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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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总司令到底是谁？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认定是陈独秀，而现在有的研究者认为李大钊起到了更大作用。当我们通过各种资料企图接近历史真相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
　　
　　当《新青年》遇到北大
　　
　　1916年年底的一天早上，因为头天晚上和同屋居住的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原一起看戏回来晚了，陈独秀起得迟了些。当他打开房门的时候，惊诧地发现新上任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安安静静地坐在门口的一张椅子上，看到他出来，蔡元培不疾不徐地站起来跟他打了个招呼。
　　
　　原来，蔡元培是在北大教授沈尹默的推荐下，专程来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当时陈独秀所主编的《新青年》宣扬民主科学，成为新思潮的发源地，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陈独秀十分感动，但是并没有马上答应下来。他有自己的顾虑：原来，和当时很多留学海外镀金归来的教授不一样，陈独秀并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在名牌学校任过教授，怕自己难以胜任。而且当时《新青年》的总部是在上海，陈独秀也不愿意放弃《新青年》去北京。
　　
　　蔡元培并没有放弃，一连几天，天天上门拜访陈独秀。最后在他的诚意感染下，陈独秀带着《新青年》，举家从上海迁到了北京。
　　
　　陈独秀又给蔡元培推荐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就是当时还在美国读博士的胡适。蔡元培欣然同意，1917年毕业的胡适也顺利来到了北大担任教授。1917年底，李大钊经章士钊的推荐，也来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
　　
　　对于几位当事人来说，他们的这些行为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选择。但是对今天的后人们来说，这些事件环环相扣，都一一指向了两年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来到北京后陈独秀如鱼得水。《新青年》影响猛然扩大，在上海时每期发行量只有1000余册，到北京后发行量增到16000册，这个数字在今天来说也是相当可观。
　　
　　蔡元培竭力延请陈独秀的原因，是希望能够通过他整顿北大的落后风气。而陈独秀被人们认为“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陈独秀来到北大后，果然不负蔡元培所望，对文科教育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北大面貌为之一新。
　　
　　此时的李大钊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很多振聋发聩的文章。陈李两人之间显示出了很深的投合，两人一起创办了时评刊物《每周评论》，并协助北大学生创办了《新潮》月刊，由胡适担任杂志顾问。李大钊在图书馆分出一间屋子作为新潮社的办公室，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张申府等人都参与其中。这些学生后来成为了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1918年，李大钊在北大组织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不过为了掩人耳目，他们采用的名字是马尔克斯。
　　
　　回到“五四”那一天
　　
　　能够被称为五四总司令的话，除了思想上的指引，应该在轰轰烈烈的“五四”游行中也身先士卒。不过，早在两个月前，陈独秀就因遭受排挤辞职离开北大，所以他并没有参加游行，更谈不上参与组织谋划。
　　
　　陈独秀在离开北大到五四运动期间写了很多文章，抨击时政，揭露社会弊端，但这些文章都没有鼓动学生游行的文字。
　　
　　在“五四”之后，从5月11日起，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起，在《每周评论》上组织舆论支援学生运动，开辟“山东问题”专栏，报道和评论山东问题交涉经过。
　　
　　6月9日，陈独秀甚至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印成中英两种文字，跑到闹市区散发，结果被暗探逮捕。在行动上，“五四”游行的学生们反而成为了陈独秀的榜样。
　　
　　在一些人的回忆中，“五四”当天李大钊应该是参加了游行的，但是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他即使参加，也并没有以振臂高呼的领袖形象出现。
　　
　　张申府回忆，“在游行的当日，我回到北大图书馆采购科--这是我常到的地方，因为我爱书。……在下午接近下班时，我经过李大钊办公室，想知道天安门发生什么事。……不久，我记得清楚，罗家伦，游行的学生领袖之一，闯入李的办公室。他的衣服破烂不堪，头发蓬乱，眼睛瞪得大大。他述说学生被捕的经过。我和李大钊静静地听，心急如焚，意想不到这短短的时候竟然发生这么多的事。在下午1点到4点之间，几千名学生游行到北京使馆区，接着他们再到外长曹汝霖公馆，破门而入，纵火焚烧。”这样看来，李大钊至少没有参加火烧曹宅行动。
　　
　　真正领导了“五四”游行和后来火烧赵家楼的，是学生们自己。根据资料记载，在得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之后，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校园一片沸腾，各个学校的学生代表们一千多人自发聚集在北大法科礼堂举行会议，最终议定在5月4日集齐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以阻止中国外交团在合约上签字。
　　
　　谁才是真正的主帅
　　
　　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出了大量的铺垫工作，他们在《新青年》和其他杂志上呼吁民主与革命，而青年学生们能够冲破思想束缚，敢于投身社会运动，与两人后期在北大的活动更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们两人都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总司令。
　　
　　除了他两人之外，还有一些名字也不容忽视，比如蔡元培和胡适。
　　
　　陈独秀本人也并不认为自己是五四运动惟一的总司令。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谢世，陈独秀在《中央日报》发表感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亲身经历五四时代的人大致上都能够同意陈独秀的说法。例如梁漱溟曾说过：“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次则胡适之先生。”虽然胡适本人并不赞同学生们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但由于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也有人认为他才是真正的“五四主帅”。
　　
　　当然，还有一些更为偏颇的结论，比如国民党的理论家叶楚伧先生认为，五四运动是孙中山国民党领导的；曾任副总统的陈诚等人则认为，五四运动是青年感情冲动的、自发的、甚至是被投机者和政治派系利用的运动。这些说法离事实就相当远了。
　　
　　蔡元培为何出走北大
　　
　　1919年5月9日晚，当北京大学被捕的学生营救出来后，蔡元培剃掉长须，换一身衣服，悄然离开北京。
　　
　　蔡元培先到天津，再到上海，然后抵达杭州。他希望像传统文人雅士一样，归隐西湖。他有一个打算，那就是翻译一部《西洋美术史》或若干美学名着。
　　
　　蔡元培走后，因为“五四”中的学生已经成为政府外交的重要阻碍，当局希望能尽快解决学生的问题，“也很想对于北京的学生界下一番毒手”。
　　
　　学生怎么办？没有蔡元培的支持后，北大也恐慌了。罗家伦回忆：“蔡先生去了以后，北京大学自然是第一个恐慌，为维持北京大学，北大学生不得不继续闹下去，而且不能不联合旁的学校学生一同地闹下去，于是五四运动又重新紧张起来了。”
　　
　　“杀君马者道旁儿”
　　
　　离开北京的蔡元培，除了上交的辞呈外，没有留下太多说明，只有一段简单的文字：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有意思的是，不少学生看不懂这一段文字，只好向国文老师请教。在当年，北大的国文老师不是那么受到器重，看到学生们询问，也正经得意了一阵。于是，这些国文老师们仔细地给学生进行解释。
　　
　　在《蔡元培全集》中，专门收录了一位教授给学生的回信，名为《程演生教授答学生常惠书》，这封信仔细解释了蔡元培留下的文字。
　　
　　“杀君马者道旁儿”出自《风俗通》。意思就是一位官员养了一头非常不错的马，很少骑出去。一天，他骑着马出去的时候，路边有人看到了，于是大为赞赏。结果呢？这位官员一高兴，马也越催越快，最终他那匹良驹倒毙路上。
　　
　　那么，谁是马？谁是“道旁儿”？按当时的情形，蔡元培应该是用马来比喻自己，而“道旁儿”，则是学生们。
　　
　　对于蔡元培营救被捕学生的举动，学生们都心存感激，因此和说马很好的“道旁儿”类似。学生是好意，但政府可不这么看。当时，政府发布了口气特别强硬的训令：“通令各校对于学生当严尽管理之责，其有不遵约束者，应即立予开除，不得姑宽。”
　　
　　蔡元培是谁，当年中举人、点翰林的才子，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一向就看不惯官僚做派，对教育部的训令，他当然是非常不满的。
　　
　　于是，蔡元培认为自己夹在政府和学生之间，学生“追捧”的时候，如果自己依然和学生站在一起，政府可能收紧对自己的控制，加强对北大的控制。这样会毁了自己，也毁了北大。
　　
　　所以，这是蔡元培辞职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五四运动之前，蔡元培已经用同样的理由辞过一次职。
　　
　　蔡元培看冲击新华门
　　
　　1932年，罗家伦曾经口述过一份自己的回忆录，当年并没有发表，后来经他的后人整理，发表了出来，其中提到了冲击新华门的事件。
　　
　　罗家伦说：“第一个运动是比五四运动早一年，因为反对对日的参战借款和中日密约而起的。那时候还是冯国璋做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这个反日运动，是从日本留学生发动的。”
　　
　　也就是说，在1918年5月，北大学生就已经开始过一场游行了。据罗家伦回忆，一天晚上，罗家伦在北大西斋饭厅看到两个留学日本的学生在慷慨激昂地演讲，反对政府对日本借款。看到大家只能发发议论，而束手无策的状况，罗家伦建议：“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是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迫冯国璋取消成约，若是他用军警来干涉，我们要抱有流血之决心。”
　　
　　学生们于是真的就到了新华门，把总统府围了起来，一直到下午5点多钟，学生们才回学校。
　　
　　学生们回到学校后，蔡元培立即提交了辞呈。他认为学生的行为导致北大发生了“根本危险”，因此决定辞职。后来经过学生和冯国璋的劝阻才留了下来。
　　
　　可见，蔡元培在“五四”之后辞职，与新华门后辞职有相同之处。
　　
　　基本上来说，蔡元培是不支持学生直接参与政治运动的。蔡元培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我国输入欧化，60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知教育之重要”。他甚至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在于教育：“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固，不能不情见势绌。”
　　
　　因此，蔡元培提出“念书不忘救国”的时候，还特意在后面加上了另外一句：“救国不忘念书”。后来更进一步强调：学生在校“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之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念书不忘救国
　　
　　在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刻，蔡元培似乎也没有太坚决地反对，甚至可以说，他是有限度地支持的。
　　
　　蔡元培1917年到北大的时候，他的愿望就是建立一所真正的高校，完成他教育救国的愿望。到1919年，蔡元培已经让北大初步具备了学术自由、以学习研究为主的氛围，他确实是不愿意让学生走进政治运动中。
　　
　　不过，1919年的政局让他很失落。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蔡元培欢欣鼓舞，因为中国也是战胜国。但美国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计划却只是空头支票，中国的权益根本没有得到预期的保护。蔡元培由此产生了幻灭的感觉。
　　
　　蔡元培自己也说，“民国七年（1918）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但是，“到八年（1919）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而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
　　
　　蔡元培态度稍稍有点转变，其实还是因为时局让他太过于失望。加上他也有“读书不忘救国”的念头，于是让学生“放纵”了一回。据张国焘的回忆，蔡元培确实阻挡学生出去游行。但这一次，他似乎没有和上一次那样，坚决地反对学生参与政治。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
　　
　　蔡元培辞职，除了不愿意夹在政府和学生之间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真的有些疲惫了。所以，他留下的启事中，第一句话就是“我倦矣”。
　　
　　而“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一句出自《诗经》，据当时国文教授们的理解，意思就是“言己处忧劳之余，庶几可以小休矣。”
　　
　　五四运动发展大大出乎蔡元培的意料之外，其中一切暴力行为都和蔡元培的教育原则不相符。但自己担任着校长的职责，必须营救学生。因为他们“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
　　
　　不过，蔡元培也留下了一个放不下的担忧，据蒋梦麟在《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中的叙述，“至于北京大学，他（蔡元培）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营救过程中，蔡元培为了取得段祺瑞政府中某个人的支持，和这个人一直坐到晚上12点多，直到人家尝试着营救才回家。他更是多次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亦无所不可。”
　　
　　蔡元培确实有点累了，加上他担心北大可能会因为“五四”受到更多管制而危害自由，他也就非走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