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转帖]

地平线

作者：马立诚（人民日报）
出处：《战略与管理》杂志

转贴者注：转贴此系列文章，是鉴于最近家园关于中日关系的讨论热烈，为了使家人们可以看到不同角度的不同观点，并非赞同作者所有观点。

    一
    2002年1月，我启程访问日本。正是北京最寒冷的季节，不过，一件刚刚发生的事让人心里感到更加寒冷，这就是赵薇事件。

    名演员赵薇出于商业目的，穿了一件类似日本军旗图案的时装。我看过杂志上转发的赵薇穿这件衣服的照片，也许照片比较模糊，如果不是旁文注明“ 类似日本军旗”，我还看不出衣服的玄妙。赵薇穿衣的结果是遭到全国声讨。声讨者不管赵薇是否知情，不管她穿这套服装干什么，也不顾及她个人权利和声誉，就在媒体和网上诅咒她“ 是汉奸卖国贼小日本的艺妓”、“ 应该强奸应该挖祖坟”等等。还有人把她的头和别人的身子拼接在一起，制造出一幅赵薇的全裸图片，在网上大肆传播。事情甚至发展到有人在公众场合把她推倒在地，向她身上泼粪水的地步。据《北京青年报》2002年4月3日报道，泼粪者吴某说：得知赵薇2001年12月28日要到长沙演出，我就买了一张票，带着装满粪水的矿泉水瓶子，“ 我是从赵薇背后上台的，上台后一把把她推倒在地，然后泼粪。”

    在全国性大批判大诅咒以及非法使用肖像、侵犯身体的压力之下，赵薇不得不向全国道歉。赵薇穿什么衣服，是她自己的权利。别人当然可以发表意见，甚至尖锐批评，促进当事人反思。但也仅此而已。像这样狂热的全国性诅咒谩骂侵犯肖像权并辅之以违法动作，就滑到了侮辱人格和名誉、侵犯公民权利的歧途，实在不能称之为健康行为。更有甚者，据《北京青年报》2002年4月3日报道，这个姓吴的31岁的泼粪者至今仍在蒙昧中而不自知，他说：“ 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妥。”

    什么时候国人才能摆脱这种非理性的冲动？甘地说：“人作为动物是残暴的，而作为精神存在是非暴力的，他一旦在精神上觉醒就不能够再使用暴力。”诚哉斯言。他又说：“ 非暴力行为的第一个原则是不参与任何羞辱人的事情。” [1]

    令人痛心的是，吴某泼粪之后，大量媒体起来造势，竟说吴某的行为表明他“位卑未敢忘忧国”，并发起筹资活动，为满足吴某上大学的渴望筹款。近年来，一些打着“ 爱国”旗号的非理性盲动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与部分媒体缺乏社会公义、不负责任的煽动密切相关。

    法兰克福学派曾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群体心理机制，其中一条就是在“ 爱国主义”幌子下实施舆论暴政，泯灭人类共同价值，任意侵犯和剥夺公民权利，煽动攻击性，把敌意和虐待施加到对象身上，藉以发泄心中各种积郁。上述行为有没有这方面的特点？在最近的历史中，1967年8月22日北京发生的一些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闹剧，就是类似的“爱国”冲动。此类行为，名为“爱国”，实为祸国，是对国家和民族不负责任的群氓行径。人们从中看到了什么呢？文明和野蛮的界限消失了。

    面对如此狂热汹涌的民间潮流，我不禁想起一位朋友说过的话：“ 中日两国官员频频举杯以示友好，那都是假的。”此话不免偏激，但仍然值得深思。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就相关问题进行反思，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

    1月15日下午3点，从首都机场起飞，天朗气清。两个多小时之后抵达日本上空，从机翼望下去，淡淡暮霭中，一长条山脉起伏的岛屿出现在大海里，感觉日本真小。后来这个感觉又重温了一次。

    那是1月24日我结束对冲绳的访问返回日本本土。下午3点，飞机从冲绳县那霸市机场起飞，向北飞行一个多小时，飞机从日本最南端鹿儿岛进入日本本土。向下一望，是浮在大海中一长条暗紫色的山峦。再往前飞，山脚与大海之间一片狭仄的平地上许多积木似的建筑，那就是大坂了。

    以中国为参照系来看，日本的确狭小；而与欧洲一些国家相比，日本就是大国了。日本面积37万多平方公里，比我国黑龙江省还小8万平方公里。日本1.2亿人口，密度大大超过我国，负担极为沉重。日本国土60%为山地，能源极度贫乏，地震台风火山海啸灾害频仍。在世界上，比日本条件好得多的地方陷入贫穷，我们见得太多了。日本非但没有沦于贫困，还能取得国内生产总值5万亿美元的成就，高踞世界第二，实事求是地说，是亚洲的骄傲。

    但是，随着10年来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和中国经济迅猛崛起，就综合国力和发展趋势而言，中国将要超过日本，已是国际上普遍的预期。

    2002年2月17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是一个日本少女在流泪。旁边说明文字是：“ 现在是北京，而不是东京，塑造亚洲的未来。”这期刊物发表特稿《日本红日，冉冉西沉》。文章说日本现在失业率是战后最高，过去日本人讥笑菲律宾、印尼、泰国出口女佣，现在失业的日本技术人员排队到中国找工作。日本的1000家大公司当中，有420家将生产基地搬到中国。日本银行坏账达1350亿美元，相当于台湾、香港所有外汇储备。

    光看这几行文字，感觉日本已经垮了。其实不然，日本的实力众所周知。2000年日本人均GDP为35567美元，居世界之首；日本拥有世界一流制造技术，科研投入也是世界第一；日本对外收支顺差世界第一，外汇储备3616亿美元，亦为世界第一。

    日本《21世纪》月刊2002年3月号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规模在2020年就可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这话比较接近实际。

    同行的翻译松井美穗小姐某天穿一件白色细长横格羊绒毛衣，非常漂亮。日本服装制作精美是有名的，我问她哪里买的，准备按图索骥买一件，回答令我吃一惊。她说：“ 在北京燕莎商城买的，燕莎二层羊绒毛衣种类很多。”在东京银座最有名的三越百货商场，许多羊绒毛衣和服装都来自中国进口。东京人开玩笑说，这里也像美国一样，到处都是中国造。也许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小小写照。今年中日两国年贸易额已接近10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产品正大面积覆盖日本。

    松井美穗说，经济衰退对日本人生活有影响。现在大家花钱都有计划，下馆子、买时装缩手缩脚，超市地下一层的半成品食品大受欢迎。

    又一位朋友告诉我，以前日本有一个神话，房产总会上升，买房子就会保值升值。现在不行了。房产价格跌了下来，对日本人的信心打击很大。

    由于长期经济衰退，不少日本人对中国的崛起怀着莫名的恐惧。

    1月16日下午，细雨如丝，我到东京神保町书店一条街游览，最有兴趣的是内山书店。这个书店在中国读书界颇有名气。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内山书店与鲁迅的交往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段佳话。最近，中国再版了内山完造先生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着作《中国人的生活》。东京内山书店还保持这一传统，专门销售关于中国的书。有从大陆、香港、台湾进口的中国古代及近现代名着如《诗经》、《红楼梦》、《鲁迅选集》、《燕山夜话》等，有时下一些中国作者写的书，也有日本人及他国作者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我和凌志军合着的《交锋》由日本中央公论新社翻译出版之后也在这里销售，每本定价3600日元还要加税，着实不菲。内山书店不大，营业面积约20多平方米，书架排得密密麻麻，间距仅容一人站立。

    赴日之前就听说日本出版了不少谈论中国威胁的书。走进内山书店，果然在书架上看到宫崎正弘着的《人民币VS日元──中国经济的威胁》，国分良成着的《中国全球化摇动世界》，中岭雄着的《中国是威胁吗──日中友好是幻想》，天儿慧着的《中国是威胁吗？》以及《中国的威压和日本的卑屈》、《中国加入WTO对周边国家的冲击》等着作。后两本我忘了作者名字。略略翻翻书里的章节目录，觉得有些夸张。不禁想起有人说日本民族的特点之一就是过于敏感，这既是促进创新的动力之一，有时也造成不必要的紧张。

    《朝日新闻》的同行对我说：“10年来，日本经济萧条，相反中国一直在高速发展。过去日本与中国打交道有优越感，现在不是那样了。中国发展太快，日本人不存在优越感了。”

    还有一位日本友人告诉我：“与13亿人口的国家做邻居，压力大极了。好像自己家有一个儿子而邻居家有13个儿子，有点害怕。”

    近代以来，日本始终走在中国前面，只有美国始终领先于日本。因此日本人对美国一直很佩服，而看不起中国。但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将要超过日本的前景，日本在心理上很难接受，这一点并不奇怪。

    三

    但在国内却有相反舆论。回到北京之后的2月13日，我在某网站读到一篇署名高兴兴的文章，说日本已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首先要打击中国。

    该文说日本能够在一个月内生产出各种核武器，一年内可生产2万枚中程导弹，40万到60万辆先进坦克及20万架飞机。日本生产的FSX战机性能超过美国F 15和F 16三倍。日本的侦察卫星具全天候侦察能力，能在夜间拍摄跟踪小于1米的目标。经过动员，日军可达500万人，10天之内横扫东亚和南亚。

    这种评估不免过于夸张。世界上不少国家研究日本军事力量，没有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作者描述细节如此确切，不知根据是什么，但从文章中可以感到作者对日本的恐惧。

    事情并不像高兴兴说的这样简单。近年来我国出版的许多日本研究着作都肯定了日本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民主和法治的体制，政府决策受到多方监督与掣肘。某些人想像中“军部”为所欲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我在日本曾拜访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山口富男。他说：日共的任务之一就是揭露执政党。他告诉我，近来日共影响扩大，国会中已有40多名日共议员，日共已在全国105个行政区执政。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日本政治今天虽然存在腐败等种种问题，但各种力量互相制约则是现实。众所周知，自民党内部存在着观点对立的派系，斗争激烈；自民党外部的制约力量，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社民党（前社会党），以及力量大得多的民主党（大约有160位国会议员）等各党派。民主党政调会长、日本众议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主席冈田克也对我说：“ 民主党的目标就是要把执政的自民党拉下来。”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10天之内横扫东亚及东南亚”云云，只是想像而已。更何况，当前国际情势与二战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强大的中国是任何人都不敢对它轻举妄动的。华东理工大学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倪乐雄在《南方周末》报2002年3月28日发表文章说，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日本选择军国主义道路，结果血本无归。二战之后日本放弃武力方式，以协作求生存，结果繁荣昌盛，不用进行领土扩张也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对此，日本主流社会是深有体会的。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口控制已经变为现实。人口无限增长与生存空间有限这一困扰日本千年的矛盾已不复存在。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协作精神正在占据世界主导地位，防止武力冲突根本出路也在于建立和健全协作体系。从历史来看，要让一个战败国永远不能恢复到正常国家状态是不可能的。面对日本未来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趋势，我们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要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军事状态的军事诉求，同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这才是与时俱进的新思维。

    更为离谱的是，高兴兴的文章竟说日本国民都是好战分子。“日本民众是铸就日本右翼势力的肥沃土壤”，普遍渴求“ 军事强国”。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我在日本拜访各界人士，提到战争，大家都很厌恶。东京银座和新宿灯火如海，应有尽有，比纽约曼哈顿还要繁华，一对对青年男女衣着光鲜，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中，他们怎能企盼战火？我在日本农村看到农民开着丰田小轿车，沿着柏油马路开到田边，停车之后打开后备厢，穿好胶靴下田，过一会儿回来把胶靴放到后备厢开车回家。乡村中放眼尽是现代化建筑，购物中心、俱乐部、咖啡馆应有尽有，一家一栋别墅式建筑，可以停车，日子过得比东京市民还舒服，有什么理由到战场送死？高兴兴根据自造的奇怪逻辑，批判中国政府所说的“日本人民也是二战受害者”的观点，嘲讽中国政府的话是“自欺欺人之谈”，还耸人听闻地说：“日本普通民众利用观光旅游来中国搜集情报。”逻辑发展至此，作者露出战争歇斯底里。他提出中国现在就应该做好“ 打击敌对国民众”的准备。这些意见显系不负责任的煽动。

    2002年2月9日，江泽民在会见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时说：“我认为中日双方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持中日友好，友好可以促进繁荣，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利。”

    这是明智而且高瞻远瞩的见解。

    目前中国最需要什么？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什么地方？这是不能不加以辩明的大问题。24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面临的问题也是堆积如山，而且非常棘手。如缺乏法治、腐败日甚、金融坏账、贫富差距、农村困境、市场分割、环境恶化等等。更为根本而又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则是全国各界殷殷企盼的政治改革与民主建设。

    就目前中国实力和内外环境来看，上世纪早期那种“ 亡国亡种”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国内。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国领导人焕发极大的智慧，付出极大的精力。

    因此，中国的战略仍然应该是韬光养晦，稳定发展，重点在于突破国内的瓶颈。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是在未来三五十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近些年来实施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即使将来中国更加强大，也面临着怎样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课题，只能更加巧妙地把握国际平衡，决不能率性胡来。

    站得高一点来看，中日关系在未来历史上存在多种选择的可能。一是日本加深与美国结盟，提防和对付中国；二是不即不离，互相猜疑，暗施冷箭；三是中日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及东亚、东南亚的繁荣。第二种状态其实是一种过渡，不是滑到第一条路，就是进到第三条路。究竟何者对中国更为有利，是不言而喻的。江泽民提出中日友好是“惟一正确的选择”，可谓切中历史机枢。

    有鉴于此，高兴兴先生鼓动中日开战，决不是中华民族的福音。

    还要看到，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亦流布四方。亚洲不少国家紧张地注视着中国的举动，并准备了不同的应对方案。世界经济论坛负责亚洲事务的董事里希特在中国《财经》杂志2002年第21期撰文说：“ 中国的崛起在很多方面都给东南亚国家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些国家担心中国会像黑洞一样吸走外国投资；中国产品将会席卷东南亚，使各国产业出现“空心化“。《参考消息》2002年11月3日报道说，针对日本一些人欲修改宪法的动向，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所某研究员指出：“ 东南亚不像中国那样抵触日本的军事力量，倒是对中国抱有怀疑。为了牵制中国，希望能对日本表示鼓励，从地区安全出发，日本修改宪法是必要的。”印度尼西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表示：“ 我认为日本即使修改宪法，也不会成为军事大国。”泰国政府人士则强调说：“ 欢迎日本自卫队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大力推动中日友好，不赞成朝鲜发展核武，搁置南海争议，积极促进10＋3（中、日、韩与东盟10国）沟通交流，致力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1），启动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使东盟国家也能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这些举措缓解了亚洲国家的紧张情绪，使“ 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2002年11月初，朱熔基访问柬埔寨时全部豁免了柬埔寨欠中国3亿美元的债务，并准备部分或全部放弃对越南、缅甸等亚洲6国的债权，更受到东南亚国家好评。中国与东盟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启动之后，日本和印度不甘落后急起直追，相继与东盟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在此基础上，朱熔基在2002年11月4日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中，提出了适时启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受到日本、韩国有识之士的欢迎。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呼唤"亚洲新时代",即在尊重各国文化特性的基础上,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首先是东亚和东南亚逐步实现经济一体化,然后再向前迈进。朱熔基的提议,揭开了"亚洲新时代"的序幕,堪称大手笔。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应有如此风度、襟怀与前瞻性眼光。

    其实,在历史上,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次数比亚洲国家更多,彼此宿怨也比亚洲更深。从1814年到二战巴黎沦陷,光法国首都就六次领略了德国铁蹄的滋味。近的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欧洲掀起,并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今天,欧洲人在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方面的探索已经远远走在亚洲前面,不但启用了欧元,而且正在制定欧盟国家统一宪法。这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人类迈向大同的最大胆的尝试。法国学者多甘在民意调查的基础上,生动地描述了西欧各国由传统的民族主义向一体化过渡的心态。他说:很多西欧人具有很节制的民族自尊,并不绝对信任自己的军队,但却信任邻国,并且对一体化越来越持积极态度。[2]写过《大同书》的康有为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了。我们亚洲人的小农观念要保持到什么时候?

    毫无疑问,如果高兴兴一类的声音放大起来,其后果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使中国陷入孤立的境地。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9-28 18:19:5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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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兴兴的文章不是个别现象。

    有些网站一年发表上万条评论;凡涉及日本均是痛骂"东洋鬼子"、"倭寇"、"小日本",没有一条讲日本现在有什么好的地方。这里固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未免情绪化,而且缺乏向前看的态度。其实,战胜国对于战败国采取宽大为怀的态度,能够创造更为和解的环境,也比采

    取苛刻的态度对自己更安全。

    2002年夏天,南北媒体围绕著名演员姜文在东京参观靖国神社一事大肆炒作,制造风波。一些媒体痛骂姜文是"卖国贼"、"汉奸",摆出了与姜文"不共戴天"的架势。有的媒体还引用著名画家陈逸飞等人的话指斥姜文堕落,迫使一些名人出面澄清。《北京青年报》7月1日刊出整版文章,题为《情绪化的爱国主义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上对此进行报道。陈逸飞回忆了就此事与记者接触的经过之后说:姜文参观靖国神社是艺术家深入生活,与参拜靖国神社是两回事。导演贾樟柯说:我当时说如果姜文去靖国神社参加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集会,就不应该了,如果是导演工作需要的个人行为,那无可非议,结果文章发表出来,我的意思完全走了样。导演陆川说,一家媒体的报道中关于他的表态完全失实。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姜文去靖国神社,是出于创作目的,完全可以理解。参观和参拜,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淆。结果报道出来就不是这样,"我感到这样置人于死地太过分了,把姜文塑造成一个汉奸和卖国贼,这样的努力能否成功,我感到怀疑,这样人为制造新闻的方式让人感到悚然。"作家阿城说:"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要求我们了解更多国际通行的常识。去没去过靖国神社并不重要,因为它在日本是一个公共场所,关键要看一个人以什么样的身份去。有些政治人物出于某种目的去那里做出政治姿态,说一些话,那才是参拜,这是一个常识。如果有这种常识,就不会闹出‘姜文去过靖国神社'的笑话。"

    还是2002年夏,深圳有一家酒吧在门口挂出"日本人不得人内"的招牌,拒绝日本人前来消费。该酒吧经理说,这是为了抗议日本修改教科书等行为。

    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说:"以德报怨"。国人过去受过"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欺凌,心里是什么滋味?难道我们今天强大了,就要用同样手段对付别人?再说,我们历来不提倡把政治与经济混为一谈。修改教科书是日本极少数人所为,怎能让普通日本消费者代为受过?

    类似现象,都是民族主义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中的反映。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在2002年10月11日《湘声报》发表文章说:"911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有的大学是一片欢呼声:炸得好!我觉得,这种人格非常不健全,价值判断失衡了,为最丑阻的东西叫好。"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在同一期《湘声报》上说:"现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有很多人把狭隘民族主义混同于爱国主义。"还有一些学者指出,由于长期教育走偏,造成一些人急功近利胸怀狭窄,缺乏博大而悲悯的心灵。杂文家鄢烈山说,那些煽动情绪化的"爱国者",其实是爱国贼,实为一语中的。

    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民族主义,有两个突出的负面因素。

    一是自大。宣传改革开放的成就鼓舞国民士气是必要的,但如果过了头,就变成升虚火、发高烧。我们在历史上常常犯这个毛病。近年来一位著名学者的话到处被引用:"到了今天,这个文明(指西方文明)已呈强弩之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更有许多人干脆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些话,有如《中国可以说不》一书预言美国将在2010年崩溃,而"世界一切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这些说法本身就反映了愚昧和落后一一未经充分论证就武断地做出结论。这种无知妄说还被某些人打扮为"爱国主义",足见思想的混乱。

    二是排外。最近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专门写了"光荣孤立论"一节。该书作者认为西方是高度一致的,中国无法利用其间的矛盾,因此应该建立独立自主的封闭经济体系,自己与自己(不同地区)做贸易。该书甚至编造说美国政府的目标是从人种上灭绝中国人,为此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打压之下,中国逃脱不了亡国灭种的命运。《碰撞》一书指责全球化是美国的恶毒阴谋,美国企图通过全球化达到奴役各国的目的。该书作者认为,中国国内布些人提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不过是少数人挟持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而己。作者还说,中国国有企业之所以出现困境,并非由于体制和经营方面存在问题,而是引进外资造成的恶果。《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作者提出,全球化是美国发动的"软战争"。"软战争"的结果足以摧毁中国,使中国陷入瘫痪状态,落入西方控制之中。

    这些小农思想家的片面不实之词,颇赢得了一些喝采。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强盛的中国已非昔日可比,殊不料,义和团却再度还魂,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锁国闹剧,令人痛心。对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回忆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时说,在谈判中,对中国代表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外国谈判对手,而是来自国内骂他们是汉奸、卖国贼的舆论。

    民族主义狂热,与某些媒介不负责任煽风点火有很大关系。一些媒介为了商业利益,迎合情绪化的低俗市场要求,堕落到良知与是非的底线之下,不辨寂麦,一哄而起,热炒"猛料",吸引眼球,导致虚火高烧,恶化了舆论环境。一些媒介在赵薇及姜文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鲜明例证。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曾指出现代媒介的功能退化,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消费主义取代了批判意识"。教训启发我们,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媒介环境,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众形成良性互动,努力维系民主与法治。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赂升,也给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赵薇、姜文等事件的发生,难道不是警示么?

    五

    再看日本。

    日本内阁总理府的下属机构有一项连续多年的民意调查,主题是"对中国的亲近感"。从1978年至今,每年随机向2000多个不同年龄的日本人进行问卷调查。20多年的调查结果,以1980年最好,在调查对象中,对中国有亲近感的占78.6%。1989年一下子下跌到51.6%,此后到2000年下滑到48.8%。

    为何如此?回答是日本国民对一些中国人的行为印象不好。比如偷渡者非常多。举一个例子,今年10月25日,南京市检察院起诉了一起偷渡案。以福建莆田人陈文树为首的团伙,在两年多时间里动用9艘远洋轮,在国内10个沿海城市的19个港口与日本之间对开,疯狂组织偷渡730人。目前仅东京一地,就有10万中国人是偷渡者。偷渡者在日本组织黑社会,偷盗、抢劫、凶杀,制造和使用伪钞,大规模组织中国妇女卖淫。在东京新宿,中国黑社会与日本黑社会抢夺地盘甚至占了上风。香港《太阳报》2002年3月7日说:"华人在日犯案数量飙升"。日本电视报道说,2001年每天有25个中国人因犯罪被日本警方拘捕。除此之外如地铁逃票、垃圾不分类、任意侵占公共用地、随手丢弃东西、吐痰等等,也令日本普通民众反感。一些日本人告诫说:"中国人来了,赶快搬走!"我在大阪访问时,市政府官员对我说,不知为什么,每个月都有100个的中国姑娘嫁给第二次或第三次结婚的日本人,不久之后又破裂,在大阪留下来不回去了。

    这些问题,香港媒介及相关国家媒介都有报道,我们也不必讳疾忌医。敢于正视自身的弱点,才是有自信心的民族。

    当然,日本某些民族主义者利用经济衰退引起的不满,煽动日本民族主义情绪,企图开倒车的言行也应引起两国人民的警惕。

    这方面的代表之一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我路过繁华的新宿,看到高高耸立在那里的东京市政府办公大厦,就不由得想起他的言论。石原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3月号上的文章《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具有一定代表性。他在文章开头引用英国作家威尔兹在1933年出版的《未来世界》为自己打气。威尔兹在这本书中预言,到21世纪中期,世界将以日本为中心实现统一。石原说:"英国作家无疑是把100年后的世界托付给了日本。"这未免过分狂妄。石原对日本现实境况十分不满,他认为日本有可能变成美国第51个州,或是被中国吞掉。因此,他在文章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本如何同以亚洲为舞台进行角逐的两个霸权国家美国和中国对峙呢?"他开出的药方是,只有同"前门虎"美国对峙并遏制住"后门狼"中国,日本经济才有可能复苏。他说,为了同中国对抗,除了建立日元圈之外,日本应该把先进技术同亚洲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结合。当然,这里的"其他国家"不包括中国。这样,日本就能在通信、金融、运输等方面发挥中枢机能,成为"亚洲网络的指挥塔"。当然,石原的狂想并不是日本的主流,但希望日本国民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石原的主张,只能给日本造成危害。

    我在东京与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座谈时,有一位先生说:"中华思想是妨碍日中友好的因素。"我问他所说的中华思想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把'自己看作中央王国,而把别的国家看作是夷狄。"我回答说,过去,古老的中国曾经有这种看法,但现在不是这样。几十年来,中国一直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这位先生还说,中国强大了,就骑在日本头上,对日本指手画脚。我说,两国间有一些磨擦,这是正常的,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解决。日本不是和其他国家也有很多磨擦吗?中国人并没有想骑在日本头上的愿望,这是一些日本人的过敏和误解。

    除了上述刺耳的声音之外,我在日本一路感受下来,觉得促进两国友好的呼声还是大局。就我个人接触所及,不论是自民党代理干事长町村信孝、社会民主党副主席东门美津子、民主党政调会长冈田克也、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山口富男,还是早稻田大学、立教大学以及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的一些学者,对中日友好都有正面的认识。他们都希望向前推进中日关系,加强双方合作与了解。比如町村信孝先生说,两国国民互相有些意见,今后要多做工作,特别是对年轻人要加以引导。东门美津子表示社民党一直对中国有亲近感。冈田克也先生推动他的故乡三重县与中国河南省结成友好互助关系,并给了河南罗山县一个希望小学500元捐款。山口富男对江泽民2001年“七一"讲话中关于吸收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家入党的内容表示了支持。这表明,江泽民关于"中日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持中日友好"的论断,是两国有识之士的共识。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大强调创新。我认为,在对日关系方面也应如此。抛弃旧观念,启动新思维,实为当前切要。

    首先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战争毕竟已经过去了近60年。香港《亚洲周刊》11月4日发表文章《大乐观的中国需大改革》。文章说:"将来历史学家会把2002年定为攸关中国转变的关键年。这一年里发生的大事,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里的温和国家。"这种转变是成熟的标志,说明我们在国际关系方面已经吸取上世纪60年代冒进的教训。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和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人已先后来到中国的芦沟桥和沈阳等地哀悼,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表示反省。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另外,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连续向中国提供26679亿9百万日元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北京污水处理厂、武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利发电、重庆长江第二大桥、秦皇岛码头、稀阳至广州铁路扩建、朔黄铁路、南昆铁路等150个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年利率仅为0.79%-3.5%,偿还期为30年或40年。这也表达了日本方面的诚意。长期以来,我们对此介绍不够,现在应有正确的评价。

    另外,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比如,日本向海外派出军队参加维和行动,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

    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角力场是经济体系和市场。亚洲的枢纽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就中国而言,促进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日实施,推动中日韩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应尽的责任。这也是亚洲人心所向,潮流所向。

    马立诚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评论部)

    注释:

    [1]《大学人文读本·人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3-4页。

    [2]《国外社会科学前沿·199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52-153页。

    《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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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

马立诚简介

马立诚， 1946年出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政论家。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研究，撰写多种评论及文化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8年马立诚与凌志军合作撰写《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呼喊》，出版后连续两年成为当年中国最畅销书。《交锋》发行200万本，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

1999年9月，马立诚被美国《亚洲周刊》杂志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

2002年12月，马立诚在北京《战略与管理》杂志第6期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在亚洲引起轰动，在国内引起激烈争论。

1986年迄今，出版著作11本。

主持人：好，欢迎马先生来到“世纪大讲堂”。马先生，您去年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马立诚：2002年1月我访问了日本，在访问日本的过程中我思考了很多问题，主要还是中日关系问题。访问日本结束回来以后，我又思考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2002年12月第6期，它是双月刊。

主持人：我们知道马先生一直是研究中国改革，而且对国内问题有很深的一些见解，但这次好像有点儿跨领域，跨到外交关系中。

马立诚：对。这个我是一个外行，我日语不会讲，更谈不上日本问题的专家，所以是外行。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当然不光是网友有些想法。

主持人：学术界好像也有说法。

马立诚：对，学术界、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也有一些想法。后来我们在切磋交流的过程中，我就说，学术研究，其中包括咱们日本问题研究，也需要内外的互动吧。

主持人：那么有人说您这是外行之见，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马立诚：这篇文章是不是真正写到点子上，这不是外行之见、内行之见这几个字所能够概括得了的，那还是要看整个反应如何。现在反应比较强烈，而且我也跟许多专家进行过交流，他们倒是觉得这样冲一冲，提供一些思想，对于这项研究是有互动作用的。

主持人：或者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马先生有独到的一些洞见。我们也知道，马先生过去写一些政论的时候，对一些国际问题、国内问题也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马立诚：过去写国内问题的多，这次完全是一个国际的问题。

主持人：好，下面请马立诚先生给我们做演讲。

马立诚：刚才主持人说中日关系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我也有同感。因为说起日本来，在咱们国家不论男女老少恐怕肚子里都有话，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两个国家渊源太深了，离得也太近了，同时恩怨也太多了。要说渊源深，我们交往了两千多年，中国跟美国才交往了多少年？美国建国200多年。中国跟日本交往了两千多年了。只举一个例子，现在日本的文字，它的官方文字当中，大概还保留着汉字一千个左右，这个在世界上别的国家恐怕是极其少见的。另外，当然，日本反过来对我们也有影响，比如现在我们使用的词汇，像干部、群众、领导、革命，这都是从日本词汇里传过来的。有时候我走在日本的街上一看，武术馆、珠算塾，就好像来到自己的国家一样，两个国家有这种文化的相似性。离得近就不用说了。恩怨多，当然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上，恩的部分还是大于怨的部分，恩的时间也是多于怨的时间。但是如果提起近些年来的中日关系，是蛮复杂的，用宋词里边的六个字概括，最是恰切不过，叫“剪不断，理还乱”。“理还乱”也得要理。我们梳理中日关系，从什么地方出发呢？以什么做依据呢？我想，国家利益，发展目标，还有崛起的中国在当今世界上要扮演的一个理性大国、一个善于平衡的大国、一个负责任大国这样的形象。我们梳理中日关系是从这个地方出发。先说说国家的利益和奋斗目标，那就是十六大所提出来的，在今后二十年我们要全面地建设小康，在2050年，要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利益所在。这就是大局，也是一种战略高度。我们处理中日关系，应该从这样一个大局，从这个战略高度出发。历史是重要的，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发展，明天的发展比历史还重要，这是我们的着眼点。

要做一个理性的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善于平衡的大国，什么意思呢？假如用一句咱们同学们都能理解的话，就是要避免情绪化，不要轻易地负气来做事情。基于这些，十六大提出了一个“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这样一个方针。目的就是营造一个稳定的、良好的周边环境。这点对我们国家的奋斗，对我们国家推进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国家的对外关系应该服务于、服从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局，这是我思考中日关系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

我们看看中日关系的现状，现在中日关系经贸关系发展越来越密切。在2002年，中日两国的贸易额，突破了1000亿美元，达到了1037亿美元，这在中国的双边贸易中居于第一位。在去年，一月到十月份，十个月统计下来，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是502亿美元，超过了同期美国向日本出口的产品，（大约是497亿美元），这是两国的贸易情况。

还有投资情况，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日本向别国的投资比较谨慎，有些领域的投资还减少了，但是唯独对中国的投资在逐年上升。以至于现在日本是继香港、美国、台湾之后，中国的第四大投资来源国，我想同学们可能猜不出来，现在中日两国每天来往人数是多少？或者来往的人次是多少？每天一万人次，这在历史上是创记录的。那就是说，中日两国的往来，包括经贸、包括文化方面的合作日益紧密。有时候我们也发生一些贸易纠纷，比如说因为我们中国出口的大葱、香菇，还有一些鳗鱼日本不满意，两边有纠纷发生，还包括日本的汽车的毛病，双方总是在最后一分钟达成妥协，避免了两国贸易战的发生，因为两个国家都很清楚，一旦发生了贸易战以后，那个后果是双方都难以承受的。所以，现在实际上，中国和日本已经渐渐谁也离不开谁了。

但是，在国民情绪这边，有一点儿拧着劲，两国国民之间的这种恶感，还有这种厌烦，一种很紧张的状态在上升。那么这种国民的情绪，对中日两国都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你比如说大葱的事情闹起来以后，网上就把大葱的贸易上升到政治，“灭了日本”，一下就上升到政治上，而且要求打倒对方。这就使得我们国家很难在WTO的框架内解决这个贸易纠纷，所以它会使得两国决策人的政策空间缩小，会造成一个巨大的压力。国际冲突的一个规律就是误会连着误会，报复连着报复，假如一旦陷入到这样一个循环里去，就会很被动，而且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因素。

马立诚：那么现在我再说说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中国威胁论，或者日本人感到的来自中国的压力。

2002年1月我访问日本，在访问之前我听说2001年有日本人写书、写文章说中国威胁论，我没有什么切肤之痛。这次到了日本以后，我感觉到了日本人是比较恐惧的，基本原因在哪儿呢？最近十几年来，中日两国的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在高速增长，日本却停滞不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日本就骄傲不起来了，优越不起来了，同时日本国民也陷入到一种比较焦躁的状态里边。我到东京的神保町书店一条街，逛逛书店，发现那儿有很多著作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日本人比较敏锐。我举几本书名，《人民币VS日元——中国的威胁》、《中国的威严和日本的卑屈》、《中国加入WTO对周边国家的冲击》，第四本像《中国的威胁——中日友好是幻想》，这样的著作非常多。

另外，我和日本东京的知识分子在座谈的时候，有些人也对我说，中国强大起来了，现在要骑在日本的头上指挥日本。或者有人跟我说，中国强大起来了，把日本当小弟弟。我回答这个事是你们的夸张，我们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吧。还有一个日本的朋友说，日本有1.2亿人，中国13亿人左右，那就好像自己有一个儿子，邻居有13个儿子，感觉到压力非常大。这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新闻周刊》2002年2月17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日本红日，冉冉西沉》，《新闻周刊》的封面是一个日本少女在垂泪。文章说“现在是北京，而不是东京，决定着亚洲的未来”；文章还说，日本人过去嘲笑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出口女佣。但是现在日本的技术人员成群结队到中国去找工作，日本排名前1000家大公司，已经有420家搬到或准备搬到中国。日本银行的坏账是1350亿美元，相当于台湾、香港外汇的总和。一看这篇文章，好像日本垮台了似的，其实不是这样。

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五万亿美元左右，我们一万多亿美元，相当于我们的三倍多，不到四倍的样子，至于人均我们就更少一点了。另外，日本的科学研究投入的经费世界第一。它的外汇储备3600亿美元左右，也是世界第一的。所以日本的实力还在，在那儿摆着。倒是日本的《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二十年会超过日本”，这个比较贴近实际。当然了，GDP总值的数字比较，还不能囊括全部的经济活动。另外，中国的势头比较好，向前高速增长，它就很害怕。日本说，看我们的企业空心化了，空心化就是把工厂都搬到中国来了。那么，日本不是要更多的人失业，更难走出经济困境吗。

当然，其它的国家，包括一些我们周边国家，还有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也有些敏感，俄罗斯也在讲“中国威胁论”，东南亚国家也讲，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国家发展起来以后，吸引了很多外国投资。结果外资到它那儿去的就少了。另外，中国生产的产品质量也不错，像潮水般涌入，包括从越南到印度到墨西哥，就挤垮了当地的企业家和当地的工厂，所以就产生出一种恐惧和疑虑。当然，一个大国在它崛起的过程中，产生这样的摩擦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综合的情况以后，要尽量减少敌意的摩擦，使我们的奋斗，使我们的建设现代化更加顺利一些，倒是应该注意的。

所以我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说，在今天中国已经不是积贫积弱的这么一个前提下，在中国已经强大起来的前提下，有必要调整一下中日关系。怎么调整呢？我的意见就是，从战略大局出发，把历史问题放一放，不要总是纠缠在历史当中，要走出历史，也要改变那种把日本人全面谢罪甚至下跪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前提的做法。同时，我顺便说一句，像我们课本里边，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比较多，抗日战争内容比较多，是不是也增加一些日本战后的变化内容呢，这当然就是我的一个思考。

下面我可以讲第三个问题，就是历史问题，中日的历史问题，或者说有关日本道歉的问题。刚才主持人提到我写了一篇文章是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这是比较严肃的一个学术性的杂志，2002年第6期上面，题目是《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这个文章发表出来以后，全国大概有五千个网站左右在讨论，很多网友也不同意我的意见，有的还骂了我一顿，这个我都可以理解，我们都可以表达。有些网友也说，你这个文章里说，日本道歉结束了，在哪儿道歉了？当然一些朋友可能平时没有太留意这个事情。我现在还是坚持我这个观点，日本的道歉结束了，我们应该翻过道歉这一页。

我先讲一个前提，就是八年的战争，日本侵略我们，我们中国死了非常多的人，而且各方面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是不是一个道歉能抵偿的？不是的，抵偿不了，这个伤痕在中国人的心里。但是我们再换个角度想一想，现在过去有60年了，那么我们怎么办？永远在历史里边打转，还是像有的网友提议那样，现在我们强大了，我们杀到日本去，再打一仗，把日本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区，谁来做特首？这都是行不通的，不现实。所以，我是说要着眼于现实来理解日本的道歉问题，道歉问题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从1972年到今天，日本政府各届领导人，向中国21次道歉。第一次就是1972年9月，当时中日要恢复邦交正常化。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来进行谈判。田中角荣下飞机就讲，过去的战争给中国添麻烦了，对不起。当时周恩来就批评他、抗议他，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够说一个添麻烦、一个对不起呢。日本代表团退而思之，反省、反思，最后作出一个新的表态。这个表态就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受了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反省式的道歉，所以在9月的最后一天，1972年，签署了《中日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刚才我说的一句，就是《联合声明》里边的文字，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句话，所以《联合声明》同时才有了另外两条，一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的不正常状态结束了。第二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这是1972年的反省式道歉。

一直到1998年11月的时候，两国签署了《中日关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简称《联合宣言》。《联合宣言》里讲这么一话，日本“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在这中间，1995年村山富士首相来华访问的时候，承认了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这样的道歉统计起来是21次。我认为经过这样21次道歉以后，道歉这一页可以翻过去，可以走出历史，面向未来。顺便我再说说下跪这件事情，因为太多的网民，对日本的要求都是要下跪，网友心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在现实中是做不到的。第一，没有法律的依据，不管战争法，还是国际法庭都没有下跪这个惩罚的条款。第二，下跪是我们中国比较独特的文化，下跪本身跟理性的思考没有关系。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道歉不一定拘泥下跪这种形式，因为它是不现实的，也是做不到的。这样就妨碍我们拓展关系往前走。

马立诚：我自己还有一个看法，跟同学们交流一下。实际上战争责任的追究问题，通过战后的东京大审判，还有各国的分法庭的审判，已经解决了。1946年开始了这个审判。东京是审判甲级战犯，其它的有乙级、有丙级战犯。与日本的交战各国，也在各国开设了49个分法庭，其中咱们中国是最迟结束的一个国家，我们在1956年最后审判了一批日本战犯。前后加起来，所有这些战犯，大概判决了5496个日本战犯。给了日本的好战势力，军国主义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对日本的国民在战后进行反思和更新精神，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从法律上来说，通过1946到1956年长达10年的审判、判决，在法律责任的追究层面来说，已经完成了。

跟道歉问题、历史问题有关联的是对华援助问题，我介绍一点，我认为这也是道歉的一部分。日本从1979年到2001年，向我国提供了26679亿日元的低息贷款，大约是2000亿人民币左右。为什么说低息呢？它的利率是1％到2％，偿还期是30年到40年。我们比较一下，世界银行贷款的利率是3％到4％，要求10年以内归还。另外，我们中国国内的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是5％到6％，要求两年内归还，国内还有政策银行，贷款利率是4％到5％，可以10年偿还。所以，日本方面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低息贷款，援助我们150项工程，其中包括像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南昆铁路、武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电站、秦皇岛码头、北京污水处理厂等等，不再一一列举，这也表达出一定的诚意，也是日本在战后反思自己，表达道歉的一个补充部分。

第四个问题，我想讲一讲民族主义的问题。我认为中日两国国内各自存在的民族主义，是妨碍两个国家推进互信的负面因素。民族主义是一个双刃剑，它有凝聚力，能把本族的人团结起来，但同时它也有伤害国家利益的一方面。比如我国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他在代表中国参加WTO的谈判过程中说，对他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谈判对手，而是来自国内骂他是汉奸的舆论，这是他的苦恼。最近几年，我们国内出版了不少著作，一些著作民族主义的情绪比较偏激。比如，有些著作提到全球化是美国策划的一个阴谋，它是为了扼杀第三世界国家的；还说WTO也是西方的阴谋；另外，还说我们的国有企业为什么缺乏活力呢？不是它机制上有什么问题，而是引进外资造成的结果，要求驱赶外资，还有的就是要鼓吹打仗，把我们国家的钱尽量多用在军备上。

如果我们真的照刚才我介绍的这些观点贯彻起来、操作起来的话，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国家利益是不是会受到损失。由于我们国家跟日本有一个历史纠葛，有历史之结，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发作起来，最锐利的矛头就是对着日本的，所以在网上都是“小鬼子”、“灭了日本”，还有刚才说的再战，就是把日本变成中国的特区。另外，我的文章里边介绍了赵薇事件，同学们可能都看过，介绍了姜文事件，介绍了深圳咖啡馆挂牌子禁止日本人入内，这样的事件，是妨碍日中建立互信的一个因素。当然日本国内也有民族主义，比如。日本的东京都知事石源慎太郎，他说，日本怎么办呢？只有在前门同“美国虎”对峙，在后门扼制“中国狼”，既要对美国说不，也要对中国说不，要对这两个霸权国家说不，日本才能够发展，这个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

另外，像1998年日本出版了一个很厚的漫画书叫《战争论》，作者是小林善纪。他画一些漫画就是为日本的二战中的行为来辩护的。他说，为什么会发动这个战争呢？那是为了在亚洲把白人的殖民族义者赶走，所以是正义的。南京大屠杀是编造出来的，还说与日本交战的各国提供的日军暴行的照片，很多是伪造的。另外，他对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很不以为然，他希望日本不要再走和平道路。我们看这个就是日本的一种民族主义，我觉得改善中日关系，推进两国的合作，各自都应该克服各自国内的民族主义。当然我上面提到的就是大家平时所说的日本的右翼，这个右翼，它不是日本的主流。在2000年，经过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王屏研究员的研究，在2000年登记的团体数是900个日本右翼团体，总人数10万人，当然实际的右翼人数比这个要多，就算我们不加区分的扩大一百倍，1000万人，他和日本的1.2亿的人口比起来，也还是一个零头。

我自己觉得中日关系的解决，当前在经贸方面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来推进。第五个问题，就是中日韩三国应该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中日韩实际上三个国家的经贸活动，现在越来越密切，我在日本东京的时候，我的一个翻译小姐她穿的毛衣非常漂亮，我问她这个毛衣是哪里产的？她说中国的。另外，我送给朋友一些礼物，到日本的著名的秋叶源电器一条街，去买西铁城闹钟，非常漂亮的闹钟，我一看中国的温州产。日本人也说这也像美国一样到处都是中国造。韩国也是一样，韩国人食用的80％的活鱼，是来自中国进口的。韩国整个电器市场的35％是中国产品，中国已经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这三个国家的互补性比较强。因此，朱镕基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2002年11月正式提出了，应该开始研究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三国有识之士都是支持这个进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地区经济组织，或者说区域化是一个主要潮流。我们看美洲那边，有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北美自由贸易联盟，现在正在谈判包括全美洲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另外，欧盟就不用说了，欧洲经济一体化，大家都比较了解。像非洲，也建立了非洲联盟，决定了在2025年，推进全非洲所有国家的自由贸易，零关税自由贸易。

我们看看亚洲这边，像西亚那部分有很多自由贸易组织，像阿拉伯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还有一个经济合作组织，阿富汗也在自由贸易区里。看看我们亚洲东部这边，东盟十国，有一个自由贸易区。现在中国、韩国、日本，基本上就是孤家寡人了。别人都是一个大集团，你跟别的国家做贸易的时候，要面对一个集团来谈判，这个时候你就会比较孤单，你的压力会非常大，你是被甩在外面的人，所以在如火如荼的区域经济组织的崛起过程中，中日韩三国落后了，应该是急起直追。最近中国和东盟十国，已经开始了10+1，就是东盟十国和中国一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大概十年。日本现在也感到着急，它也和东盟去合作。其实应该反过头来，日本在这方面稍微有一点儿保守，主要是农产品问题。中国农产品质量很好，数量也很大，向日本进口，日本担心自己的农业受到中国产品的挤压，从而造成它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失业率的增加，还有农民的不满。因为农民的选票，对于现在的执政党自民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要保护这个票源，所以它要保护它这个农业。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暂时问题，实际上，中日韩三国推进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远大前景。同时也可以逐步地解决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问题。

我先说到这儿。

主持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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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马先生这番宏论是去年12月发表的，所以到现在已经有七、八个月了，网上的议论一直是很多很多，我今天来做我们这个节目之前，做了一个网上的摘录，这个网上的摘录，马先生应该是比较熟悉，是人民日报有一个网站叫“人民网”，“人民网”有一个“强国论坛”。“强国论坛”大家都知道，都是一些网民在那里发表关于国家、民族动向、命运的一些言论。但是今天的版主，他有一个提示。他提示说，各位网友，今年7月7日是芦沟桥事变66周年，“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接下来有很多很多关于中日关系的青年网友的言论，也有一些自称就是愤青，他们的言论大家也可以想象的到。

那么我想可能第一个问题就想请马先生来说一说，您的文章发表以后，引发如此多的这样一些反面的意见，您有什么感想？

马立诚：也有支持的，我觉得这种讨论引发了这么多人去反对我，它也有多方面的作用。一个就是毕竟启发了大家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本身是好的。另外，说明了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情绪，已经积累比较久了，我的文章把它触发出来了。我觉得最后通过讨论，只要我们坚持一个理性的立场，坚持一个国家利益的立场，慢慢地、逐步地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一篇文章出来有人反对是正常的，我并不企图说服所有人，同时我也从反对我的文章里头学习，也得到不少启发，也丰富了我自己的想法。

主持人：那我们现场把这个话筒交给我们的观众。

观众：主持人好，马老师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我是想问一下，一方面日本已经向中国道歉21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日本是否认南京大屠杀，然后参拜静国神社，可以说是日本又一次在唱独角戏，但是我记得，我1999年的时候看过一篇，日本一个网民叫长古川宏一写的那个帖子，然后就是把中国人贬得一文不值，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日本有很大市场的。我就想问一下，说我们的历史可以翻过去，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翻过去的。另外，您说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把历史放一放。但是我想问一下是要放到什么时候以及怎么放？谢谢。

马立诚：第一个就是说日本的右翼，刚才我讲的日本民族主义者，在网上活动，很伤害我们的，是这样的。所以在日本确实有这么少数人，他搞这个东西，刚才像《战争论》这个东西，很伤害中国人心的，对这个东西的批评，甚至批判，我觉得完全应该的。像你刚才说有一个帖子，对咱们中国人很伤害，这个在日本的网站也很多见，当然咱们这边网站也是，骂他们也很多见，这个是属于两国国民互相的这种不要好、恶感，一种紧张。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现实，但是我们想办法来做工作，慢慢扭转这个倾向，变得互相能够多理解一些，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第二个，刚才你讲的，历史不是那么容易翻过去的，我承认是这样的，因为战争的伤痕蛮深的，翻过这一页，对很多人来说，他感情上有时候也许接受不了，一时忘怀不了，我尊重这些人，他的状态、他的感情，当然我可以表达我的意见，我们来互相讨论。难翻，随着时间的前进慢慢地翻，人总还得要着眼于现实，着眼于今天，着眼于明天。我觉得我们在生活里也是那样的，人身上有些痛苦的事情也是通过时间，逐渐地翻过这一页，来解决这个东西。

至于这个放到什么时候，我也说不准。中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发动八年的侵略日本，在1274年到1281年，元朝忽必烈，他策划，派遣了20多万大军，3000多条船，两次进攻日本，但是没有成功。今天日本人没有太多的提元朝这个事情，当时那个运送规模大于今天美国打伊拉克的规模。大概美军有15万人，当时就20万人，大家知道，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是非常困难的。当然元朝这场战争，现在已经七、八百年过去了，我想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不用那么久的时间。

主持人：好，下一位。

观众：马先生好。对于您刚才谈的那种经济观点我十分同意，但是对于把历史淡漠化我坚决不同意。日本公然篡改教课书，这说明他们的政府对于那个道歉并不是真正虔诚的道歉。还有如果我们把历史淡漠化，当多少年后我们子孙后代把历史真正淡漠化，那怎么反思那场战争所带给我们的痛苦？还有日本，如果日本多少年后，他们的子孙后代学到的是一种歪曲的历史，他们又怎么能反思于这场战争的罪恶呢？

马立诚：日本教科书问题是这样，确实日本有少数人来企图修改这个教课书，回避事实，但是这个教科书，在日本全国中学里被采用1％不到，其它的教材，还是坚持了战后的反思，比如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比如日本的侵略行为，日本应该反思和改正，在其它教材都有这一部分，你所担心的这个教材是占1％不到，整个日本人及日本人的后代就不再反思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不太会的。

主持人：或者说中国媒体，或者说中国民众，对这方面担心有点儿夸大。

马立诚：有的中国媒体把这个问题夸大，包括教材问题，当然了就是新闻媒体来说，它就故意来夸大，使读者更多，抓这个新鲜事它才好，但有时候它比较片面，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受众或者读者，只是通过这些消息来判断，就容易发生一些判断上的错位。因此引起一些担心，这个就是要慢慢通过增加信息来逐步解决这个事情。

主持人：时间很有限，大家以后有机会还可以通过网上跟马先生进行交流，在这里我再补充一个网友的问题，可能有的朋友没有问到。有一个网友叫“先锋乐手”。他这样说，我很赞同马先生的对日关系新思维，我在家里鼓吹要关闭我们县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结果被我舅爷爷打了一顿，我挨揍很委屈，我觉得马先生的立论可以说服我们年轻人，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说服比我们年纪大的那些人？

马立诚：他舅爷爷。

主持人：像这样的人我相信在中国人口中也还多很大的比例。

马立诚：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假如说我这个文章写出来，当然我冒着非常大的压力，你知道好多人骂我汉奸，汪精卫，但是没关系，有一个慢慢的进程，要需要时间，而且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不同教育背景，不同遭遇的人，恐怕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会都有一点儿区别，这是正常的，不要太着急，像采取关闭家乡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也不是很必要。

主持人：您不赞同吗？

马立诚：我不是很赞同去关闭抗日战争纪念馆。

主持人：恐怕为这句话，有的朋友要鼓掌了，是吧？由此，我们或者说，我们都体验到马先生立论的一些临界点在哪里，不管怎么样，马先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路、新的观念，我们有所感悟、有所启迪。

马先生，在这个演讲结束之前，我们有个惯例，希望您能够用一句话来概括对日关系新思维。

马立诚：我想引用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一句话，他提出的八个字，就是“放眼长远、筹谋大局”。

主持人：好，谢谢马立诚先生，谢谢东方大学城的老师和同学们，本期“世纪大讲堂“到此结束，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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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兼与马立诚先生商榷

作者：中国918网评论员
出处：强国社区


一

马立诚先生“石破天惊”的新作《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洋洋一万一千余言，以大量篇幅，用剪裁事实的方式罗列了种种貌似杂乱无章而处处伏笔的细节，在两国的民间舆论、经济现状、军事和国际政治及经济关系等方面作了一大通议论、疑问和假设。对此种种，马的结论和开出药方又是什么呢？

归结马先生的大作，不过是以“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论”导出“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已具备必要基础；以“日本是亚洲的骄傲论”导出“以日本为主导实现亚洲一体化论”的马立诚新“思维”（以下简称为“马‘思维’”）。

二

马先生游历日本一番，抄录了一段地理教科书将日本概况介绍一番后，笔锋一转，“日本国内生产总值5万亿美元的成就，高踞世界第二，实事求是地说，是亚洲的骄傲。”

如果说日本以国内生产总值4.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是“实事”的话，不知马先生“是亚洲的骄傲”的“是”是如何“求”出来的？马先生引日本经济以为自己的“骄傲”是马先生的个人自由，但马先生没有列举任何证明材料，就武断地认为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和马先生一样，以日本经济以为自己的“骄傲”是没有根据的。

关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内外原因和对亚洲国家的影响，有大量有关研究成果和文献。因马先生的文章未论及此议题，故本文不作过多有关论述。仅就日本对亚洲国家经济的影响的角度简要讨论一下。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博士的学术论文（个人主页http://www.rieti.go.jp/users/kan-si-yu/index_cn.html）《对华投资是否会导致日本空洞化》中提到：

“据《联合国投资报告》显示，2000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仅为328亿美元，不足日本GDP的1％。远不及排名前列的英国（2498亿美元）、法国（1725亿美元）和美国（1392亿美元），位居加拿大和瑞典等国之后，排名世界第十二位，尚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在日本对外投资的328亿美元总额中）对欧洲的投资占52%、对美国的投资占25%、对其它地区的投资占12.5%、对中国的投资占2%、对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的投资占10.2%。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2000年度対外及対内直接投資情況》”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以稳定亚洲经济，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东南亚国家贷款十几亿美元，体现和兑现了负责任的亚洲国家的义务。而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亚洲国家却乘机以日元贬值来打压中国，并使遭受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雪上加霜。这能够使亚洲国家引以为傲吗？

就日本的上述表现，马先生又凭什么认为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会认为日本“是亚洲的骄傲”？起码，如同亚洲国家不会以日本是反法西斯二战中是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中的亚洲国家而认为是亚洲的耻辱一样，因为那只是日本的耻辱。

三

马先生说：“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和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人已先后来到中国的芦沟桥和沈阳等地哀悼,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表示反省。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马先生真是快人快语，只一句“拘泥刻板形式”，马先生就将中国政府和人民要求日本正式道歉的合理要求置于蛮不讲理的位置。

朱镕基总理2000年10月14日在东京广播公司答日本民众问时说：“我想提醒一点，在日本所有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1995年，当时的村山首相曾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

请马先生注意中国总理使用了“正式文件”的提法，中国政府首脑对道歉问题的解决形式的表态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正式态度。

对此不知马先生作为中国公民作何感想？您认为这就是您所说的“拘泥刻板形式”？

江泽民主席在1996年9月3日答法国记者时说：

“在半个世纪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历来主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希望日本政府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受害国家和人民。 但是，日本国内不时出现一些人公然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事情，特别是最近以来，一些阁员竟然络绎不绝地参拜靖国神社，为东条英机之流的亡灵招魂，一些国会议员竟然纷纷散布掩饰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罪恶事实的奇谈怪论，这表明日本国内确实有那么一股势力企图重温军国主义的旧梦。他们的言行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愤慨。 日本今后究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别的什么道路，应当引起世人的高度警惕。日本必须妥善处理好历史问题，肃清反动的历史观，才能有助于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有利于日本与邻国建立信任关系。”

中国领导人的严正论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志：警惕和防止蠢蠢欲动、妄图侍机卷土重来的军国主义这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法西斯主义，从根本上维护亚洲和世界长久和平！

这，就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要求日本正式道歉的含义。

日本的道歉问题问题仅仅“形式”吗？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了吗？马先生，您太自以为是了，太过于蔑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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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属于地区经贸合作范畴的自由贸易区和属于国际政治学范畴的地区一体化的概念内涵上玩偷换概念的花招，是马先生的思维逻辑之一。虽然马先生以“推动中日韩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应尽的责任”来阐述他的自由贸易区概念，而不是以分析已经存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或美加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等自由贸易区实体来阐述自由贸易区概念内涵和作用，但从他关于“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比如,日本向海外派出军队参加维和行动,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及马先生以欧元、欧盟国家统一宪法为例等言论，可以知道马先生对一体化的内涵是很清楚的，并且马先生主张的是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的全方位一体化。

为证明自己自由贸易区=地区一体化的观点，马先生说：“朱熔基在2002年11月4日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中，提出了适时启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受到日本、韩国有识之士的欢迎。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呼唤"亚洲新时代",即在尊重各国文化特性的基础上,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首先是东亚和东南亚逐步实现经济一体化,然后再向前迈进。朱熔基的提议,揭开了‘亚洲新时代’的序幕,堪称大手笔”。经过马先生巧妙的文字“处理”，将自己的“自由贸易区=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新思维”变成了中国总理的观点，在这点上马先生真堪称大手笔了。

马先生又在阐述他关于“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时，马先生说：“在历史上,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次数比亚洲国家更多,彼此宿怨也比亚洲更深。从1814年到二战巴黎沦陷,光法国首都就六次领略了德国铁蹄的滋味。近的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欧洲掀起，并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今天,欧洲人在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方面的探索已经远远走在亚洲前面,不但启用了欧元，而且正在制定欧盟国家统一宪法。这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人类迈向大同的最大胆的尝试。”道出了他的本意：以欧洲一体化为例，得出自由贸易区=地区一体化的结果。

为了使读者对“一体化”有个直观的概念，这里举个例子：2002年12月，白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就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是否合并的问题对白俄罗斯居民进行民意调查的结果是：约有18%的人主张并入俄罗斯，有46%的人主张以欧盟的原则与俄实行一体化，约有22%的人赞成保持睦邻原状（见200３年1月５日《参考消息》），可知国家之间的合并、一体化、睦邻结盟三者间的区别。

众所周知，欧洲一体化是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的全方位一体化。那么我们来看看马先生主张的以“日本为主导实现亚洲一体化论”与欧洲一体化有没有可比性：

欧洲国家（主要是西欧）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大致相同，是一体化的基础。而中日之间毫无此种基础。

欧洲国家的面积和人口相对都较小和少，自然资源条件近似。他们都认为以单个欧洲国家的实力无法维护自己与美国利益不重合的部分，都认为只有“用一个声音说话”才能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要求，是联合的政治条件，欧洲议会和拟议中的欧洲宪法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标志。在这点上中日之间没有可类比之处。

以集团对抗为目的，有共同假象敌的军事同盟北约中的非美国力量是发展欧洲联合的组织基础，欧盟与北约的成员国的高度重合性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以法德为轴心建立的首批6万人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是欧洲军事一体化的标志。而中日之间不存在有共同假象敌的军事同盟，反而是日美之间存在以反华反共为目的的《日美安保同盟条约》，而这个条约正是战后历届日本政府坚定不移的外交政策基石。按照这个条约，美国负责保卫日本的安全，而日本对美国在日本能力所及范围内的一切军事行动予以无条件支持。换句话说，至少在军事领域，日本早就已经和美国“一体化”了。这就表明，任何对中日一体化的幻想，首先就要遇到《日美安保同盟条约》这个障碍——要么美国和日本接受中国主动提出的加入这个同盟的要求，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从根本上违反我国国家政策的事情；要么日本退出这个和美国缔结的同盟，而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这种希望日本退出《日美安保同盟条约》的幻想在短期内完全没有现实基础。这同时也是中日关系始终无法改善的最根本原因！

欧洲国家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大致相同，是联合的经济条件，欧元就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标志物。而中国没有采用日圆作本国货币的打算，只有日本有建立日圆经济圈的想法，即日本为头的“雁行理论”。

“目前的东亚已面临体制重组的新阶段。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曾殷切希望能够组成一个以日本和日元为中心的体系，也就是所谓的“雁行理论”与“日元区理论”。但是，因为日本无法取信于东亚其他国家，这种日本自居雁首，中国及东协为雁身，亚洲四小龙为雁翅的构思和企图也只能幻灭。如今，整合的模型已经改变，变成中日韩代表的东北亚与东南亚相互合作的二元分工体系，这种经济的整合力势将扩展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摘自《亚洲周刊》文章《中国经济急升与亚洲新意识》http://member.netease.com/~fmtnet/200101/eco0109.htm）。显然，马先生是在作无米之炊。

但如若认为马先生的本意仅仅是作无米之炊的话那就错了。马先生在阐述他关于“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时所依据的前提：“在历史上,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次数比亚洲国家更多,彼此宿怨也比亚洲更深。从1814年到二战巴黎沦陷,光法国首都就六次领略了德国铁蹄的滋味。”，相比之下，中国首都领略日军铁蹄的滋味比“六次”少，“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事。

虽然关于战后德日两国对二战态度区别和原因的文献资料汗牛充栋，但马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一反自己在文章中的“立论严谨、论点明确、论据充分”的评论家风范，没有列举出任何一个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仅仅以战争发生次数比较就草率得出了结论。就此我们来看一下发表于《历史学习》2002.6.的文章：

《为什么德国、日本对反省侵略表现如此不同》
作者：湖北阳新第一中学 李名升

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同为侵略国、战败国，但战后两国在对待侵略战争罪责问题上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战胜国对德日的占领方式不同决定了对两国法西斯清算的彻底性不同

德国，二战后初期由苏美法英四国分区占领。由于战后初期四国充分合作，对德国法西斯的惩处是比较彻底的。首先，对德国战犯的审判是彻底的。在纽伦堡审判中，尽管美英对德国有一定的袒护，但在苏联的坚决要求下，终于使德国的战犯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其次是战争赔款问题。50年代初德国就开始实施战争赔偿。前西德在1953年还通过了《战争受害者赔偿法》。截至1993年11月，德国战争赔偿已达1222．6亿马克。有关对犹太人和战时外籍劳工的赔偿现在还在进行。（注：1994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新的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案，明文规定同情纳粹、否认纳粹罪行、宣扬种族歧视为犯罪行为，加强了反纳粹的法律武器。）

日本，二战后由美国单独占领。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逐步改变了对日占领政策，极力扶植日本的右翼势力。“东京审判”就是在美国操纵下进行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广大亚洲国家却几乎没有发言权。结果，在甲级战犯中仅宣判25人有罪，其中7人被判处绞刑。1950年以后，美国还擅自非法释放了刑期未满的各级战犯。对发动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日本天皇不但未予以起诉，反而被说成是“民主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这样，东京审判对日本的惩戒作用就很有限了。在战争赔偿方面，由于复杂的国际背景和美国的操纵，战后多数亚洲国家放弃了对日本的索赔要求。1951年签署的《对日和平条约》（即《旧金山条约》），在排除中国参与、苏联不参加、完全由美国主导的情况下，关于战争赔偿问题作出了对日本十分有利的规定。到1995年初，日本向亚洲受害国家提供的赔款只有37．6亿美元。同时，日本却以二战时美国强制收容日侨为名，从美国那里得到12．5亿美元补偿。正是由于战后对日本战犯的惩处不力，对日本的赔款压力不够，使得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认真地接受历史教训、反省侵略战争。

（二）战后两国建立的政权基础不同

在德国，由于纳粹主义和纳粹分子受到了较彻底的清除，所以战后的德国联邦政府都是反纳粹的，对战争的反省也是认真和诚恳的。如第一届联邦政府总理阿登纳就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政治家，他在二战期间还因此遭到迫害，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前总理勃兰特也曾因反纳粹而被迫流亡国外，战争结束后才得以回国。

而在日本方面，战后建立的政治基础是不利于认真反省侵略战争的。首先，它保留了天皇制。尽管天皇大权已被剥夺，但他的“日本国之象征”、“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日本新宪法语）的特殊地位和日本国民对天皇的信仰没有根本破坏，既然对臣民和亚洲各国负罪的头号战犯（裕仁天皇），未有丝毫认罪表示，且依然巍巍在上，覥颜于世，又如何能消除日本国民的“皇国史观”和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呢。其次，由于美国的包庇、扶持，一大批战犯摇身一变成了日本政坛要人。如甲级战犯岸信介释放后竟于1957年担任了内阁首相，他的内阁成员大多数也是战争余孽。他们构成了右翼保守势力，长期左右日本政局。当今的日本遗族会（由二战中阵亡军人的家属组成）拥有成员500万人，其许多主干成员还是日本参众两院的议员。1981年4月，311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了“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该组织的宗旨就是要“告慰英灵，推动靖国神社的国营化，促成政府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否定侵略战争”，自民党党首自动成为该会会长。可见其影响力之大。正是由于战后朝野右翼势力的存在、发展，使日本反省历史缺乏必要的政治基础。

（三）两国的宗教文化传统不同

从历史上看，欧洲存在着带有“原罪”忏悔意识的基督教文化，这是战后德国反思战争罪责的精神基础，使他们能诚恳地对自己或自己的国家曾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深刻的反思和仟悔，以求得世人的宽恕和自己心灵的净化。

日本传统文化（武士文化）中有所谓“耻感”观念，这种“耻感”依附于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忠诚意识”上。有些日本政客曾扬言，如果承认侵略战争，就是给日本的历史“沾上污点”，就是对不起当年“为国捐躯者”。正是这种“耻感”观念在战争年代曾驱使“日本鬼子”干尽了伤天害理之事，并使今天的一些日本人始终不愿、也不敢认真反思他们祖辈曾进行的那场侵略战争。

（四）在有关侵略战争的社会教育方面，两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德国政府一直坚持如实地将希特勒的野蛮残暴行径公之于众，并对纳粹分子的活动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1994年9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的新的反纳粹和刑事犯罪法案，除继续禁止使用纳粹党的标志、口号外，还明确规定，凡宣扬种族歧视及否认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大屠杀的人均为犯罪行为者。为了向青少年准确地说明希特勒的战争罪行，德国在编写学校教科书时，曾专门征求过波兰的意见。

而日本政府却长期向国民灌输错误的历史观，只是强调日本“受害”意识，而忽略其“加害”意识。从1948年起，文部省就不断要求修改教科书中有关批评军国主义的内容。80年代以来又多次掀起修改中小学教科书的风波。修改后的教科书在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方面一次比一次严重。这种错误的历史教育毒害了战后的成长起来的日本青年，使错误的战争责任观得以“代代相传”。

（五）两国对其周边国家和人民的认同感不同

地处中欧的德国，二战后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重新融入欧洲社会。阿登纳上台伊始，就向法国做诚恳的道歉并得到了法国人民的宽容、谅解。勃兰特访问波兰期间，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双膝跪下，为此震动了世界舆论。1994年，德国总统赫尔佐克访问波兰时再次表示：“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他这番沉重仟悔的话得到了在场波兰人热烈的掌声。今天的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大家庭中平等而又重要的一员。

日本对亚洲则缺少认同。战后几十年，从战争废墟中再次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作为亚洲惟一的发达国家，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中国、韩国、东盟诸国的总和还多。随着经济的发展，战败国的压抑感被优越感所取代，而且越来越瞧不起亚洲国家和人民，“大和民族优秀论”、“脱亚论”甚嚣尘上。使得日本不愿意，也不屑于反省历史，并未真正认真看待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和融入亚洲社会。

（六）两国战后所处的地缘政治因素不同

深受德国侵害的苏联、法国、英国、以色列等国，战后经济、国力强大，在严惩德国法西斯方面态度也一直十分强硬，即使德国已经深刻反省了战争罪责也是如此。直到现在，以色列还在坚持要将那些隐姓埋名流亡世界各地多年的纳粹战犯引渡回国并绳之以法。

而在亚洲，深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都还处在相对落后状态。而且，这些国家在二战后国内政局很不稳定，如中国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抗法、抗美战争等。此外，为了冷战的需要，美国战后一直在扶持日本。这些都被日本政府利用，使日本国内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大大减少，极右翼的法西斯势力便得以发展。

综上所述，德国和日本在反省战争罪责问题上的态度如此不同，不是偶然的，有着十分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 (《历史学习》2002.6 版权所有：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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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盟国在欧洲各地判决德国战犯8万多人，而日本战犯仅有5000多人受审，并旋即被全部提前释放。东京审判判决甲级战犯7人，放过了头号战争罪犯天皇裕仁。东京国际审判中，虽然对日本25名战犯作出了有罪判决，但并没有追究所谓“天皇”及731部队的罪行，后来又释放了19名甲级战犯嫌疑人。其他恶贯满盈的战争罪犯竟逍遥法外，到处从事军国主义复活的行动，比如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司令石井四郎。日本自己更是从来没有处罚和追究过战犯。

按照基本的国际法原则，日本天皇裕仁是二战时日本的国家元首，因此法律上由日本天皇来代表国家，日本所发生的一切国际性问题，日本天皇都有义务代表国家享有权利，承受义务，担当责任。天皇不接受审判，带来的后果就是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没有了承担国际法义务以及国际法战争责任的代表人，换句话说就是对日本是否侵略了他国没有在法律上得到最根本的清理。

为公平起见，下面摘录一段美国记者查默斯·约翰逊对二战后麦克阿瑟的日本政策的有关论述：

“结束二战的《波茨坦公告》命令麦克阿瑟使日本‘民主化’。麦克阿瑟本人也认为这一命令有极大的危险，如不小心行事，他的民主化行动只会让人觉得这是征服者的意愿，并很有可能成为日后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推翻外国改革的靶子。

麦克阿瑟作了一些战略决定，他没有将裕仁从天皇的位置上赶下来，他的许多改革决定都是用天皇的名义发布的。他没有更换战时的日本政府，而将其保存完好，通过这个政府发布命令。战后的日本新宪法，土地改革法令、工会法令和开放日本经济的法令都是以日本政府颁布的法令的形式推出的。

审判战犯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二战后审判战犯意在教育日本民众战争的危害，但这一行动却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摘自美国《洛杉矶时报》2002年10月17日文章《重建伊拉克不能搞日本模式》，详见2002年12月25日《参考消息》）

还有重要的一点——台湾问题。众所周知，台湾当局顽固坚持源自“一中一台论”的“两国论”“一边一国论”是中国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而“两国论”的始作俑者正是日本政府。椐最近解密的日本政府文件，早在1961年，日本外务省就研究让台湾继续留在联合国的方案，1964年2月28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制定了的“基于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创意”的《台湾问题研究课题案》（绝密），1964年3月外务政务次官毛利松平访台，通过官方途径试图说服当时的台湾领导人采纳“一中一台”的政治主张（日本《东京新闻》2002年12月24日报道。详见2002年12月25日《参考消息》），赤裸裸地进行分裂中国、干涉中国的内政的活动。

实际上，日本对台湾问题之深深卷入，是有其深刻历史渊源和现实利益的，较系统的研究可参考国防大学范跃江的文章《试析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台湾情结”》，日本学刊 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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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领土争端，钓鱼岛问题。

新华网北京2003年1月4日电 1月4日，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就钓鱼岛问题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王毅说，日本政府从所谓“民间所有者”手中租借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事件曝光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发表谈话，表明了中方对此问题的严正立场，亚洲司负责人随即向日方提出了交涉，要求日方做出说明和交待。现在，我愿明确告诉大使，中方不接受日方做出的解释，我奉命再次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王毅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对此拥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和法律依据。王毅说，我郑重重申，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是非法和无效的，中方决不能接受，我还要提醒日方，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不移的，任何试图窃取中国领土的图谋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王毅指出，在钓鱼岛问题上，由于日方的原因，中日关系曾几度受到影响，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日方曾承诺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出现影响两国关系的事态。但日方的举措显然违背了承诺，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也势将给两国关系带来不必要的损害。王毅要求日本纠正错误作法，停止制造危害中日关系的事端。

关于中日在钓鱼岛主权问题的争端是世所共知的，此处无须多言。

再让我们看看刚发生的事情：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于东京时间1月14日下午14时参拜了靖国神社。日本国家电视台对小泉参拜的实况进行了转播，参拜用了一分钟。这次是小泉自担任首相以来，第三次前往参拜。小泉的这一举动，将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就中日关系的现状而言，就连使用“两国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发展友好关系的重大悬而未决的问题和障碍”这样的外交辞令来形容都是有困难的，更遑论实现“一体化”了。

很难设想，德法两国会在德国坚决否认和粉饰纳粹罪行、与另一方存在领土争议、另一方对己方进行分裂活动、另一方与超级大国结成针对己方的军事同盟的情况下实现“一体化”。马先生是在以法德轴心作例子“教训”中国人民的同时给德法两国抹了一脸的胡椒粉。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处理国际事务，尊重世界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摘自《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所作报告》）

请马先生说说，中国21世纪的对外政策有没有放弃独立自主、不结盟、不搞集团对抗的原则呢？

其实，马先生对其政治主张：以日本为主导、以日中轴心为枢纽、实现亚洲政治、经济或许还有军事一体化，与欧盟、美国形成三足鼎立抗衡的世界秩序格局，至少在现阶段是不现实的事实是心中有数的。想必马先生还没有狂妄到认为自己可以左右国家基本政策决策的地步。实际上马先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不过是以进两步退一步的策略，在貌似合理的的结论下证明不合理结论的前提假设：与德国一样，日本已经彻底反省摆脱了反法西斯战争中战败国的历史阴影并已经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完全可以有“正常”国家的“诉求”了！

马先生花费大量心机“论证”的“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论”，将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历来主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日本政府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受害国家和人民的一贯方针和要求“简化”为“道歉问题”，并武断地认为“已经解决”，从表面上看无非是为他开出药方“（中日已经）化敌为友”，为“实现（亚洲）一体化”作铺垫而已，其实马先生另有用意。

马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2002年2月9日江泽民在会见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时说：“我认为中日双方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持中日友好，友好可以促进繁荣，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利。”

不知马先生是否知道，2002年6月24日江泽民主席会见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时指出：能否认真反省二战期间的侵略罪行，关系到日本的国际形象，歪曲历史将有害于中日两国发展长期的睦邻友好关系。

此处我们无意与马先生进行领导人言论的引用口水战，而是说明引用领导人论述应有系统性。前一条论述说明了实现两国友好的积极意义，后一条论述说明了要实现两国长期友好的必要前提。

这里，马先生通过“实现一体化”的主张，将江泽民主席关于“中日双方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持中日友好，友好可以促进繁荣，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利。”的论述巧妙地引向了自己的“扩展性”的解释：将实现“友好”和“繁荣”的途径解释为“以日本为主导、以日中轴心为枢纽，实现（亚洲）一体化”。这的确是马先生“高瞻远瞩”的“新思维”。

要实现一体化，就有个谁来领头，以谁为主的问题。虽然马先生在其大作的结尾提到“亚洲的枢纽是中国与日本”，以对应其所举的法德轴心的例子，但马先生在其大作第二章节得出的第一个“马理论”：“日本是亚洲的骄傲”，可以明白马先生的结论。

其实，马先生对其政治主张：以日本为主导、以日中轴心为枢纽、实现亚洲政治、经济或许还有军事一体化，与欧盟、美国形成三足鼎立抗衡的世界秩序格局，至少在现阶段是不现实的事实是心中有数的。实际上马先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再次在貌似合理的的结论下证明不合理的结论前提假设：与德国一样，日本已经彻底反省摆脱了反法西斯战争中战败国的历史阴影并已经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完全可以有“正常”国家的“诉求”了！

但如果认为马先生的“新”思维仅止于此就未免太过于小看马先生了。

马先生文章题目很巧妙，从一开始就将中日关系这个由国家政府决策运作的大课题用转折号置于民间。诚然，国内民众舆论—也就是马先生所说的“民间”舆论的主流性本质性的意见是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因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和政府力量的主体来源，是党的十六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组成之一。

“之忧”二字点出了马先生的意思：中日关系存在着“忧”，按马先生的看法这“忧”的根源是出自民间。其实马先生这样的资深学者，是不会不清楚由中国政府综合各种因素作出的对日外交决策和决策的实施是对中日关系实际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

马先生认为中日关系存在着“忧”，联系到中国政府对“参拜神社”、“修改教科书”、“钓鱼岛问题”等所作有碍“实现一体化”的反应，而造成这“忧”的根源马先生指向何方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五
马先生以“军旗装事件”为抨击中国民间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为切入点，一开始就对“军旗装事件”起因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先是怀疑国人的眼睛有问题，不能分辨出日本海军旗，后是置事件发生后以南京大屠杀事件幸存者就此事发表的联名公开信为代表的主流理智反应于不顾，仅列举了部分民间人士出于源自百年来被压迫民族的悲情激愤而发的欠理性言论作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主流。

对“姓吴的31岁的泼粪者”的个人行为是马先生的着墨重点，这里马先生为了发泄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不满，就泼粪事件穷追猛打（马先生很看重这个个别的唯一事例，特地为此注明了他引用甘地言论的出处的第一个文献：《大学人文读本·人与世界。），又以发生在动乱时期少数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人所为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与“军旗装事件”的大讨论联系起来，马先生没有在“国人”前面放置部分或个别之类的范围限定说明词的前提下指责国人“使用暴力”和“残暴”，用甘地的非暴力理论教训了全体国人一番，证明国人尚未在“精神上觉醒”。

还算马先生笔下留情，没有将1919年5月4日北京发生的一些人痛打了正在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火烧了订立共建东亚共荣圈的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的、“火烧赵家楼”等源自反对蔑视压迫中华民族“巴黎和会”和约、“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闹剧”类似的“爱国冲动“列举出来。

“此类行为，名为“爱国”，实为祸国，是对国家和民族不负责任的群氓行径。人们从中看到了什么呢？文明和野蛮的界限消失了。”在这里，马先生将他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切齿之恨，以文雅的大家手笔方式溢于言表。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应走向何方呢？对此，马先生“生动地”引用了法国学者多甘在描述的西欧各国由传统的民族主义向一体化过渡的心态（为证明“多甘结论”的出处和权威性，马先生特地给出了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参考文献：《国外社会科学前沿·1997》）为国人开出“良方”：“很多西欧人具有很节制的民族自尊,并不绝对信任自己的军队,但却信任邻国,并且对一体化越来越持积极态度。”

马先生的意思很明白：对中国人民而言，就是“不绝对信任自己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却应信任邻国日本”，去支持马先生的“以日本为主导、以日中轴心为枢纽，实现（亚洲）一体化”新思维，否则就是“赂升”的狭隘“小农思想”和“非理性盲动”的民族主义，不然的话，简直就是“爱国贼”！（不过，“赂升”这个充满贬义和邪意煽情的词大概是马先生独创的“新”词，与“爱国贼”一词一样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马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对中日两国民间的民族主义进行了貌似“公正”的抨击，惟独没有对国际政治范畴内的民族主义的实质作起码的分析。我们来看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研究员对民族主义的分析论述：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只能界定在近代民族国家时期的内外阶级关系之内，即指资产阶级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显然具有进步的、革命的意义。但在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形成后，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其民族主义则体现为在近代合理主义指导下推行的民族扩张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显然是反动的、必须加以否定的。于是又出现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区别。如果把二者混为一谈、同等对待，显然就是抹杀了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伟大意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把民族主义一般化为民族优越感和爱国精神。在现代乃至冷战后时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远未消亡，其本质并没有变，只不过获得了新的发展，丰富了新的内容，故而往往被称作新民族主义。总之，民族主义原本就是阶级关系范畴的概念，将民族主义非阶级关系化、认为民族主义只要不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就是“好”的民族主义的观点是难以令人首肯的。”（摘自《关于日本的民族主义》，作者 蒋立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

就国际政治学范畴而论，世界上的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基本观点之一乃是常识。

马先生在他的大作中，运用了学术界争议颇多的产生于20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哈贝马斯的观点、甘地理论、“多甘结论”、和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的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空想大同社会主义理论甚至以“杂文家”鄢烈山的“’爱国贼‘理论”的作为自己理论依据。

本来马先生信仰什么是马先生的个人自由，考虑到马先生以资深评论员身份供职于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事实，用上述“理论”杂烩而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见十六大《党章》）党的思想基础指导理论实在令人费解。

我们来看看马先生答日本《中文导报》记者冷舟问的一段问答：

问：您写这篇文章，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写的呢，还是有什么背景？

答：“十六大“以后，各方面都要求革新。改革和开放发展，就是说“十六大”以后要更加改革，更加开放，使中国的面貌更加变化。主要是我自己结合“十六大”这样形势而写的。

——真不知马先生这样的回答是从何说起？

马先生说：“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大强调创新。我认为,在对日关系方面也应如此。抛弃旧观念,启动新思维,实为当前切要。”

——从马先生的“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论”得出的“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已具备必要基础；以欧洲一体化为例及以“日本是亚洲的骄傲论”推出“以日本为主导实现亚洲一体化论”的马立诚“思维”，除了马先生自己将之誉为“人类迈向大同”的必由之路的乌托邦式的梦呓，以及复述了一遍日本自己早已提出并在实施过程中的的“恢复正常国家军事状态的军事诉求和成为政治大国的政治诉求”外，实在看不出“马‘思维’”新在何处。

六

再回到马先生的本题“民间之忧”即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忧”。

“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摘自《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所作报告》）”

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有五千年历史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她使我们引以为骄傲；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压迫掠夺使她陷入百年沉沦，蒙受无数耻辱血流成河；数不清的志士仁人为使她独立富强艰苦探索流血奋斗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向上；五十年前毛泽东主席“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那气壮山河的宣言，宣告她在世界面前挺直了脊梁；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使她走上历史性伟大复兴康庄大道！

这就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之源、之主流，之本质。

可以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否定马“理论”的，至少日本舆论以“石破天惊”来比喻马先生的大作，至少应该使马先生多少得到些虚荣的满足感吧。

马“理论”所能起到的作用，只不过是在“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作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摘自《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所作报告》）”的中华民族正在崛起的时代起到矮化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打击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涣散中华民族的奋进精神的作用——不过这只是马先生的幻想。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