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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星北，普通人对这个名字很陌生。而如果叫他“中国的爱因斯坦”，想必陌生的人也会增加些许亲近。他曾经大名鼎鼎，而今却寂寂无名。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落差？
束星北，一个航天人的性格悲剧
束星北个性很强，很冲，这种性格的形成，应该来源于母亲。父亲娶二房，性格倔犟的母亲撇下一大堆家产，带着束星北从江苏扬州的小村庄离家出走，从此母子相依为命。俗语说“三岁看到老”，束星北后来性格上的直、冲、不懂变通等等，与他的母亲和他童年的经历应该有很大关系。
偏偏造物主又特别青睐他，让他拥有一身横溢的才华。天资聪颖，海外留学，师承名门，不到两年，拿回两个国外名牌大学的硕士学位，所有这些，都让他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低下去”
年少轻狂、恃才傲物的束星北从海外留学归来，在国内打响的第一炮，竟然是直接对“蒋委员长”开骂。
束星北1931年回国后，经他的大舅哥凯悌介绍，到黄埔军校任物理教官。他的教学水平和才气，很快就引起了学校的重视。一天，蒋介石来学校视察，按惯例要召见几个军官，束星北有幸被学校点中。在这所由蒋介石兼任校长的学校，能够得到提名召见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束星北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反而把这次召见变成了“面责”。
当时，“一·二八”事件发生不久，国人对国民政府对日政策颇不理解，在束星北看来，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违抗政府不允许抵抗日本人的命令，是民族英雄的壮举；而国民政府在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上海时，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是屈辱的卖国行为。
束星北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据他自己回忆：“因同恺悌住一幢楼房也知道蒋介石对日寇妥协，对他开起大炮来，把他骂了一顿，但事后出来受到朋友们的抱怨，说我有粗无细，不了解中国情况，后经他们解释，我已变成了蒋介石的崇拜者。”
束星北当着众人的面一顿“大炮”，弄得蒋介石很是下不来台，只是说了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蒋介石显然是动怒了。束星北的嫂子是宋美龄的秘书，据她透露出消息说，蒋介石回到总统官邸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事。也正是因为此事，束星北知趣地辞去了物理教官一职。
大骂蒋介石，让人们真正了解了束星北的个性。因此，当他离开黄埔，打算去浙江大学的时候，不少浙大元老表示异议。认为此人个性太强、太冲，难以驾驭。校长竺可桢爱惜人才，坚持把他要了过来。
在一些人眼里，束星北属于那种秉性出众、智慧超群的天才人物。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创始人之一程开甲，对老师的评价是：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
在当时浙大物理学界，有两个教授对学问较真的劲头好比小孩儿，他们就是束星北和王淦昌。
二人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两个主角无论谁登台作主讲，另一个一定会不断地在下面“拆台”，不断地提问插话、诘问“抬扛”，常常使讨论变成了近乎吵架的争论，有时候，两个人竟像顶了牛的小孩子一样，头对头，喊叫着，争得面红耳赤。
当时，束星北还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这个天才青年在学术上锱铢必较，生活中也同样如此。
抗战时期，学校普遍供应短缺，师生们常常衣不敝体、食不果腹。可是，束星北却在这种关键时刻被某教授误会囤积倒卖大米面粉。为了替自己辩白，他在学校食堂门口贴大字报，直接向那位教授挑战：或者道歉，或者与他辩论。那个教授自然不敢应战，很快就应聘到别的大学去了。
渐渐地，束星北得了一个“束大炮”的称号。
这个时期，束星北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即使一些老先生称誉他“天下第一才子”，他也欣欣然，既不自谦，也不觉为过。他心里本来就有这样的感觉。“我28岁就成了名教授，自持有大才，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低下去。”
对束星北来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浙江大学是他辉煌的坐标。
“束大炮”的两次轰击
五十年代院系调整后，束星北1952年去了山东大学。在新环境，他还是延续着以往“束大炮” 的一贯风格。
着名热力学家王主竹溪来山大做学术报告。讲了将近五十分钟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先生走向讲台，他也不做任何解释或开场白，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他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那里。没人说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大厅里沉寂了好一阵子后，有人小声嘀咕：束星北、束星北。
这就是束星北的公开亮相。他一口气讲了大约有四十分钟，也可以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近四十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
据说，后来王竹溪曾到他的老师周培源面前哭诉。山大也曾为此专门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堵得领导没脾气。
没多久，束星北把自己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再次复制。这次，被“束大炮”轰击的是他指导过的一个年轻助教，叫李哲明。
场景是这样的：束星北在教室外面听了一阵李哲明讲课，中途实在受不了，硬闯进教室，脸拉得老长，走上讲台后，二话没说，摸起一根粉笔头，就在李哲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重点提示上打叉。他先是在一些公式上打出一些小叉，然后又在每一个单元上打上几个稍大些的叉，最后一个大叉几乎够到了黑板的四个角。
他开始从第一个打过叉的地方讲起。李哲明退到一边，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脸涨得通红。束星北一直讲到第二堂课的铃声响起，才想起李哲明。最后还当着学生的面提醒他：我给你们说过多次，任何事情必须首先得自己弄明白了，搞清楚了，才能讲得通讲得明白，如果连自己都搞不懂，怎么指望让别人听明白。
事后，李哲明认为束星北让他在学生面前出了丑，跑到校长华岗那里放声大哭，要华岗为自己主持“公道”。但华岗认为，束星北除了方法欠妥外，并无大误。
这个时期，束星北太强、太冲的个性没有一点收敛。
人在屋檐下
可是，当肃反运动开始的时候，束星北这种性格的人注定难逃厄运。他被定为“反革命”，原因很多：曾经在国民党的军事机关工作过；曾经在选举人民代表时投了英格丽·褒曼一票；曾经公开谩骂领导。等等。这些都能让肃反人员浮想联翩。
束星北当然要抗争。
如果拿后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的遭际做比较，束星北所遭的罪不是最重的。他被停职反省，在批斗大会上被强迫站起来，被强行下了校徽，被捏造、歪曲了一些事实。这些基本上都是言语上的攻击，并没有严重到身体上的凌辱。但“束大炮”很难忍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在四处申辩无果的情况下，他给毛主席发去了电报，以期待他人道主义的救援：
北京、毛主席，山东大学把我当反革命分子斗争已三天，请注意发展，山大物理教授束星北。
这样的电报自然不会有下落。
不堪其辱又无力自救的束星北曾经想到了自杀。他给好友王淦昌写信说：
“毛主席处我也报告过了，现在还是如此，我也尽了我的责任，人民既不需要我，我活在世上也没趣味。”
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束星北还没来得及实践他的自杀诺言，政治气氛又变了。共产党开始整风，想听到不同的声音。“反革命”束星北翻身了，山大党委为此前把他错误地定为“反革命”公开道歉。
这在全国高校中极为罕见。可束星北不识时务，又给学校出难题。他让学校将平反结论打出200份，散发给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科研界的有关人士。学校党委自然不同意，双方陷入僵局。最后折衷：由束星北以个人名义写个申请报告，并自费由学校资料室为其将这份材料打印200份。学校称，这次行动，只是束星北个人行为，与组织无涉。
对一般人而言，这无疑是一次非凡的“待遇”，可在束星北看来，它却是经过努力和斗争取得的胜利，这个胜利，让束星北的自尊和精神得到了满足。
胜利是暂时的。不懂得“治世则方，乱世则圆”的道理，在随后的反右斗争中，束星北还是难逃厄运。他被扣了三顶帽子：极右派、历史反革命分子和被管制分子。
家人、子女、亲戚都受了牵连。此前锋芒尽露、棱角分明的束星北真正感到了压力，感到有愧于亲人。他在现实面前低头了。
为了能尽快摘帽，“束大炮”也“改头换面”。他从山大来到新单位青岛医学院物理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一个小本挨个让人家提意见。有人习惯背后或在会上提意见，不想附和他，他也不急，一有空就掏出小本在人家一旁站着，人家不胜其烦或被其精神感动，只好同他“合作”。待人家挨个提过意见后，他便整理出来，上交领导，作为改造成果。
束星北的确是想真诚改造，可这并没有感动上帝。光是摘掉一个“被管制分子”的帽子，他就用了整整八年时间。至于说给他全部平反，那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了。
“本该是我来做的”
像束星北这样智慧超群的人，不让他做事情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
“文革”后半期，束星北的日子好过点了，打他主意的人少了。一段时间，他好像被人们遗忘了。按说，头上的紧箍咒被人家念了这么多年，突然不念了，该是个好事，可束星北受不了。
他变得越来越“神经质”，一旦广播、报纸报道重大发明或成果，他就不停地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常常通宵不眠。有一次，他独自坐在家中壁橱里垂泪，口中还念念有词：“本该是我来做的，本该是我来做的。”家里人走过去，一看他手里的报纸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原来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了。
束星北的这种情绪也影响到家人。家里人为让他高兴，想着法给他排忧解闷。一次，家人陪他玩“老虎过河”游戏，谁先将老虎、羊和白菜通过不同的搭配，分别组合后用同一条船运到河对岸，谁就赢。束星北从没玩过，一晚上都在输，最后输得拂袖而去。家人以为他去睡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他把家人堵在屋子里，告诉他们，有答案了。大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钻进壁橱，拿出一摞子一米见方的大字报纸，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计算符号，这就是他的答案。他通宵未眠，从各个角度用各种形式计算了老虎过河的方式，最后得出结论，家人虽然赢了，但他们过河的方式并不是最佳的。
就是这样一个较真的老头儿，1979年的时候，终于可以做点事情了。
当时航天部试验的中国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慎重起见，国家有关部门在学术界广泛征求有关科学家意见，有人推荐了束星北。结果，束星北仅以实验室的一台计算机、一枝笔、一摞纸，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任务。国家为这项研究拨款一百万，束星北分文未取。这一年，束星北73岁，73岁高龄的科学家独自一人，出色地完成了重大而复杂的计算任务，这在航天学界轰动一时。
最后的时刻，束星北还期望通过一搏，使自己多年的积累有个突破。而此时，很多同代科学家已经可以回顾、评价、检阅自己的人生道路了，而束星北仍在“一线”作战。他最自信的是，他的精力与记忆力都不亚于当年。
可是，命运再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1983年，一场小小的风寒将这个身心早已千疮百孔的老人击倒了。不久，他带着此生太多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曾是一条多么伟岸壮阔的大河，可是这条大河只有汹涌澎湃的源头，往后却是不断地萎缩干涸；他曾有多么陡峭不凡的品质，可是风霜雨雪之后，却失去了高贵的光泽。这是时代使然、命运使然、还是个性使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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