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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的下午，我在樱园旁的戈雅咖啡再次遇到到这个圆圆脸、笑容甜美的姑娘，与她的几个同学。两天前的夜晚，演讲结束时，她将几份报纸塞进我的手中：“这是我们编的报纸，想和您谈谈。”
他们不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来自不远处的中国地质大学。报纸的名字充满了他们认定的青春情绪——激扬。在入睡前随手翻阅时，我发现它比我想象的有趣得多。从14年前进入大学到现在，我早已习惯了校园报纸与刊物的幼稚和软弱，它们与大学内公共生活的不断劣质化紧密相关。教育者有意让实用主义和娱乐化大行其道，以削弱青年的精神力量，完成非政治化的过程。历史充满了嘲讽，曾经作为主要的变革力量出现在20世纪舞台上的青年学生，到了21世纪彻底退出了公共舞台，他们沦为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的一个注脚，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去卖猪肉，他们集体开网店，他们出卖青春……武汉大学内的信息公告栏说明了这种转变，在一个岔路口的公告栏上是关于“新闻小姐”与“新闻先生”的评选活动，青年人把自己塞进西装和套裙，展露着职业性的笑容，急切的要成为既有游戏规则的一部分。而在另一处公告栏上，是连成一片的补习班小广告，关于雅思、TOFEL、研究生考试，偶尔还有几张来自一家论文发表机构，它宣称只要付几千块钱，就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帮助你获得更好的职业前程……
但这份报纸与众不同。它16开大小、12版、一版的跨栏照片——看得出，它是对《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还有《南方周末》的摹仿。也看得出，他们想摹仿不仅是形态，还有批评精神和关怀意识。在红色的报头“激扬”上，是他们的口号——敢想、敢做、敢承担。4月10日这一期的最重要的两条新闻是校园内三家并存的驾校的混乱状态和对宿舍保洁员的调查报道。“她们，是每个学生最熟悉的陌生人；她们，每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又被我们忽略。一句话，可以使她们暖心；一个决定，也可以触碰到她们的生存底线”，在新闻标题下，是这样两行的导读。评论与文化，占据了12个版面中的大部分篇幅，其中既有对《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批评，又有知名学者徐友渔、肖功秦对当下中国的反思。大部分撰稿人都来自本校，是三四年级的学生，他们谈论台湾的命运、邓小平时代，甚至回忆了张志新的故事，思考未必成熟，却带着一份执着。最有趣的，仍是他们对于大学现状的批评。他们抱怨校园内的官僚气息的滋生，以阿寥莎的名义回答同学的困惑，还刊登了这样一幅讽刺漫画——两个女生在看宿舍楼道的广告栏，上面写着“华仁情东方丽人医院 早孕检测 腹部黑白超”——妇产医院的广告正取代原来的公益广告……
12版的报纸，写满了对现实的焦虑、感慨、嘲讽、愤怒，还有一种对更宽阔、更丰富生活的渴望，在充斥着物质、时尚的校园里，他们想谈论精神、书籍和梦想，维系青年学生最后的尊严。
我们坐在戈雅咖啡馆的露天平台上。他们就像报纸上的文章一样，纯真、干净、富有朝气、也充满困惑。这份报纸早在2001年就已创刊，是一个彻底的学生行为。8年来，它由最初的4版、每学期一期，发展到如今的12版，每月一期。老同学毕业离去，新同学到来，编辑人员一直在流动，传统却意外地保留下来，并愈见成熟。只要对此刻的中国大学稍加了解，你就会理解这种坚持是多么不容易。
他们带我去地质大学的校园，指着那头雄性特征十足的公狮子笑称，这是地大的标志。地质大学的另一个标志是，大门一长串的珠宝店，学矿石出身的人，知道如何鉴定珠宝。正是傍晚，校园中热闹非凡，运动场上挤满了青年人，到处散发着无休止的活力。
但是，他们中只有很少人知道校园中有这样一份报纸的存在。我记得这些年轻编辑们刚才的抱怨，当他们在校园里叫卖报纸时，没有太多的人响应。他们也经常为自己的身份而焦虑，他们大多来自新闻系，在这样一所工科院校里，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边缘分子，而让他们兴奋不已的东西，又在校园生活中处于更边缘的位置。
真是地质大学，一条深深的隧道贯穿校园南北。《激扬》在北校区有一间办公室。在很多方面这份报纸像是个偶然。8年前，一位不合常规的青年教师，鼓励他的学生们创办这份报纸，这位教师出国进修后，就将他的办公室留给学生们作为编辑部。比起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地质大学是一个更为边缘的大学，校方的领导大多数出身于理工科，这份报纸的言论获得了意外的宽松——它因不合常规的老师而诞生，因不被关注而获得自由。
在那间堆满旧报纸，白炽灯明亮得让人不适的办公室，我和这些年轻的编辑记者们围坐在一起，他们中的很多是刚刚下课后赶来的。他们都自豪地称自己是“激扬人”，说起自己最初加入报社时的紧张和兴奋，怎么去四处采访，为了节省预算，自己学会了电脑排版，当报纸印刷好后，又怎样在校园里兜售，他们甚至学会了“扫楼”，在宿舍里一个接一个宿舍的询问，征订下学期的报纸，一份5角钱，全年6期，不过3元。他们说起，编辑报纸后，他们聚众在草坪上，喝啤酒，歌唱，谈论社会和未来；偶尔，他们也讥笑武汉大学的糟糕的学生社团，相信自己的报纸是全武汉最好的一张学生报纸……他们是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分享相似的欢乐和希望。
随着谈话的进展，他们放松下来，就开始吐露焦虑和不安，似乎相信我能够理解他们。那个来自大连的女孩子，一直眉头紧锁。编辑部大四的学长正要离校，他们一直是报纸的主力，而她才大二，很担心自己的经验和能力不足以应付这压力。况且，他们感受到黄金期正在过去，那是两年前，报纸的影响力达到了高峰，发行量达到了1200份，订户也超过300个。
领导这份报纸的黄金期的离任主编赵岩坐在我身旁，他是个直率、大大咧咧、热情十足的北京男孩，有一种人们期待中的新闻记者的模样——正义感十足，又带一点玩世不恭。他今年毕业，明天正准备去珠海。他正在犹豫，是留在上海的一份经济报纸，还是去《珠海日报》做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对他来说，社会新闻才是对年轻记者的真正考验，训练反应能力、突破能力，而经济新闻似乎很容易掉到一个狭隘的行业和公关公司的招待里。对于这所大学的新闻系的毕业生来说，能得到两个工作机会，实在是令人羡慕的事，以至于老师们已决定忽略他长期不上课的恶名，给他荣誉毕业生的头衔。如今，教育出能找到工作的学生，成为了大学主要的努力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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