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最后的信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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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16日下午，阿道夫·希特勒正式撤离了他位于柏林威廉姆斯大街具有新巴洛克风格的正式官邸——老德意志大臣花园。他虽然没走多远，不过和以往相比，这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在大臣花园地下15米深处的地堡中，为他“千年不朽”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梦想继续战斗。
　　
　　从此，希特勒再也没有看到过柏林的日出和日落。
　　
　　随着元首遁迹地下，一个纳粹少年的命运也因之而改变。
　　
　　勇敢的纳粹少年
　　
　　他叫阿尔敏·迪·莱曼，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他只有4岁。但从10岁起，莱曼就开始为希特勒效力了。他成了希特勒青年团少年班低年级组的一名幼童子军，他干得很不错，2年后就开始管理一支30人的小分队了，可以发布命令和演讲。
　　
　　与众多希特勒少年班的孩子们一样，莱曼所接受的教育告诉他，德国人是更高级的人种，天生就应该统治劣等人种。他们是雅利安人，而雅利安人就比别的人种，特别是比犹太人要高级。犹太人就是寄生虫。这种教育，坚定了莱曼为元首和帝国效忠的决心。
　　
　　莱曼第一次在战斗中受伤是1940年，当时他只有12岁。他母亲的一位叔父在德国占领地波兰担任行政官员，莱曼一家去拜访他，并住在他的农舍。那天晚上，一群饥饿的波兰士兵袭击了他们。他们不得不退到地窖，莱曼拿着一把连发左轮手枪，透过窗户开了一枪，子弹击破了窗格玻璃，玻璃碎片纷纷落在莱曼的脸上。主人十分生气，不仅因为莱曼伤着了自己，还因为他暴露了他们所处的位置。波兰人在第二天又发起了一次进攻。在附近的驻军赶来援救之前，他们坚持抵抗了近一整天。
　　
　　1945年，莱曼参加的战斗更加残酷。他被炮弹碎片击中腿部，差点截肢。手术时，因为没有麻醉剂，让这个16岁的少年受了不少的罪。他后来回忆道：
　　
　　“我还记得，当他们为我清理伤口的时候，我又一次感到了钻心的疼痛，为了让我不尖叫起来，负责清理伤口的医护人员把皮带塞到我嘴里，他说：‘如果觉得疼，你就咬皮带吧！’
　　
　　一个伤员为我点燃了一支烟，我抽了几口，觉得伤口好像不那么痛了。因为咬住皮带，我的嘴唇有些破了，于是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抽烟，直到最后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旁人告诉我，医护人员拿走了我最后一支烟。那人还数了数我扔在地上的烟头，我一共抽了17支烟。”
　　
　　因为在这次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莱曼获得了一枚铁十字勋章。由于这枚勋章，莱曼引起了希特勒青年军领导人阿克斯曼的注意。阿克斯曼问起莱曼的战斗经历，当莱曼告诉他，自己曾经是一个信差时，阿克斯曼扬起了眉毛：“元首在一战中也曾经做过信差！”
　　
　　就这样，莱曼幸运地被选中去柏林，在元首的生日庆祝会上面见元首。16岁的莱曼，命运因此有了一个大转折。
　　
　　送信的日子
　　
　　这是莱曼有生以来最难忘的经历：他亲眼见到了无数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关键人物，最重要的是他见到了元首。但希特勒的表现让他吃惊。莱曼认为，他年逾70的祖父母看上去都要比苍老的希特勒精神许多。要知道，希特勒当时只有56岁。但希特勒糟糕的状态并没有影响到莱曼对他的崇拜。
　　
　　阿克斯曼对莱曼印象颇好，要他留在身边做信差，为即将建立的阿克斯曼之师效力。莱曼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被挑中担任如此重任。他的工作是穿梭于近20个希特勒青年团小分队的营地之间，传递消息。这些小分队奉命保卫柏林城，主要驻扎在桥头和主要道路。
　　
　　尽管灾难即将降临到柏林，但还是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严谨和自律。在莱曼即将执行第一次任务的前一天，阿克斯曼才得知他没有摩托车驾驶执照，这使他立刻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阿克斯曼不会去做“违法的事”，在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愣是给莱曼找到了一个有驾驶执照的司机。莱曼认为，阿克斯曼一定是发疯了。因为在子弹炸药横飞的大街上，如果还会有警察把他拦下检查执照，那真是见鬼了。
　　
　　对于莱曼，这就是一场赌博。每次一跨出防空洞，就等于把自己的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幸运的话只是尝尝燃烧弹带来的浓浓磷烟和有毒汽油的味道，要是不走运，就会直接被苏联火箭削成肉泥。
　　
　　莱曼的运气不错，从第六天开始，就有机会到元首地堡取急件。他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递送的是希特勒自杀前的最后一批急件。情况紧急时，莱曼不得不每天十几次地往地堡跑，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每次他都能成功，这简直就是奇迹。以至于后来每当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地堡门口时，值班的两个警卫总会调侃道：“幸运的小伙子！你又成功了！”，或者说“怎么又是你，小伙子！你怎么还好好的？”
　　
　　第三帝国的末日日益临近，每天在生死边缘徘徊的莱曼，精神高度紧张，所以，当莱曼听到希特勒自杀这样一个坏消息时，他的信念彻底崩溃。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或许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希特勒信差——这份该死的工作他再也不用干了。
　　
　　偶像倒下去之后，如何活命成了莱曼的当务之急。
　　
　　艰难的重生
　　
　　柏林城被苏军围得水泄不通，莱曼跟着一大群人一起突围。逃跑过程中，他被一个弹片击中了脊柱，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时，莱曼发现自己只能移动头和手，大小便失禁，浑身脏兮兮，无助地躺在担架上。
　　
　　这种情形是由于脊柱擦伤而造成的暂时性瘫痪，很快会恢复。但莱曼不知道，医生也不知道，否则的话，他也许会被送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劳改营。
　　
　　想到自己将永远是一个没有希望令人讨厌的残废人，莱曼产生了死的念头，他请求一位老人开枪打死他。“孩子，你是不是疯了？”老人说，接着又耸了耸肩，“我去哪儿找枪去？”柏林人出名的幽默感无时不在。
　　
　　莱曼被转移了，他醒来时感觉自己是在一辆军用汽车上。一个苏军士兵给了他一块面包吃，还把一块已融化的黄油放到他手上，然后又喂了他一口伏特加酒。醉熏熏的士兵把酒倒得莱曼满脸都是，他的眼睛被酒精烧得像着了火一样。莱曼忍不住尖叫起来，叫声激怒了士兵，他被暴打一顿后扔在路边。
　　
　　一些好心人救了他。他的腰部以下开始慢慢有了知觉，他的精神和活下去的愿望也开始慢慢复苏。
　　
　　苏联军医签署了对他的释放令，但他们禁止莱曼到苏军占领区。莱曼用尽全力越过一条很大的河到达了美军占领区。由于背着一个很重的背包涉水，他的瘫痪症复发。幸好一个边境巡逻队救了他。
　　
　　在美军占领区，莱曼看到了纳粹分子所犯罪行的纪录片。面对自己曾经信仰并为之服务的元首所犯下的十恶不赦的罪行，莱曼受到极大刺激，有三天三夜不能吃不能睡。他没有辩解，决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因为年轻，莱曼最终被免于起诉。他后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希特勒赢得了这场战争，他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罪犯。即便如此，集体犯罪的概念还是折磨了他好多年。
　　
　　1948年，莱曼参加了由占领当局举办的为期6个月的新闻课程，此后他成了一位记者和旅行作家。1951年，他在驻慕尼黑美军机构里获得了一个平民职位，后来继续在美国本土的部队里做德语教师。1967年莱曼被批准加入了美国籍，成了一位美国公民。1969年，他获得了美国社会活动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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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愿意这个莱曼最后是那个著名的球星，这样方显出命运的精彩与折腾，哈哈。