民晚报》也先后发表文章，介绍这项科研成果和它的主要完成人洪国藩。这项成果获得了1997年的中国科学进步一等奖。在1998年初由两院院士投票选举产生的“1997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中，这项成果名列第一。洪国藩则依靠这个成果在1997年理所当然地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什么叫“基因组物理全图”呢？基因组是一个生物所有遗传物质的总和，而遗传物质就是所谓的脱氧核糖核酸。DNA是线性的链条，上面分布着数万个基因。目前认为，只有基因才具有生物学意义，它们编码具有生物功能的蛋白质或者核糖核酸，而其他遗传物质被认为是没有生物学意义的，属于“垃圾”DNA。由于基因只占基因组总量的很小一部分<多数在10%以下>，所以要想确定一个生物的基因总量、类型以及它们在基因组中的位置，有些象在巨大的垃圾堆中确定里面隐藏宝贝的数量和位置。最好的办法<至少很多人这么认为>就是测定基因组的全部序列，然后利用计算机来进行分析。这就是通称的“基因组计划”。而要完成一个生物的基因组计划，非常关键的基础，至少在九十年代末期以前，就是构建“基因组物理全图”，也就是在基因组的不同位置建立标记。这类似于在地质考察时，先要把地理方位搞清楚一样。洪国藩领导的 “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 项目就是要为水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打下这么个基础。 令人奇怪的是，基础打好了，中国科学院的水稻基因组计划却决定不用这个基础，而是另起炉灶，重新搞了一个。。在去年11月一期的Nature上发表的水稻第四染色体序列论文中，“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根本就没有使用洪国藩的“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说它的覆盖率低、独特标记少，“连续群的实际基因组覆盖率比估计的低”，而这篇论文的作者竟然包括洪院士。也就是说，这项中国科学进步一等奖、两院院士选出的“1997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第一名，实际毫无用处。为什么呢？ 原来，这张图是一张错图，是一张废图。根据揭发材料，洪国藩领导的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有弄虚做假的嫌疑。“早在1994年，报纸上刊登的《全球第一家，中国首次建成BAC库》就是洪国藩一手炮制的假新闻。实际上这一BAC库是留学生从国外带回的。洪国藩所做的只是令手下对该库进行了包装而已。”<晓东：科学不允许搀假－－洪国藩院士伪造“水稻基因物理全图”真相>。利用这个“全球第一，中国首次” 文库，洪国藩在三年后搞出了这张“水稻基因物理全图”。这项代表着中国科学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写成论文之后，竟然只能发表在一个影响因子只有0.5的学术刊物上，而洪院士恰恰是该刊物的编委之一。晓东在这篇揭露文章中指出，“在第四号染色体全序列分析时发现物理图谱上一个一个首尾相连的DNA克隆，竟一个也连系不上。当时发表的数据几乎不能使用，什么高分辨率，高覆盖率，统统是毫无根据的自我吹虚。”这些话，在一年后被上面提到的Nature论文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翻译成了英文，公诸于世。因此证明，晓东的指控，洪国藩院士伪造“水稻基因物理全图”，有根有据的。 “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是九十年代初中国的重点科研项目，国家拨款2300万元人民币，据说是国家科委有史以来批准的生物研究领域中投资最大的科研项目。<方舟子：1997年中国科学第一成果：是真是假？>。这个项目立得早，投资大，与日本的水稻基因组计划几乎是同时起步，从科学的角度讲，是颇有眼光的。不过，不到十年的工夫，中国在这个项目中，从与日本人并驾齐驱，变成了日本人的小夥计，专靠接受日本人分配的任务来度日。<晓东：科学不允许搀假－－洪国藩院士伪造“水稻基因物理全图”真相>。第四染色体DNA序列的测定，只占水稻基因组全长的10%。而就这10%，被中国科学院的院长们吹嘘了不知道多少次。中国科学家一次次在国际角逐中败下阵来，可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却总是要政府、要人民相信他们打了胜仗。<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中国纳税人的几千万元人民币，换来了什么？大量虚假的新闻，一堆编造的“成果”，一个无耻的院士。 不过，说“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 是中国院士系统的“远华”案，不仅是因为它涉及的科研经费多，社会影响大，还是因为它的根子直接连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那里。 晓东的揭露文章是2001年8月22日在新语丝上发表的，8月30日，《北京晨报》报道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对它的反应。陈院士声称：“科学研究一般有这样一个规律，一开始有突破，然后再精细化。任何研究不可能一开始就十全十美。”陈院士称，洪国藩造图 “功不可没” 。<薛晖：中科院副院长陈竺表示洪国藩院士“造假”一事失实>。陈竺院士的意思很清楚，图虽然不好，但不是假的。9月5日，《解放日报》报道，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谈到洪国藩案时说，“科学的事应当由科学家来解决。误差与伪造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明年初，有关水稻基因第4号染色体的测序将全面完成，洪国藩是立了大功的”。 路院长还说，“现在有一些人，吃了饭没事干，就做一些损人的事”。<李文祺：中科院院长肯定洪国藩基因研究贡献>。路院长提到的“洪国藩是立了大功的” “水稻基因<实际应该是“基因组”>第4号染色体的测序”，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篇Nature论文，也就是说洪国藩的物理图没有用处的论文。 Nature论文虽然发表在2002年11月，但里面的内容陈竺是早就耳熟能详的。他明明知道洪国藩的图是一张废图，但有正院长撑腰，陈竺的胆子也壮了起来。他还要为洪国藩继续辩护。在2001年10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篇题为“中科院肯定我国水稻物理图谱研究” 的文章，它说：“日前，在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科技部联合召开的‘中科院完成水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新闻发布会’上，中科院副院长陈竺对我国水稻物理图谱研究给予了正面评价。……陈竺同时以华大基因中心杨焕明等人最近做的研究，为洪国藩院士等构建的水稻基因物理图谱的准确性‘正名’： ‘他们共选择了经精确测序的8个基因片段与物理图谱进行对照，覆盖率超过了95％。’” 本来，根据方舟子的明察暗访，虽然水稻基因组物理图的伪造嫌疑很大，但由于中国科学院拒绝提供数据和原始资料，因此无法得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是一张伪造的图。<方舟子：1997年中国科学第一成果：是真是假？>。但陈竺的得意忘形，才使这个案子深入了一步。方舟子在打假的路上，顺手抓住了一个公开造假的现形犯。 原来，陈竺所说的“华大基因中心杨焕明等人最近做的研究”证明洪国藩的水稻图“覆盖率超过了95%” 是一个弥天大谎。实际上，杨焕明等人是在验证自己的结果，得出了自己的水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 “覆盖率超过了95%” 的结论，这与洪国藩的物理图谱毫无关系。在杨焕明等人随后发表在Science上的论文中，他们根本就没有提到洪国藩的水稻图。 如果本身不是假的，还需要用造假来辩护吗？ 所以，陈竺院士是在利用自己的地位 “欺骗公众，欺骗上级领导，用中国科学院的名义不择手段地为洪国藩的物理图谱‘正名’”。方舟子据此“向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举报，要求认真调查和严肃处理这一违背科学道德、以中科院的名义欺骗公众的事件。”<方舟子：我举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欺骗中国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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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个月过去了。方舟子的举报如石沉大海，连一点回声都没有从中国科学院那里听到。中国科学院不是有个“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吗？这个委员会不是制定过什么院士自律条例吗？这个委员会不是还曾派代表团三番两次地到国外学习如何做人吗？怎么你们自己不律，别人举报了，你们也还是不律，你们是干什么的呢？你们要干什么呢？难道“吃了饭没事干，就做一些损人的事” 吗？ 你们“损” 的不是个人，而是国家，是民族，是社会，是人民！ 这个陈竺，在几个月前趁全国忙于应付SARS之机，纠集了21名院士，给政府写公开信，要建立一个“预防医学体系”。可是在这22名院士中，只有两个人的专长与“预防医学”沾边，其他人与“预防医学”几乎毫无瓜葛。[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续>]。他们是怎么凑到一起来的呢？看一看这些人中都有谁吧：“成功的骗子”贺福初；为“基因皇后”抬轿子的强伯勤；不惜撒谎来为洪国藩辩护的陈竺。据说其中还有一人，他曾在医院包二奶，他曾在宾馆被抓，而他当上院士的本钱就是与一位“中央领导”的关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斯言不虚！ 四 结论 院士，是中国的最高学术荣誉。诚信，是人类的最基本道德标准。中国知识水平“最高”的团体达不到人类“最基本”的标准？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是的，它是天大的笑话，可中国人，谁又能够笑得出来？！ 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所以来不得半点虚假。因为一旦假的东西掺了进来，真的东西也就一文不值了。其实，在这个物质文明控制精神文明的世界里，一些人偶尔失足、一个团体出现少数败类是不可避免的。对个人来说，一旦被捉，就要有敢做敢当的勇气，承认错误，辞职谢罪。这已经是国际学术界的通例。辞职，并不是蒙羞，而是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和他人的体面。如果一个人连这一点都不懂，那他根本就不配呆在学术界。而当一个团体出现败类时，这个团体的领袖首先应该想到的是维护团体的利益和荣誉，而不是保护个人。保护了一个败类，这个团体也就成了败类团体。不懂得这一点，就不配作为一个领袖。另外，一个团体的其他成员如果不肯、不敢对败类们口诛笔伐，那你们的选择只有两个：或者退出这个团体以保持自己的清白，或者留在这个团体，心甘情愿地与败类一同承受侮辱。 可事实却是，在被揭发、被指控的十数名院士中，竟然只有一人辞职<陈敏恒，一说是被开除>，而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有史以来也仅开除了一名院士<方励之>。<李文祺：严重违背科学道德两名中科院院士被除名>。陈敏恒院士如果真的是自动辞职，他保住了自己人格的完整，但中国科学院学部开除方励之却暴露出了中国院士的卑鄙和无耻。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的上千名院士中，至今没有一个人敢于指名道姓地批评自己团体中的败类。 院士造假，既说明中国学术腐败的严重程度，也亮出了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是院士们在带头腐败！他们靠弄虚作假当上了院士，然后再靠弄虚作假互相维护。看看他们欺世盗名时驾轻就熟、挥洒自如的程度，就可以知道他们被揭发出来的“事迹”只是冰山一角。再看看他们被揭发出来之后的下场，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周围都是些什么样的人。骗人的院士有年逾花甲的老将，有尚不知天命的青年，有身居高位的院长，也有刚刚出炉的新手。这真是一块肥沃的土壤，毒蘑恶草在其上生生不息、欣欣向荣。 有个网友对中国科学院拒不理会方舟子对陈竺的举报感到困惑，于是这么解释道：“我们丢一块石头到水中，平静的水面立刻震开阵阵波澜。假如水污染了，混入了排泄物，波澜就会变小。排泄物越多波澜就越小，直到清水塘变成大粪缸，就什么波澜都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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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是一个科学家在中国能够得到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一个人当选为院士，说明他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他的学术造诣达到了国家的最高水平。也就是因为这些，中国政府给予院士很高的待遇，也可以说是特权。在中国现今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中，院士可以说是人上之人，其影响可以横跨政界和学术界。 院士能够影响政界？是的。院士本身就享受“副部级”待遇，而目前来看，在政府中，至少有三位内阁成员是院士，他们是：科技部长徐冠华、教育部长周济，铁道部长傅志寰。由于今年又有四、五十名高官竞争中国工程院院士名额，院士的官僚化，或者说官僚的院士化，正在逐渐形成规模。除了这些行政职务，院士们还充当各级政府的科学顾问，对政府的决策发挥重大影响。著名的例子有三峡工程的上马，以及最近的SARS防治政策，等等。 另外，作为一个群体，中国的院士几乎控制了中国的高等教育界和科研领域。比如，中国大学的校长职位很多由院士充任。现在担任大学校长的院士有：北大校长许智宏、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暨南大学校长刘人怀、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樊明武、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鹏大，等等。除此之外，中国科学院及各主要科研院所、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领导人也都是院士。如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副院长陈竺；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陈佳洱，等等。 既然中国的院士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起这么大的作用，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些院士领导是如何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的？他们是如何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负责的？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对社会所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值得人民的信赖吗？ 就在撰写本文之际，何祚庥院士公开揭露，“曾经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想要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曾伟：科学家要避免误导公众政府>。如果这几个院士得逞，国家就会损失40亿元人民币。这些院士是“算错”了吗？当然不是。他们是在故意“误导”政府，他们是在任意愚弄人民，以便自己从中捞到好处。令人吃惊的是，这些院士的胃口越来越大，骗起人来，动辄上亿。 本文要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院士运用权力的实质就是通过蒙骗政府和愚弄公众来搏取名利。 一 在SARS大战中，中国的科学家是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败仗？ 对于发生在今年上半年的SARS瘟疫，中国人民记忆犹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截止到7月11日，全世界SARS累计发病人数为8437人，累计死亡人数813人，而中国的累计发病人数为5327人，死亡348人，两项指标均为世界之最。。另外，SARS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影响巨大，据估计损失总值在四千亿人民币左右，也是世界之最。 SARS瘟疫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猖獗一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中国有关部门决策失误，而中国的院士在病原鉴定方面所犯的错误是导致政府决策失误的重要因素。 清代学者赵翼曾说过，“国家不幸诗人幸”，意思是说，国家发生了灾难，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始素材，所以是诗人的“幸运”。同样，SARS在中国的爆发和流行，虽然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但它却为中国的科学家提供了大量的试验材料，中国政府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巨额经费，因此它应该是中国科学家的一大“幸事”。中国科学家，中国的院士本来应该借此机会，在世界上大显身手，扬眉吐气一番。可事实上，中国的科学家却在SARS大战中一败涂地，甚至可以说全军覆没，不仅在Science这样的权威刊物上没有他们的身影，实际上中国科学家没有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一篇有份量的关于SARS的科学论文。用《科学》杂志的话说就是，“中国科学家失去了一次崭露头角的独一无二的机遇。” 也就是因为上述原因，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前一阵几乎逢人便讲、逢会必说的一句话就是：“应该承认，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这条新闻在五月末、六月初在中国媒体引发了广泛的议论，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多数人认为杨焕明说的是事实。不过，到了六月下旬，中国的舆论突然发生了180度大转弯。6月22日，在中央电视台“依靠科学 战胜非典”节目中，中国科技部长、国家SARS科技攻关组组长徐冠华院士为中国的科研队伍在SARS研究中的表现打了满分，100分。紧接着，国家SARS科技攻关组副组长黄培堂、李学勇、陈竺纷纷表态，反驳“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这个说法。陈竺院士说：“我国内地非典临床诊断病例的病死率为6%多一些，但从全球来看，病死率已超过9%。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我们打了胜仗”。 中国的院士在当众撒谎！ 一个传染病的防治，其关键是病原菌的鉴定。中国科学家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病例标本，但却犯下了世界上病原鉴定中所能够犯的最低级错误：仅仅根据电子显微镜照片来鉴定病原。实际上，传染病病原鉴定的金科玉律━科赫法则━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它是医科大学本科生就应该知道的常识。根据这个法则，要确定一个微生物是否是病原菌，它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在所有的病例中均发现有该病原菌；第二，该病原菌能够被分离培养；第三，用分离培养的该病原菌接种能够引发与原始病例相同的疾病；第四，从接种发病的样本中能够分离到与接种物相同的病原菌。而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的“衣原体病原说”连科赫法则的第一个条件都没有满足，但他的“学说”却成了中国的“官方理论”。一个堂堂的院士能够犯下如此低级的科学错误，岂止是跌破了世界科学家的眼镜，简直能把人家的眼珠子都跌出眼眶。 其实，根据Science最近的报道，在世界上首次将SARS的真正元凶━冠状病毒━与SARS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他们的发现比香港科学家要早了几周。可是，摄于洪涛院士的“威望”，这些SARS病毒的发现者竟然不敢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虽然鉴定病原菌工作属于医学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之一，一个新病原菌的发现在科学上的意义还是很大的。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个发现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关系到国计民生。可是，一个院士的“威望”竟然能够把这所有的一切全部抵销。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应该是军人，如果不是这些军人科学家胆子太小，那一定是中国的院士淫威太盛！ 中国的院士犯了这么低级的科学错误，中国的科学家犯了这么严重的道德错误，但他们的领导却给他们的工作打了个满分，他们的领导告诉全国人民，中国的科学家打了大胜仗。我要问的是，中国的科学家在什么情况下、在犯了什么样的错误的时候，才能够得到不及格的分数呢？中国的科学家在败到什么程度时才算是打了败仗呢？就算陈竺院士举出的那个6%死亡率是真实的<国际上有怀疑，比如上面提到的那篇Science文章就认为可能与误诊有关>，那也是在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全国动员、政府采取封闭隔离这么个古老的控制传染性疾病的方法之后取得的“成果”，与“科学家”的贡献又有多大的干系？中国的科学家不是至今连自己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SARS死亡率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吗？中国的院士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贪天之功”吗？ 莫非中国的院士在SARS大战中真的打了几个大胜仗？2003年5月2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田波向世界宣布，在他的指导下，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两个单位研制出抗击SARS病毒侵入细胞的多肽药物。这个“多肽药物”被媒体吹捧为“非典克星”，据说“受到世界瞩目”。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据网友许斌分析，所谓的“非典克星”“原来就是对照SARS病毒基因排序，由以田波院士为主的一班科研人员选定了两种多肽，即HR1和HR2，人工合成的他们自己以为有用的‘抗非药物’，不要说临床效果，甚至连在小动物身上作实验，乃至连最基本的药检都没有做。‘非典克星’之说完全是一种臆测，没有任何科学意义。”实际上，全世界每年通过细胞学试验筛选出的此类“药物候选品”数以万计，而它们之中最后能够真正成为“药品”的可以说寥寥无几。田波院士的“非典克星”充其量也就是这数万个候选品中的一、两个，值得那么吹吗？田院士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搞植物病毒学研究，从未受过正规医学研究训练，但搞起人医来，却动辄震惊世界。真不知道中国的院士从哪里得来的这份自信。 无独有偶。2003年6月4日，《京华时报》报道，“由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贺福初院士领衔的专家组在京宣布，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对非典冠状病毒的蛋白质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构建了非典病毒攻击Vero细胞系的蛋白质表达谱，这表明科学家已找到了打开非典病毒大门的‘钥匙’”。一个靠欺骗起家的院士，他的研究“成果”还需要评论吗？ 又是“非典克星”，又是“打开非典病毒大门的‘钥匙’”，中国的院士，你们就是没有找到能够让自己脸红的钥匙。其实，它就在你们身边。那就是：羞耻感！ 二 无耻的“院士自律”闹剧 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学术腐败已经形成烽火燎原之势，而作为学术界领袖的中国院士们则当仁不让地成为学术腐败势力的中坚。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拉帮结伙，欺上瞒下，几乎在所有腐败现象中，都能够找到院士的身影。院士的贪婪和无耻使人民逐渐看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因此社会上对院士的不满之声此起彼伏。面对着强大的社会压力，中国科学院在2001年底大张旗鼓地向全国公布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存浩院士告诉国人，已有2名中科院院士因违背科学道德而除名，其中一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张院士不失时机地透露的这个“院士除名”消息比公布院士自律准则还要有轰动效应。人们私下打听，公开询问，到底是哪位不道德的院士被除名了？是那个搞“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的洪国藩？还是那个给“基因皇后”抬轿子的强伯勤？在新闻媒体的追问之下，中科院学部办公室负责人赶紧出面澄清：两名院士“除名”是多年前的事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张院士自己解释说：“那则消息并不准确。两名院士被除名实际上是多年前的事情，与这次出台的自律准则没有直接关系。这两名院士一位是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另一位是华东理工大学原校长陈敏恒。其中，方励之被除名有政治方面的原因，陈敏恒被除名有科学道德的问题，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把多年前的事情与院士自律准则出台搅和到一起？为什么把政治问题与科学道德搅和在一起？ 其实，看一看那个“院士自律准则”出台的背景，一切就都一目了然了。在这个准则出台之前的一年多时间，中国的院士参与了三个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科技诈骗案：“基因皇后”案、“核酸营养”案、“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案。这三个案件的揭发和暴露震撼了院士制度的根基，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自律”闹剧。不过，这个“自律准则”既不是一个纪律，也不是规定，只不过要求院士们自己好自为之，如果院士不自律，中国科学院的学部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因此上，这个“准则”是一个空空洞洞的东西，根本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那三个大案的主角人赃俱在，陈竺还受到了方舟子的公开举报，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就如同一个尸位素餐的佛像，什么都也没有做，什么都不肯做。但是，为了掩人耳目，为了蒙混过关，为了平息社会的愤怒，张存浩院士于是拿出了两个死老虎来顶缸。他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没有蠢到他想象的那个地步。这个骗局在两天之内就真相大白了。 用欺骗公众、欺骗舆论的手段来往自己脸上贴金，中国的院士，可谓无耻下流之极。 其实，由张存浩院士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的副主任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就在“院士自律”闹剧结束不久，有人向张院士反映了如下问题：“一位院士作为导师不负责任，对学生的不正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学生抄袭的博士论文有他作为导师的签名，后来根据论文发表的文章，也是署这位导师和他的学生之名发的。在论文中有他们自己‘研制’的设备的图，后来了解到，他们实验室当时根本没有这些设备，图其实只是根据在日本拍的照片画的。” 猜一猜张副主任的反应？“‘天下哪有这么糊涂的老师？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张院士一直平和的面容显得有些激动。不过，他还是叮嘱，这事太敏感，不要再提起当事人的名字。” 至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骗子导师、中科院院士的名字。“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实际上成了院士腐败的挡箭牌，它的唯一功能就是在院士大搞腐败之时，它要让政府和人民相信这些院士是多么高尚，让人民相信根本就不存在学术腐败。没看到吗，这个委员会除了屡次派代表团到欧美国家招摇过市，考察“科学道德”之外，还干了另一件大事，那就是为中国的学术腐败“正名”，要把它改称为“不端行为”。详细内容请看我的相关文章。 三 一年到底有多少天？ 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不是小学生，而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施蕴渝。施院士是中国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她手下有一个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科院“百人计划” 成员，名叫姚雪彪。在学术圈儿内，姚雪彪博士被称为“哑铃型” 学者，因为他在美国和中国两边都有工作。根据教育部和中科院的规定，长江学者、“百人计划” 成员每年在国内工作的时间应该不少于9个月。可是在今年年初，有人揭发说，姚雪彪在过去几年中，“实际上却从来没有超过每年3个月”。揭发信本身并没有指名道姓，但《南方周末》在2月13日发表了记者李虎军的文章：“‘公开信’拔出萝卜带出泥 海外学者瞒天过海遭非议”，首次把矛头对准了姚雪彪。 笔者在此对姚雪彪与揭发人之间的关系不感兴趣，我关注的是施蕴渝院士面对这个指控如何向社会交代。根据《科学时报》年2月19日的一篇采访报导，施蕴渝院士认为”“姚雪彪的表现无可指责”，根据之一就是姚雪彪每年工作超过三个月：“首先是回国工作时间问题。我们以其护照为准，从2000年到2002年，他在中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细胞动力学实验室的三年工作中，共有405天在国内，按照一周5个工作日，每月22天计算，平均每年６个月以上。这还不包括他在国外通过信件指导学生和为科大招聘人才所花的时间，也不包括他在国内期间每天工作到深夜。绝不像某媒体所说的每年在国内工作时间还不到３个月。” 三年期间在国内405天，相当于工作“平均每年６个月以上”。 施院士三年期间在国内1095天，是不是相当于工作了50个月？这种公然愚弄社会、强奸舆论的行为，除了军阀政客，黑帮奸商，还有谁能够干得出来？一个大学的教授，一个院士能够胡搅蛮缠到这个地步，不仅让人脸红，简直令人发指。有一位网友在评论施院士的言论时写道： “姚在中国每年工作时间绝对超过一年。咱就算八小时工作，0800到1700，中午一小时午餐咱刨掉，晚上咱再给他一小时晚餐，深夜咱们算它两点吧， 不然不算深，从下午六点到凌晨两点又是八小时，结论，姚一天工作两天，三年在中国405 天换算910天除每周五天，是一百八十周。四周一个月，姚在三年共工作了45个月，俺们除了向他致敬还能说什么。大学领导无耻至此也算是创了世界一流了。” 其实，施院士的胡搅蛮缠属于小打小闹，智商在80分以上的人就能够看明白。从这一点来看，她也只配做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院长。什么样的人配做大学校长呢？说大话，说假话，说得自己口吐白沫，说得使全国人民都信以为真，说得能够从政府那里骗到十几亿、几十亿巨款，那才叫世界一流呢。有这样的大学校长吗？ 从2001年起，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和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先后向全世界宣布，要在2020年以前把这两所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已经撰文揭露了这是一个向中国政府伸手要钱的天大骗局。这两个大学能够在十几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吗？不仅毫无可能，而且他们目前的所作所为只能是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这一点，那两位院士校长心里比谁都明白。 四 结论 建立院士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树立学术界的权威，而这个权威的树立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院士是政府在有关科学技术问题做出决策时的科学顾问；第二，他们应该是学术界人士的表率和楷模。通过实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个科学“权威”在误导、蒙蔽、欺骗政府，他们并且利用中国老百姓文化程度较低、对院士存在盲目崇拜这个事实，肆意愚弄人民。有这样一批人来统治中国的学术界，难怪中国的学术腐败达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 应该指出，中国院士道德水准低下并不限于本系列所举出的九个事例。其他如张光斗院士在黄河三门峡大坝、长江三峡大坝决策中所起的作用，陈竺等22名院士人趁SARS混乱之机要挟政府、意欲另建科研资金分配体系、王大中院士参与上海交通大学招生黑幕，等等，并没有在本系列中论及。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院士的腐败程度远远不止于已经揭露的这些，它甚至要大大地超过人们的想象。最近浮出水面的中国院士欺诈40亿元人民币大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士” 阶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士” 是干什么的呢？他干四件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群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现在的院士，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这个传统完全背道而驰：他们是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让他们“为天地立心”？他们不懂！让他们“为生民立命”？他们不敢！让他们“为往圣继绝学”？他们不会！让他们“为万世开太平”？他们不屑！他们的追求只有“名利”两字，为了名利，这些人什么样的事都肯干，什么样的脸都肯丢，什么样的手段都肯使，什么卑鄙下流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年轻的时候读《离骚》，总是对屈原的悲愤绝望感到不解。今天读《离骚》，我不仅理解，我还有强烈的同感和共鸣。“众芳之芜秽”，“众皆竟进以贪婪”，“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这是在说两千多年前的楚国吗？不，这是在说中国目前的学术界。 据说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在临去世前，用四个“S”总结了自己的后半生：SURRENDER，SUBMIT，SURVIVE, SUCCUMB <投降、屈服、活命、死亡>。<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这四个“S”与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相对应：“投降”发生在“思想改造运动”；“屈服”发生在反右运动；在反右与文革之间，是苟活阶段；而经过文革，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绝种了。 传说凤凰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然后从死灰中复活，获得永生，并且更加美丽。这就是所谓的“凤凰涅槃”。现在的中国院士，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涅槃后的产物，不过，与凤凰涅槃之后生命得到升华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在涅槃之后，灵魂发生了沉沦和蜕变：在经过第四个“S”之后，他们从渣滓中借尸还魂，从而进入了第五个“S”，这个S代表的是：SHAMELESS <死不要脸>。

狂傲书生

不敢相信呀

xxx3333

无耻，不过符合目前物质社会的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