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国名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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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15日下午，毛泽东穿上一身新做的蓝色衣服，手里拿着文件袋，从中南海的办公室菊香书屋出来，走向了东面的勤政殿。进入勤政殿，毛泽东向100多位在场等候的各界代表招了招手，然后坐在了主席台右前排101号座位上。
　　
　　新政协的筹备会议马上要在勤政殿开幕。关于建立新中国的一切准备工作，包括国旗、国歌、国徽的确定，都将在这次筹备会议上讨论完成。在这众多讨论议题中，新中国的国名是重中之重，因为它标志着新时代的来临，是革故鼎新的标志。因此，筹备会上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也是国名。
　　
　　张奚若一句话，新中国国名无“民主”
　　
　　早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曾在哈尔滨与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进行过一次关于新政协的讨论。因为哈尔滨在地理上与苏联接近，中共中央曾考虑在这里召开新政协，后因平津战役迅速获胜，才转而决定在北平开会和建都。
　　
　　在哈尔滨会谈后达成的关于新政协的决定中，就提出新政协讨论的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不久之后，“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称谓，又出现在新中国政府的组织大纲草案，即《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此后一直到1949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新中国的文件中，用的新国名一直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即便是6月15日当天，在筹备会议的开幕讲话中，毛泽东依然强调“我们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他在讲话结束时高呼的第一个口号也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这一切似乎表示，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作为新中国国名已成定局。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比我们熟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少了两个字——“民主”，这两个字曾被毛泽东喻为可以使政权长久不息的关键。
　　
　　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民主人士时，曾被黄炎培问到，“中共如何跳出‘天下忽兴忽亡’的周期律”。毛泽东这样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八十年来》）
　　
　　为何“民主”这个能跳出“天下忽兴忽亡”周期律的关键词，最终却没有出现在新中国的国名中？
　　
　　在筹备会议的分组讨论上，黄炎培、张志让提出把国名改成“中华人民民主国”，因为“民主”与“共和”无实质区别，没有重复的必要。
　　
　　而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则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国名中不要“民主”？张奚若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去掉‘民主’二字，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此后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最终张奚若的提议被采纳，“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董必武在谈及采纳的理由时，给出了和张奚若几乎如出一辙的解释：“‘人民’二字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新中国简称“中华民国”？
　　
　　然而，新国名虽然定下来了，可争论到这儿还没完，国名后面还拖着一个“尾巴”。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中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赫然写着六个大字“简称中华民国”。
　　
　　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都有一长一短两个国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领导集体研究决定，“两个国名”都被写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之中。毛泽东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尊重和对辛亥革命历史作用的肯定，以及当时大陆地区人民对使用“中华民国”国名心理习惯的考虑。
　　
　　谁知在审议《共同纲领》（草案）时候，这个写在括号里的简称引发了更大的争议，有人表示支持，有人表示反对。
　　
　　1949年9月25日深夜，包括何香凝、周致祥、张澜、黄炎培、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在内的二十多位民主人士，都收到了由周恩来、林伯渠两人联名发出的午宴请柬：“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什么重要问题，要这样紧急通知，收到请柬的这些革命老前辈们心中充满疑惑。第二天上午11点，宴会准时开始。在开会之前，周恩来特意叫人关闭了餐厅的大门，才开始讲话。听到周恩来的讲话，这些民主人士才搞清楚，原来周恩来就是为了国名后面的这个有争议的括号，专门召集了这次宴会。
　　
　　在讲话中，周恩来这样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民建代表黄炎培他支持保留中华民国这个简称。黄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对“中华民国”给出的意见是：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
　　
　　轮到第三位发言时，形势很快逆转。前清进士周致祥（即周善培，据说辛亥革命后“归隐”38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对“中华民国”这个称呼坚决反对。他说：“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文史资料选辑》第110辑）
　　
　　周致祥带头抵制之后，反对的意见就“一边倒”地占了上风。
　　
　　83岁高龄的“洪门大佬”司徒美堂，听到周致祥的发言，激动地站起来，要求发言。这个17岁闯荡美国，在美国华侨界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一站起来，宴会厅里顿时安静了，大家等待着听这位老人的意见。
　　
　　司徒美堂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自此之后，马寅初、张澜、陈嘉庚等等也全都表示反对简称，基本理由也是如出一辙，对“中华民国”绝无好感。
　　
　　只有沈钧儒从法律的角度给出了一个更合理的反对理由。沈钧儒说：“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国’。”
　　
　　沈钧儒发言后，与会者再没有表示不同意见。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同意和决定：去掉国名后面括号里“中华民国”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